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远平

20世纪60年代末某年，大约在正月中下旬，父母用箩筐挑着二哥和我，带着十三四岁的大哥，大致沿着当时平江到汨罗的砂石公路，从平江金窝法官庙附近动身，一路风尘走走歇歇，整整走了两天，才走到汨罗新市毛家河。

毛家河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康濯的祖居地，康濯的族爷毛莫堂是毛家河著名的红色英雄，与韶山毛氏也颇有渊源。康濯曾专程携家人前往毛家河寻根问祖，写下“毛家河上寻根处，不尽丰饶不尽诗”等诗句。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毛家河的约定》一文中讲到，毛家河与他知青时代的务农之地相距不过数里。但我们当时不是去寻访名人祖居、革命先烈或知青故事，而是父母趁着正月里农活还不忙的时节去走亲戚——那里有一家还没有去走动过的亲戚。

其实，那家亲戚，既不是血亲，也不是姻亲，而是干亲——二哥拜认的“干爷”（“干爷”的“爷”在平江方言中念yá，是“父亲”的意思，与湖南方言“崽卖爷田心不痛”中的“爷”同义），老家在那里。一个平江伢子，为什么会在汨罗新市毛家河有一个“干爷”呢？说来心酸话长。

二哥出生后就病痛不断。起初据说是身上长了“脐刺”，抱在母亲怀里睡得好好的，一放到床上就哭个不停，日夜不得安生。后来还是一个有过接生经验的老婆婆，解开他的衣服反复看他前胸和后背，说是长了“脐刺”，帮他“拔刺”后，他才开始安稳睡觉。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后脑勺上又生了疮，民间叫作“后脑积”。前前后后用各种办法治疗了大半年，疮口总是反反复复的，不结痂。有人说，贴膏药应该有效，父亲便从街上药店买来丁桂膏药贴在他疮口上，可他还是整日哭闹，说是又痒又痛。父母以为是膏药在发挥药效，不断安慰他，说是过几天就会好的。可过几天揭开膏药一看，不但没好，疮口还化脓了，有细细的蛆虫在里面扭动——母亲吓得魂飞魄散，那场景，她后来不知多少次对我们讲起，心有余悸。最后，还是爷爷奶奶的老邻居“介公”找来“灰包菌”，嘱我父母晒干后，用酒精把菌的粉末调成糊糊，敷贴在疮口上。没过几天，疮口居然结痂了，“灰包菌”神奇地把折磨了我父母和二哥大半年的“后脑积”治好了。可治好疮不久，二哥又患了其他病……父母看到这个孩子病痛那么多，生怕带不大，一直忧心如焚。

那时候乡下对于病痛多的小孩，除了请当地的“赤脚医生”看病抓药外，往往还会请算命先生算个“八字”（即“算命”），查一下年命，或者去“敬老爷”（平江方言将到庙里求神拜佛统称“敬老爷”），祈求神灵指引和保佑。父母请算命先生一算，说是我二哥的“八字”有蛮大，跟父母的命运有点不合，所以一生下来就有坎坷，建议“过房”（平江方言，“过继”的意思）给别人，或者拜个“干爷”，借贵人的福气护佑他长大。“敬老爷”问卦的结果，也是建议将我二哥“过房”。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找到他的一个堂兄，说明缘由，请求将二哥“过房”给他，并郑重写了“过房字”——大意是小孩改口称呼他们为父母，但无需他们抚养；他们“百年之后”，二哥为他们披麻戴孝，但不分他们的家产。堂伯夫妇当时已生了三个女儿，还没有生儿子，看到我父亲找上门去求帮忙，乐意接受了。但二哥“过房”后，身体还是经常生病。父母看到这个情况，就想再给他找一个“干爷”，借助更多贵人的福气来为他消灾祛病、辟邪保平安。

