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军荣

在中国交响乐民族化的道路上，一代代作曲人都会直面实实在在的艺术难题。如何用好西方作曲技术，又守住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做先锋探索，该怎样和普通听众形成情感共鸣？纯器乐偏向抽象，又如何承载戏剧叙事的力量？书写宏大的时代，又怎样不脱离土地上的烟火人间。

数十年间，国家一级作曲杨天解埋首器乐、舞剧音乐创作，在大量实践当中走出一条兼容共生的创作路径。

数十年间，他完成两千余部（首）音乐作品，拿过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音乐金钟奖等三百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不少作品走出国门，在四十多个国家上演。抛开这些荣誉，更值得研讨的，是他在创作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一套艺术思考。

杨天解经常讲到一句话：“中国的交响乐作品要说中国话。没有民族音乐的根基，作品就是无根之木，站不住脚。”这句话贯穿他全部创作。在他看来，要把民族音乐语言同现代作曲技法结合，写出有根、有灵魂的音乐。研习西方的作曲体系，和深耕本民族音乐传统，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的传统乐论，素来推崇中和之美。《乐记》有言：“刚柔相推，乐之中和也。”古人眼中好的音乐，不是一味走向某一个极端，而是刚柔互济，虚实相融。所谓执两端而守中道，不是简单各让一步的折中，而是拒绝非黑即白的割裂。在多重艺术关系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杨天解的创作实践，为当代交响乐的本土化，提供了很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如今交响创作里，一直存在两种比较突出的创作倾向，也暴露出行业普遍的困惑。

一部分作曲家对西方作曲体系钻研很深，曲式、复调、配器、现代和声样样熟稔，却容易落入形式化的陷阱。仅仅把外来技法拿来拼接套用，作品便缺少民族精神内核，少了乡土的气息。

也有一些创作者固守民间音乐素材，却对现代技法抱有排斥。作品民族味道十足，但表现手法相对单一，音响层次单薄，很难契合当下的艺术表达，缺少面向未来的生命力。

跟随杨天解老师学习的这些年，研读他不少总谱，我真切地感受到，他摆脱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西方严谨的作曲技法，搭建起作品结实的骨架，让音乐拥有充足的表现力；而自乡土生长出来的民间气韵，赋予音乐独有的温度。技法与民族根脉，不存在谁依附谁，更不是二选一，而是互相滋养，彼此成全。

《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中国音乐历来追求文脉相融，内外共生。交响乐讲好“中国话”，说到底，就是让外来技术服务东方的文化精神，用今天的音响，留存属于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

这份民族底蕴，来自踏踏实实、长年不断的采风。不少创作者下乡，更多是搜集民歌旋律，采集完毕便回到书斋加工。杨天解的采风，更看重切身去感受土地上流动的生命气息。

他和我聊过自己的切身感受：“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到同一个地方采风。如果一段时间住在城市，就会明显感到创作灵感枯竭，内心的民族情感也会疏远。”

他多次走进湘西苗乡、瑶寨，在山野村寨之间，收获的不只是曲调与节奏，还有民俗仪式里鲜活的情绪，水土孕育出来的调式特质，寻常百姓生活里本真的音乐质感。湖湘少数民族沉淀千年的文化基因，乡土之间生生不息的艺术底气，就这样融进他的创作。

落到实际写作，他坚持取核不取形、传神不摹貌。不会直接照搬现成民间曲调，而是提炼民间音乐的节奏内核、动机、精神气质，再用成熟的交响手法重新打磨，让传统乡土音乐长出当代交响的全新面貌。

管弦乐《苗寨狂欢节》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海内外巡演两百多场，是国内民族交响当中的经典。乐曲没有直接完整引用苗族民歌，只是抓住“四月八”节庆热烈灵动的节奏内核，依靠变奏、复调交织、色彩化配器层层推进。苗寨节庆的欢腾，少数民族质朴热烈的性情，不用歌词说明，就从乐队音响当中自然流露。

我反复聆听这部作品，也去现场感受过这部作品，最打动我的，并非宏大华丽的乐队效果，而是音响底层，山野百姓那份鲜活滚烫的生命感。

二胡协奏曲《湘西主题随想曲》，脱胎于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但并不拘泥原曲旋律。作曲家只截取核心动机作为创作的种子，不断延展发展，让这首乡土曲调跳出传统民乐的局限，独奏乐器细腻的抒情，和交响乐队开阔的格局融为一体。

舞剧音乐《边城》同样懂得内化与留白。通篇没有大段民歌的刻意堆砌，湘西的山水气质、乡土音调、人物悲欢，全部融化在和声走向、旋律线条、音色变换当中。音乐紧贴人物命运起伏，乡土底蕴藏于内里，艺术张力流露在外，温和，却有力量。

技法让作品站得高、写得丰满，民族根脉让作品扎得深、意蕴悠长。这种术道合一的坚守，在当下交响创作中格外可贵。

艺术需要先锋探索，这是音乐向前发展的必然。可先锋的语言，如何与普通听众的审美对接，一直是很多创作者难以拿捏的尺度。

面对先锋和通俗之间的矛盾，杨天解走的是一条中正温润的路子：创新不等于写得晦涩难懂，格调高级，也不等于和听众拉开距离。

他不回避现代作曲技法、不协和音响、新颖音色，愿意突破旧有的框架，但心里有一条清晰的底线：所有技法，都是用来表达的工具，不能当成创作追求本身。音响层面的探索，最终要服务人物、意境与情感，不为了炫技而去刻意求新求怪。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写道：“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音乐从来不是音符的堆砌，是人心情志的外化。唯有发自真情，音乐才能越过表层听觉，抵达人的内心，形成真正的共情。这一点，正是杨天解一直恪守的创作准则。

