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熊劲松

车入新会，雨柱忽然软了，颓成漫天牛毛似的细丝，在车窗上勾出歪斜的泪痕。我刚从中山的倾盆里逃出来，那雨砸在车顶，像擂了十万面战鼓。此刻雨收了，天地却还浸在铅灰里，闷着一口气未喘匀。

刘强教授坐在副驾，一路上话不多。车过银洲湖大桥时，他忽然指着窗外：“你看那水色——咸淡交界的地方，青灰里泛着白，像不像宣纸上没调开的墨？”我顺着望去，果然，江心一道隐约的分界，浑浊与清冽互相推搡着，千年了，也没分出胜负。

登崖山的路湿漉漉的，石阶上的青苔吸饱了水，踩下去软得没有声响。两山对立，如两扇半阖的石门，夹着一江苍青的水，静静地流。江面宽阔，远望像一匹未熨平的素绢，皱巴巴地摊在那里。刘教授忽然站住，沉吟片刻：“两山对峙，夹江如门——古人起地名，从不含糊。门者，关隘也，通道也，也是最后一道屏障。”说完径自往上走了。我落在后面，忽然觉得他方才那话里藏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像那江心的水，表面平静，底里翻搅着。

望崖楼的台阶是水泥浇筑的，灰扑扑的厚实，旋成一道紧窄的螺纹，箍着那楼的身骨。脚踩上去，本该是沉闷的顿响，那水泥板却不知怎地，在承重时发出吱吱的呻吟，像旧木器在夜里无端地响。一声，又一声，旋着向上，旋着向下，把人的步子也带得迟疑了。刘教授走在我前面，皮鞋在每一级上都停一停，仿佛在数。数到某一级，他回过头来，轻声道：“你听，这声音不对。水泥不该有木头的响——可这楼站在崖山，什么都该是不对的。”

及至登上最高层，四面豁然洞开，风从每一个方向涌进来，把衣衫吹得猎猎作响。原来这楼是无窗的——每一面都敞着，像摊开的掌，什么也握不住，什么也放不下。凭栏四望，那江便在脚下铺展了开去，青苍苍的一片，从崖山与汤瓶山的夹峙间缓缓流出，尽头与天色融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云。刘教授凭栏立了许久，忽然念起文天祥的诗来。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咬得清楚：“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诗句被江风一卷，散在水面上，飘飘荡荡地去了。我忽然想起念书时，老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情形。那时年幼，只觉得句子铿锵，好听而已。此刻站在这崖门之上，四面无遮无拦，才觉出那“零丁”二字是如何的孤寒。一个人被押在敌船上，隔着舷窗望见自己的国度沉进海里，那滋味，笔墨哪里写得尽呢。

义士祠的香火细细的，像一声未叹完的气。我们在一方古碑前蹲下来，碑文漫漶，许多字已被风雨啃得认不出了。刘教授掏出随身的小本，就着天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他忽然抬头：“这说的是陆秀夫投海前，对幼主说的最后一句话——‘陛下当为国死’。你注意这个‘当’字——是应该，是责任，没有一丝犹豫。”他合上本子，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八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叫‘国’呢？可他懂了什么叫‘死’。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

文天祥的诗碑立在路旁，雨水顺着刻痕蜿蜒而下。刘教授站在碑前，忽然讲起年少时第一次读《过零丁洋》的情景。他的语文老师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讲到“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摘下眼镜来揩眼角。四十多年了，老先生早已作古，但那副眼镜上模糊的水汽，却一直留在他心里。“今天站在这里，”他说，“我才算真正读懂了那一课。”

下山时，雨又零零星星地落起来。我们撑着伞并排走，都不说话。江边的芦苇被风压弯了腰，又弹起来，再压弯，再弹起。刘教授忽然停下，用伞尖轻轻碰了碰脚下的泥土：“这下面，是当年的滩涂。我们踩着的每一寸，都可能沾过谁的衣角。”顿了顿，又说，“写文章的人，要对得起这脚下的土。”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很淡，像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

车过银洲湖时，夕阳从云隙里挤出一线光，金灿灿地铺在水面上。刘教授靠在座椅上，闭着眼，忽然说：“今天这一趟，值得了。”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的。

我摇上车窗。后视镜里，崖山渐渐小了。但刘教授那句话一直在耳边转——“门者，关隘也，通道也，也是最后一道屏障。”崖山这道门，关上了大宋，却打开了一种东西，叫气节。它不浓，不烈，却怎么洗也洗不掉，像那江心咸淡交界的线，千年地横在那里，等每一个路过的人低头去看。

雨彻底住了。天边泛起蟹壳青，淡淡地，像谁用湿笔在宣纸上洇开的一痕。

我摸了摸眼角，竟有些潮。

是江风太厉了罢。

（作者系广东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东莞城市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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