恰在此时，一位来自汨罗的盲人来到了平江。他姓蔡（大家都称呼他“老蔡”），在平江给很多人测过字算过命，也给小孩画符求水治病，据说还很灵验，有好几户人家让小孩拜认他为“干爷”。父母听说这些后，赶紧把“老蔡”请到家里，让二哥也拜他为“干爷”。“老蔡”经常到平江来测字算命讨生活，多收一个“干崽”，便多了一个名正言顺歇脚的地方。听了我父母的请求，也很乐意答应了。这门亲戚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干爷”老家在汨罗新市，家里有父母、妻子、弟弟，还有一个已经出嫁到湘阴的姐姐。他出生于1941年，小时候还是耳聪目明的，大约三岁才双目失明，据说那是日本侵略者造的罪。日军侵华时，四次长沙会战，主战场都在湘北，汨罗江是长沙北面的重要天然防线，历次都是中日军队激烈争夺的焦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汨水左岸会战》记载：“先遣的步兵第八联队森田春次大佐当夜20时出发……在雨夜黑暗中走进6公里大部损坏的田间小道，经历了7小时的艰难行军，到达新市……”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时，日军在汨罗江一带遇到我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便对汨罗江一带投下大量燃烧弹、毒气弹，有的掉到水里。“干爷”当年三岁左右，不懂害怕，趁大人不注意，枪炮声一停，就跟小伙伴懵懵懂懂跑到外面玩水，那水可能被毒气弹污染，水溅到眼睛后，他就感到双眼模糊，回家后一直叫唤“眼睛里有蚂蚁在咬”，疼得睁不开眼。他父母当时也不知他为何眼睛疼，战火纷飞的年代也不知到哪里去就医，这样拖上几天后，他就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据说当年新市的老街上，同时期有几个人这样突然双目失明。

双目失明后，他父母为了让他成年后能有一门手艺谋生，很早便送他从师学习测字算命，他十多岁便拄着一根竹竿，跟着师父行走江湖。后来师父老了、不再出门，他就独自外出，有时也带个徒弟，走村串户、云游四方，这样便到了平江。于是，我二哥才机缘巧合遇到他，拜他为“干爷”。

拜认“干爷”后，我父母发现我二哥饭量大了点，身体好些了，内心非常感激“干爷”给二哥带来的福气。于是，每当听说“干爷”到了我家附近的大队或屋场算命，都要把他接到家里来住几天，好饭好菜招待他。每次来，“干爷”都会给“干崽”带礼物，有时给我和我大哥、姐姐也带礼物。一来二去，父母萌生了要去这位“干爷”家里走走、上门表达答谢的愿望。对于我父母想去走亲戚的想法，“干爷”回家后跟他父母及全家人说了，专门请人写信给我父母，跟我们约定了时间，热烈欢迎我们一家去！

汨罗江从江西修水发源，一路向西，流经平江、汨罗，汇入洞庭湖。平江与汨罗可以说共饮一江水，同源一脉通。20世纪60年代前，在公路和铁路还不发达的年代，汨罗江是湘东北非常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平江从水路走出山门，新市是必经之道。湘阴、汨罗（1966年国务院批准析湘阴东部置汨罗县）人也可借助汨罗江舟楫之便，上溯到平江的长寿乃至龙门等地收购茶麻油纸以及平术（平江白术）、百合等产品。新市街位于汨罗江南岸，借汨罗江的水运商贸便利，自古商贾云集，拥有“三街九巷十码头”，热闹非凡，素有“小南京”之称。至今保存完好的多个码头，见证曾经的辉煌。

从我家到新市，大约有一百二十里。那时，已有平江通往汨罗的砂石公路，本来已通车，但那年因下大雨，有一段临江公路被路边山坡上崩塌下来的泥土和石头堵满了十多里，那时没有挖机，全靠锄头撮箕扁担，人工肩挑手提转移土石方，工程相当艰巨，因此中断了很久的交通。

收到“干爷”家里的邀请信后，父母又是欢喜又是忐忑——欢喜的是“干爷”一家对待“干崽”一家是当真的，忐忑的是从平江到汨罗新市，有一百多里路，而且不通车，还要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去呢？父母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用一担箩筐担着二哥和我去。

当时，二哥大约四岁，我不到两岁。出发那天，父亲找来一担箩筐，母亲找来两件旧棉袄，折叠好放在箩筐里给我们当坐垫。箩筐边挂个布袋，装着几斤米、一包“茴丝”（即“红薯丝”，平江人称呼红薯为“茴”，当时稻谷产量不高，平江农村普遍种红薯补充口粮的不足，红薯刨成丝晒干后，可保存很久）。天刚蒙蒙亮，留下十一二岁的姐姐看家，我们就出发了。