他说过一句很值得后辈琢磨的话：“旋律最重要，是表达描写对象的性格和灵魂，而不是肤浅的优美动听。”这句话点破当下不少创作的弊病，不少作品一味追求悦耳华丽，反倒丢掉音乐本该有的性格与灵魂。

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不该只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理想的状态，是专业从业者能读出其中深度，普通听众也能够接收到里面的真情。

这一点，在他舞剧创作里体现得十分突出。《边城》爷爷离世的段落，为烘托命运的悲凉沧桑，作曲家适度使用不协和和声制造音响张力。这些先锋处理完全服务剧情、服务人物内心，是情绪的延伸，不是没有目的的技法实验。

舞剧《桃花源记》写陶渊明怀才不遇的困顿彷徨，部分段落借用现代手法描摹内心挣扎。但这类先锋写法，集中在刻画人物心理的片段，整部作品依旧保留东方美学特有的温润诗意，既有专业层面的突破，也留存大众可以共情的精神内核。

守住审美的本心，把握创新的分寸，让艺术有高度，也让听众感受得到温度，这是杨天解留给青年创作者很珍贵的启示。

纯器乐写作、戏剧音乐创作，是作曲领域两大板块，现实当中二者常常彼此隔绝。

深耕纯器乐的作曲家，可以打磨严谨的曲式、细腻的音响层次，但有些作品缺少叙事与画面，情绪过于抽象，很难贴近人间烟火。反观舞剧配乐，一部分创作一味迁就舞蹈节拍，压缩音乐自身的结构逻辑，音乐沦为舞台的背景，一旦脱离舞台表演，就失去独立的审美价值。

杨天解常年同时写交响器乐和舞剧音乐，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做到器乐作品自带叙事，戏剧音乐保有自身的艺术品格。

他提出“音乐是戏剧的灵魂”，这句话，既是舞剧创作的信条，也贯穿在他全部器乐写作之中。

写纯器乐，不靠文字脚本，音响本身就可以铺展出画面。《苗寨狂欢节》没有舞台配合，仅凭节奏起伏、音色更迭、力度变化，就勾勒出节庆欢腾的景象。人群欢聚，笙歌飞扬，山野间的热闹随音乐缓缓展开，做到无戏而有戏，无声而有情。

而在舞剧创作当中，他不愿让音乐只做伴奏，而是用交响思维架构整部舞台音乐，让戏剧音乐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边城》的音乐就是很好的例子。

音乐贴合剧情推进、人物成长、舞台节奏，完成叙事任务；同时拥有完整严密的交响逻辑，层次丰厚，意蕴深远。就算剥离舞台表演，单独拿出来作为交响作品演奏，依旧格局开阔，具备可以传世的独立价值。

好的器乐作品，不靠文字，就能写尽山河烟火；出色的戏剧音乐，不必依附舞台，自有风骨。杨天解打通二者边界的实践，为同类创作树立了可参照的审美标尺。

写新时代的主旋律交响，总会遇到一个现实难题：宏大叙事，该如何对接个体的情感表达。

《吕氏春秋·适音》有言：“乐之务，在于和心。”所谓和心，就是音乐要回应普通人的内心，而不是一味追求音响上的盛大。古人讲的中正平和，落脚点始终在人情世态。真正有分量的大国之乐，不靠声势张扬，力量来自人间温情，来自乡土本真。

杨天解的创作习惯从小处烟火落笔，再托举起宏大的精神意象。他很少悬空空谈家国山河，更多俯身大地，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投向乡土风物。

他的交响世界，有苗瑶村寨的欢歌，有湘西渡口的悲欢，有童谣的纯粹，有山野百姓平凡的日常。民族精神、家国情怀、时代气象，不靠口号堆砌，从一个个鲜活乡土意象、真挚情感当中自然流淌出来。

交响奏鸣套曲《湘江颂》便是如此。这部作品书写湖湘文脉与时代变迁，立意宏大，却没有空洞的抒情。作曲家将长沙民间童谣《数蛤蟆》，穿插进厚重浩荡的交响篇章。孩童清亮天真的音响，在沧桑的音乐当中浮现，童谣不只是装饰，更是历史长河里普通生命的缩影。

人间细碎的烟火，消解宏大叙事容易带来的沉重；普通人的日常，撑起时代山河的格局。山河壮阔，终究是万家灯火；时代浩荡，底色皆是人间寻常。写大国交响，不必声声激昂，烟火之中的赤诚，最能彰显民族底气。

以小见大，由微入宏，扎根乡土而格局不局促，心怀山河又不至于虚空。这份难得的分寸感，是杨天解独有的创作智慧，也是当下主旋律交响创作中十分稀缺的品质。

回看中国交响乐民族性探索，从来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更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西方技法与本土根脉不必对立，先锋探索和大众审美不必互相妥协，器乐抽象表达与戏剧叙事不必割裂，宏大主题与个体烟火，也完全可以做到互不失衡。

执两端、守中道，不是平庸的妥协，而是兼容并蓄的艺术格局，是守住本心的审美分寸，也是一场向内沉淀的艺术修行。

《乐记》云：“乐者，德之华也。”音乐，是人心德行、民族气韵绽放出来的花。既要懂得技法带来的骨架力量，也要守住乡土赋予的灵魂。在先锋探索之中不忘温情共情，借音响描摹世间万象，于烟火日常看见山河宏大。

杨天解用一辈子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交响，既要吃透专业技法的精深，更要读懂大地人间的深情。“中国的交响乐作品要说中国话”，一句朴素的话，藏着他数十年不变的坚守。

扎根山野大地，传承民族文脉，打磨创作技艺，体察人间万象。杨天解这套中道创作之路，留给从事民族交响创作的后来者，很多值得反复品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