行者眼中的山河与岁月——湘人何平博士的生态和平之路

    2026-08-31 21:18:15

文|师帅

盐湖城的午后,阳光沉静。和平公园里,二十八国庭园比邻而立,草木不语,只在风中交换着各自的绿意。最引我驻足的是那座中国牌楼,匾额上“中国和平公园”六字笔力苍劲,出自顾维钧先生之手。这位在巴黎和会上力陈国权的民国外交家,晚年题写这几个字时,心中所想,大约已不是一时一地的胜负,而是文明之间更长久的对话。

园中有一座石碑,铭刻着发起人奥托·威斯利夫人的名字。1939年,这位女士在战火将燃之际开始动议建园,历经二战风雨,直到1952年才落成。一座园林的命运,竟与人类的和平梦想同频共振。那些年,世界在流血,她却执意在一片土地上播种和平,仿佛在用最柔软的方式对抗最坚硬的现实。

我与何平博士相遇,便是在这块碑前。他是湖南株洲人、威斯康星大学土木环境工程博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主要创始人。三十年往来于中美之间,不是作为过客,而是作为桥。有人渡海是为谋生,有人渡海是为求知,而他渡海,是为了把彼岸的绿色理念引回故土,再把故土的生态实践讲给世界听。

他站在那里,身形清癯,目光却沉。我忽然想到:顾维钧先生题写牌楼的年代,外交是国与国的周旋;而何平博士奔走的这三十年,和平有了新的注脚——生态安全,是最长久的和平;生物多样性,是最硬核的代际公平。

这注脚并非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山河间。

本世纪初,云南怒江曾规划“两库十三级”水电开发。那是中国唯一没有被大坝截断的原生大河,纵贯热带雨林、原始森林、湿地、高原草甸,是滇金丝猴的家园,是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世代栖居的文化沃土。一旦大坝蓄水,峡谷地貌永久颠覆,流域生态链彻底断裂,大量特有物种将遭遇不可逆灭绝。

2013年,调整后的“一库四级”方案再度启动。何平博士从美国赶赴云南,沿江徒步踏勘,深入村寨调研。他不是激进的反对者,他是用数据说话的科学者。他向国务院提交专项建言,直指五大致命隐患:地质灾害、物种灭绝、文化断裂、景观损毁、国际形象受损。建言引起重视怒江最终得以保全。

我问他:“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可能做不成?”他沉默片刻,说:“想过。但不能因为可能失败就不去做。物种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透支后代的自然财富。”

这句话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文明守护者——那些在荒漠中守护壁画的人、在战火中转移文物的人、在平庸年代里坚持追问的人。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超凡的能力,而是对“不可逆”三个字的恐惧与敬畏。

同样不可逆的,还有空气。

雾霾最严峻那些年,行业专家普遍认为雾霾源于“排放强度超过环境容量”,但何平带领团队发现了被忽视的真相:国内普遍使用的湿法脱硫工艺,虽能去除硫化物,却持续排放高湿低温白色烟羽,裹挟大量超细悬浮颗粒物;脱硝产生的氨逃逸,在大气中二次反应生成PM2.5。即便企业达标排放,依然催生大范围雾霾。

2014年,他通过全国政协提交专业报告;2017年公开发文系统论证;2018年在徐州落地全国首个“除湿脱白”示范工程,当地PM2.5降幅远超区域平均水平。2024和2025年,他两次致信高层,建议避免地方“一刀切”式关停限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中国大气标准进一步向国际健康标准靠近。

他说:“洁净空气,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的公共生态资产。”

这话说得平静,却重若千钧。

何平博士半生跨海,不为名利,只为把青山绿水的承诺,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从这一岸传到那一岸。他是行者,也是记录者——用生态保护为笔,为山河写下注脚若干年之后,当后人回望这个时代,怒江还在奔流,空气还在清澈,有人曾在山河之间,为不可逆的事物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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