二哥和我各坐一个筐，父亲挑着箩筐走在前面，母亲背着装了几个人换洗衣服的包袱跟在后面，大哥跑前跑后，沿着平江到汨罗的砂石路走。砂石路面坑洼不平，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箩筐在父亲的肩头晃荡，二哥和我坐在里面，时而睁眼看路边的风景，时而迷糊睡去。我们走得很慢，父亲每走一两个小时就要歇脚，把箩筐轻轻放在路边的树荫下，把二哥和我从箩筐里抱出来，让我们活动活动身体，找个地方解手，他自己也歇一会儿。对于不到两岁的我来说，当时沿路的情形确实没有形成太多的记忆，我常常在不知名的地方睡去，又在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醒来；对于父母和大哥来说，这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跋涉，每走一阵，都要问问路人，大约到哪里还有多远，要盘算好下一次歇脚的大概位置。

时近中午，翻过了岳埠岭，大约到了瓮江晋平“分水岭”位置，父母找到路边一户人家打招呼，说想“搭伙吃饭”。所谓“搭伙吃饭”，就是给那户人家一些米和“茴丝”，请他们帮忙煮熟，再随便安排几个菜，帮我们解决用餐。据大哥回忆，那户人家非常淳朴，听说我们一家五口要到新市去，知道还要赶很远的路，连忙让进屋，帮我们做饭。不仅炒了青菜、坛子菜，还给我们炖了麂肉汤——那是非常难得的野味，汤很甜润，他到现在还记得。

下午继续赶路。仍然是走一两个小时就在路边休息一会儿。父亲放下箩筐，揉揉被扁担压得生疼的肩膀；我和二哥从箩筐里爬出来，活动四肢，找地方大小便；母亲从布袋里掏出一把茴丝，分给大家充充饥，提提神继续赶路……傍晚时分，赶到了青冲的一个堂姑姑家。堂姑姑家里的条件并不怎么好，但娘家的亲戚来了，格外亲切，姑姑、姑父倾其所有热情招待。我们一家饱餐一顿，安安稳稳在那里住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继续赶路。尽管一路还是走走歇歇，但毕竟还是有那么远的路程靠双脚丈量，父亲感觉扁担两头的箩筐越来越重，母亲背上的包袱似乎也越来越重，大哥的脚底磨出了水泡……但谁也没有叫苦，更没有后悔，父母走亲戚的心是热切的，再远的路也挡不住。在栗山“夹塝”屋场一位老人家里搭伙吃了第二天的中饭后，一家人继续赶往汨罗。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干爷”家里。

“干爷”的家名义上在新市街，实际住在新市街汨罗江的对岸，一个叫毛家河的地方，当时属红花公社联力大队——如今属罗江镇石仑山村。当时从新市街过汨罗江还没有修桥，父母带着我们穿过平江与汨罗交界的赵公桥后，沿着新市街靠江边的街道没走多远一问，得知要坐船过江；在船上又问撑船的人，他告诉我们，过江后，沿着汨罗江堤岸往上游走，大约三四里就到了。

“干爷”家是一座普通的农舍，土墙青瓦，屋前有一块晒谷坪，左边有一口不大的水塘，右边有一片竹篱笆围着的菜地，屋旁有几棵树，屋后有一条水渠。还没到门口，父母老远就看到好几个人站在晒谷坪朝堤上张望。走近了才知道，那是“干爷”全家在迎接我们。“干公”（这是我们对“干爷”的父亲的称呼，我们当地称呼爷爷为“公公”（gēnggèng）或“公爹”（gēngdi）看到父亲挑着箩筐满头大汗的样子，赶紧上前来接担子，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这么远的路，担着两个细伢子走来，真是受罪了！”娭毑（我们对“干爷”的母亲的称呼，完全遵照当地的称呼习惯）则一把拉过母亲的手，上下打量着，眼眶都有些红了：“妹子，路上吃了不少苦吧？快进屋快进屋，饭已经做好了。”干爷拉着大哥的手，摸摸他的头，心疼地说：“孟良，第一次走这么远，脚都走痛了吧？”干妈（“干爷”的妻子）、叔叔（“干爷”的弟弟）分别把二哥和我从箩筐里抱出来，一直抱到屋里；“翠姨”（“干爷”的姐姐）听说我们从平江过去，特地从湘阴赶回娘家与我们见面……母亲后来跟我们说，见到“干爷”一家的那一刻，她心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走了两天路，脚上磨出了血泡，肩膀被包袱带子勒出了印子，可是看到“干爷”全家人在热情迎候的样子，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父亲在那里住了两晚就赶回去了——家里还有姐姐和农活等着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被他们一再挽留，他们说，我们是平江去的贵客，感谢我们一家在平江对“干爷”的关照，一定要我们等到通车后再回去。那次，他们留我们母子四人一共住了二十多天。

从那次以后，一直到我1975年进小学读书前，去汨罗新市走亲戚是我童年最向往的事。

妹妹1970年出生后，基本上每一年，母亲都会带上二哥、我和妹妹去新市走亲戚。今天看来，当时名义上是去走亲戚，实际也有投亲靠友度日子的成分。因那时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不高，我家人多劳力少，分到的口粮不足，每年农历三至五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平江方言讲，正处在“陈袋子里”（“陈袋子里”，即陈粮见底、新谷未熟的艰难时段），我家经常需要借米度日，更不用说吃鱼吃肉了。有几次，母亲还指派我到亲戚家去借过米，维持日常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往往在这段时间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去新市。

“干爷”家是普通家庭，日子并不宽裕。“干公”叫蔡初生，是上门女婿，曾在新市街上的理发店工作，后来大约在街上开过小面馆，一直辛辛苦苦，性格非常温和；娭毑叫王金桂，是家里的主心骨，翠姨、叔叔都跟她姓“王”，内内外外忙个不停。她是当地农村劳动妇女的表率，虽然左手残疾，但身残志坚，在生产劳动中从来不要照顾。当年修新市大桥时，她像个男劳力一样奋不顾身，抬石头、推独轮车……样样重活、苦活抢着干，大孙女取名“建乔”就是对那一段光辉岁月的纪念。她曾先后被评为红花公社、汨罗县、岳阳地区劳动模范，担任过汨罗县、岳阳地区的妇联委员，出席了湖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干妈是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是从平江浯口嫁过去的，当时还没生小孩，整天埋头干活。叔叔婶婶结婚后，陆续生了三个小孩，叔叔起初也是种田，后来才招干，婶婶在家务农。一大家子人，口粮都是按人头从生产队分的，我们去了，等于平白多了几张嘴。

但“干爷”一家对我们去走亲戚一直是真诚欢迎，热情相待。有些乡邻看不过去，背地里说闲话：“老蔡家自己都紧巴巴的，平江那家子，一来四五个，每餐至少都要多煮半升米哟！”可“干公”娭毑、“干爷”夫妇、叔叔婶婶从不怠慢我们。母亲有时过意不去，偷偷跟娭毑说：“我们住得太久了，该回去了……”娭毑就瞪她一眼：“说什么傻话！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还怕明天没有饭吃了？来一趟不容易，再住一段时间，现在不准走！”“干公”更是把话对外挑明了：“我们家的人在外头算命讨生活，平江那家人拜他为‘干爷’，把他当贵客招待；干崽家的人来‘干爷’家里住几天，别人操什么闲心？”

二哥至今记得，在“干爷”家里的时候，只要听说他身体不舒服，娭毑就会马上放下手头忙着的活计，一把抱起他，问他哪里不舒服，然后背着他去找医生，生怕这个“干孙”病了；“干爷”时常拿出零钱，给我们买糖果解馋；干妈每天烟熏火燎在厨房里忙碌，变着花样让我们吃饱吃好；叔叔婶婶尽管平时很忙，但一有空就带我们玩耍，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宠爱……

在新市的日子，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姜盐豆子芝麻茶和甜酒冲蛋。不论是在“干爷”家，还是在“干爷”的左邻右舍，我都尝过这两种美味。客人一进门，娭毑和干妈会立刻在厨房忙活起来，忙着烧水、炒黄豆芝麻。黄豆、芝麻必须铁锅小火现炒，炒至金黄酥脆，不要多久，芝麻、豆子在锅里噼噼啪啪的细脆炸裂声和炒熟后的香味弥漫屋里，馋得人直流口水。炒芝麻豆子的同时，铜吊壶也盛满了水，吊在灶台或火塘上烧。芝麻豆子炒熟了，水也差不多烧开了，娭毑还会找来一块姜，放在带齿纹的陶制姜钵上反复研磨成姜末。泡茶时，干妈拿来一个厚实的陶罐，放入茶叶、炒好的黄豆、芝麻，再加入适量的盐和刚擂好的姜末，最后冲入滚烫的开水。随着“嗞啦”一声，茶香、姜辣、芝麻豆香瞬间交织在一起。

我经常盯着娭毑如何给我们泡茶。娭毑只有“一只半”手，右手正常，但左手只剩一个蜷曲的“拳头”——没有手指，但她的双手像正常人一样灵活，泡茶时，她双手熟练地端起茶罐，像筛稻谷一样水平晃动，让食材均匀悬浮，再倒入粗陶大碗中，递给客人。客人接过茶碗，需轻轻晃动，让沉底的豆子和芝麻浮起。由于茶水太烫，大家都是边吹边喝，感觉碗边的茶水温度差不多可以入口了，再轻轻地啜上一口。一进口，感觉那茶水真是热辣滚烫、香味十足。

喝茶时，娭毑或干妈会在一旁热情地招呼：“趁热喝，趁热喝！”客人刚喝去一半，便会立刻为他们添满，不喝上两三碗，是会劝个不停的。我在平江从来没有品尝过芝麻豆子姜盐茶的味道，喝一回就深深喜欢上了它，每次都是喝得鼓鼓胀胀才放碗。

姜盐豆子芝麻茶是日常待客的饮品，甜酒冲蛋则代表着更高级别的礼遇，通常用来招待尊贵或许久不见的“稀客”。我们是平江过去的“稀客”，不仅在“干爷”家受这礼遇，有时母亲带我们到附近的人家串门，他们也将我们奉为座上宾，用甜酒冲蛋招待。新市一带的人家大多自家酿制糯米甜酒，做甜酒冲蛋时，先在碗里打散搅匀一两个鸡蛋成粥状，锅里烧适量清水，水烧开后，舀几勺甜酒放进去煮出酒香，再将鸡蛋粥倒入滚沸的甜酒汤中，蛋液遇到滚烫的甜酒汤，瞬间绽放出黄白相间的蛋花，不仅非常漂亮，而且又嫩又滑。再加一些红糖或白糖，特别好客的人家还会放入几粒红枣、枸杞。一碗甜酒冲蛋端上桌，酒香清甜，蛋花软嫩，酒香混着蛋香，喝上一口，甜滋滋暖融融的，从头到脚都舒坦，暖意直达脾胃。这种美味的享受，我也是第一次在新市尝到。那滋味，至今忘不了。

那时因为还没进学校读书，我和二哥、妹妹在新市的主要任务，基本上是每天吃饱就玩。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离“干爷”家大门口不到50米的江堤。翠姨家的几个哥哥姐姐经常到外婆家来，叔叔家的几个弟弟妹妹1970年后陆续出生，只比我们小一点，七八个小朋友经常在一起玩。翠姨家的四哥，跟我二哥差不多大，7岁以前经常被他老妈打扮成女孩子，别人称他“四妹子”，因为比较淘气，天不怕地不怕，别人经常故意剐他裤子逗他玩，为了防止别人剐裤子，他手里或腰间经常带一把竹子刀。有一次他跟二哥比赛谁的石头扔得更远，他将石头扔到了别人家的窗户玻璃上，当时大家都吓坏了，后来还是叔叔带着人到那家赔礼道歉。

我们经常沿着江堤疯跑，在堤上摘野花，看捕鱼人在江里捞鱼虾，看成群结队的黄牛水牛在堤边或沙洲上吃草。我此前在平江只见过生产队的水牛，憨厚老实的黄牛是第一次在那里看到。我特别喜欢抓着小黄牛的尾巴玩，觉得小黄牛比小水牛温顺乖巧多了。

汨罗江的水清澈见底，江面宽阔。对面的新市街码头一个连着一个——游家码头、黄家码头、宋家码头——都是千百年来商贾云集留下的痕迹。江上有船来船往，有渔人撒网。我们一群孩子站在堤上，看船夫摇橹，看渔人收网，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娭毑有时会带着我们到江边洗菜，我们就在旁边玩水，她一边洗菜一边叮嘱：“莫走远了，莫掉到水里去了。”那语气里的疼爱，和亲奶奶没有两样。

在新市度过的那些童年时光，直到今天仍然是最美好的回忆之一。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些香喷喷的饭菜，特别是那里的姜盐豆子芝麻茶和甜酒冲蛋，那些在江堤上和小伙伴们一起摘花、抓牛尾巴、看船的情景，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而所有这些快乐的背后，是“干爷”一家无私的付出与包容。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给了我们一段最温暖的童年。

“干爷”一家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娭毑将藏在墙壁夹缝中的47块“光洋”借给我家，帮助我家建房。

大约是1973年年底或1974年年初，我们兄妹五人中，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也有三四岁了，家里还是只有那两间半茅草房，一家七口确实住不下了，父母想建房，可是家里没有多少积蓄，要建新房的话，还差一大截。找亲戚朋友借，也没有几个拿得出钱的。在万般为难之际，不知我家要建新房的事是“干爷”回去跟娭毑说了，还是我母亲去新市跟娭毑聊天时说到要建房的事了，反正娭毑听说我家建房的困难后，毫不犹豫从墙壁夹缝里把那“光洋”取出来了。那“光洋”是她娘家父母在她结婚时给她“压箱底”的私房钱，嘱咐她不到应急救命的时候不要动用。俗话说：“箱底钱、命根子，不是给花是给活。”所以她结婚以后三十多年一直没有舍得拿出来花。那些银圆被她小心翼翼地藏在墙壁的夹缝里，但听说我家要做房子有困难，她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撬出来，装了一大包递到我母亲手上。我母亲从没见过这么多“光洋”，惊住了，不敢接。娭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母亲说：“妹子啊，小孩都大了，你家要做房子，这是大事，你们有困难，我应该支持你们。来往这么多年了，我们就像母女一样！你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将来再慢慢还给我，不要紧！”母亲听到娭毑这么说，就像听到亲娘的话一样暖心，当时真想喊她一声“娘”、给她磕个头！

据姐姐回忆，当年父母分几次让她拿着这些“光洋”到银行兑换人民币。其中37块按当时的标准价兑换，每块兑人民币两块五；有10块经银行工作人员反复检验后认为成色不足，在兑换方面打了很大的折扣，每块只兑换到人民币一块。这样，47块“光洋”先后共兑换了人民币102.5元。千万别以为这数目不算大——这在当时的农村底层，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现金。按实际购买力折算，当时这笔钱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元。有了这笔资助，我家的房子终于建起来了。

新房落成那天，“干公”特意从新市赶来我家道贺。他很高兴，围着新房走了一圈，餐桌上破例喝了几杯酒，脸上泛着红光，简直像自家做了新房一样开心。这种完全把我家父母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把我家建房当作自家建房，竭其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支持，真使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动、庆幸！

我家很想接娭毑到新屋来住几天，让她看看她用“箱底钱”帮我们盖起来的新房子，请她在新屋里住上几天，吃几顿我们家做的饭。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她在我家的新房落成不久就罹患重病，1975年过世，享年只有56岁。父母听到这个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赶到新市送她老人家。母亲回家后，又大哭了几场。此后几十年，只要想起这些，母亲都会百感交集——娭毑待我们恩重如山，她真的是把自己的命根子都掏给了我们，但我们却没法报答她！

虽然我家后来把借的“光洋”折成现金还清了，大哥在退伍回来后，为了帮助“干爷”家改建新房，特地赶过去帮了一段工，给他们做了一万多块红砖，帮他们把房子建好才回来，也算是我家对“干爷”一家的一点回报，但我们一家人心里都明白，娭毑及他们一家人对我家的那份真挚而深厚的关切之情，我们是永远无法报答的！

后来，当年的砂石公路变成了沥青路、水泥路，前几年还开通了高速公路，新市街也早已变了模样。娭毑、“干公”早已离去，“干爷”和“干妈”先后在11年前和21年前离世，我母亲前几年也走了。前不久，在叔叔的儿子利民陪同下，我特意去了一次毛家河，想找一找“干爷”家当年老房子的位置。5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在时代的浪潮中，那片土地上50多年发生的变化，足以让人无法找出当年那片土地的模样。记忆中的晒谷坪、水渠，以及当年屋后不远处的一排牛栏都无法找到位置了，当年的老房子早已无影无踪，大约处在如今的一片菜地与几栋房屋之间，具体位置利民说不准确，只有当年的水塘，还在一片杂木林中可找到一角。看到这一切，我心中不禁生出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

但变的是世事，不变的是亲情。两家的往来、彼此的关切，一直在延续。我们兄弟姐妹一提起“干爷”一家，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我们这边有什么大事喜事，都会想到要邀请他们到场；他们那边有什么大事喜事，我们也一定要赶去。九十多岁的老父亲虽然记性不太好了，但提起五十多年前的那次远行，提到娭毑借钱给我们建房的事，他都会两眼放光，连声说：“干公”娭毑他们是真慈悲，像活菩萨一样，一家都是好人，一定要记得他们的好！

其实，不仅我们一直记着他们的好，他们对我家，也一直是念念不忘。许多当年的往事，经过岁月的沉淀，如今还在反复回味；机缘巧合下的选择，意想不到的惊喜，映照出亲情的温度，如静水深流，不事张扬，却岁岁恒常！

翠姨的女儿志明姐姐前几年来我家做客时，谈笑中说起，她当年差一点要嫁到我们家的。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当时都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大嫂听了倒是爽朗，没有半点醋意：“那多好啊，要是当年你嫁到这里来了，我就不用来啦！”原来，我哥哥去当兵那年，志明姐姐无意中听到，她家里本来想把她跟我大哥促成一对的。我问她：“我大哥当兵后专门给你写过信没有？如果写过，说明他知道；如果没写，那就可能不知道你家里人的美意，或是太自卑，白白错过好机会了！”她哈哈一笑：“我们都没写过信呐，我还记得哥那年探亲穿的一身军装，威武帅帅的！弟弟，你可以问问哥。”大哥我就没去问了，我大致可以猜得到他的心情。他从小忠厚老实、非常本分，文化水平不高，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因“文革”停课辍学了。他是农村长大的，特别是家里条件不好，而志明姐姐是城镇户口、下放知青，人又漂亮，他当时即使动心，又怎敢高攀呢？当然，也许是当时双方年纪都还小不懂事，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总之，二人并没有开始，就错过了。但志明姐姐几十年后主动提起这事，说明当年对我家大哥还是有那么一种朦朦胧胧的美好感觉的。虽然大人最初的想法没有实现，没能亲上加亲，但如今都过得很幸福，都有自己的小家庭，况且兄妹的亲情永在，还是一家人！志明姐姐当年的朦胧感觉，还是愿意大大方方与亲人们分享！

“干爷”的女儿佳珍比我们小很多，2013年大学毕业，2014年考上平江的特岗教师，一直在平江工作，而今，已在平江结婚并生了两个小孩。问起她当年找工作为什么会选平江时，她告诉我，虽然年纪比我们小很多，对两家人当年来往的历史不甚了解，但她从小就听到父亲反复念着平江，反复提到我们一家人，她对我家父母印象就一个词：善良。她内心深处非常感恩在过去艰难的岁月，我们全家对她双目失明的父亲的照顾。可能是潜意识的影响，当她当年发现平江有工作机会时，便毫不犹豫选择到平江来。到了平江，不仅工作顺利，而且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也很顺利，家庭生活非常幸福。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冥冥之中，也许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护佑着“干爷”的后人吧！

前不久的那天，利民陪我到石仑山红色文化陈列馆参观，我惊喜地看到了娭毑的一张照片。用手机拍下后，我回老家不动声色地问二哥：“你看这是谁？”二哥惊讶地叫起来：“这是娭毑啊，你在哪里拍到的？”尽管娭毑过世了50多年，尽管此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娭毑的任何照片，但二哥看到这张稍有点模糊的黑白照，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娭毑若地下有灵，也应该听到二哥这声“这是娭毑啊”的激动惊呼，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早已深深地刻在当年不到十岁的“干孙”的脑海里！二哥还当即跟我约定，近期我们兄弟姐妹要找个时间，一起到汨罗去看望叔叔婶婶。

每次想起那担晃晃悠悠的箩筐，想起汨罗江畔那些温暖的时光，想起娭毑从墙壁夹缝取出“光洋”的情景，我的眼眶都会发热。那是流淌在乡村底层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情义——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没有誓言，却用一生来践行。“干爷”一家，没有惊天壮举，但在我家最困顿的时候伸出援手来，那份情义，比血还浓，比金还贵，他们以日复一日的温暖与慷慨，诠释何为人间有亲情！新市留存的不只是一段干亲往事，更是乡村底层流淌千年、融入血脉的仁善底色！

岁月匆匆，山河变迁，交通便利，物资丰足，可我们永远记得一担竹箩丈量出的温情长路，永远记得汨罗江畔的那户淳朴人家，记住这份不问贫富、不计得失、以真心换真心的乡土情义。将宽厚、感恩、向善的本心代代坚守，永不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