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霞石壁・侍郎坦记③丨河东柳从过——大唐文坛双子星的丹霞之会

    2026-08-31 00:33:54

【开栏的话】

湘南多地的摩崖石刻群,或藏于幽谷深处,或悬于临江绝壁,如同沉默的史书,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信仰、文脉与审美追求。

湘江最长支流耒水,永兴段唤作便江,便江北岸的侍郎坦中,有两方摩崖石刻“昌黎经此”,一方阳刻一方阴刻,字硕笔壮,经鉴定为韩愈真迹,侍郎坦摩崖石刻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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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曹利军

整理丨邓华夫

“昌黎经此”四字左侧,有一行六字刻痕——“河东柳从过”。字迹清瘦内敛,不似韩愈那般雄强,却自有一番深情。这是柳宗元留下的笔迹,短短六字,藏着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一段君子之交。

韩愈与柳宗元,世称“韩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双璧。韩愈是文坛盟主,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魄力扫荡骈文浮华;柳宗元是思想先锋,以“天人不相预”的命题开辟唯物主义新境。两人同朝为官,同倡古道,又同遭贬谪,虽相隔千里,却始终神交已久。

元和五年前后,柳宗元在永州贬所得知韩愈遇赦北归,将途经郴州,心中欣喜万分。他不顾永州路途遥远,也不顾自己贬臣身份的拘束,专程乘船北上,赶赴永兴侍郎坦,只为与挚友一见。

从永州到永兴,水路数百里,滩多水急,柳宗元走了数日。抵达侍郎坦时,他泊舟崖下,每日登岸眺望,等待韩愈的船帆。那几日,丹霞崖下,两个被贬的文人终于相遇。没有官场的应酬,没有世俗的客套,只有劫后余生的感慨,和对文学理想的畅谈。他们谈古文运动的未来,谈儒学复兴的路径,谈贬谪之地的民生,也谈各自的境遇与坚守。

临别时,柳宗元在韩愈题字旁,郑重刻下“河东柳从过”六字。“从过”二字,极有深意——我知你途经此地,便专程赶来相从;见或不见,心意已至。这是大唐文人之间最朴素的问候,也是最深沉的致敬。

便江泛舟  邓育勇​ 摄

事实上,两人的交谊远不止这一次相会。在文坛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共同扛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一起将散体文推向了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在政治上,他们都秉持士大夫的担当,为民请命,针砭时弊,也都因此付出了贬谪的代价。

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友谊跨越了政见与境遇。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写下“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的诗句,寄给包括韩泰在内的四位同遭贬谪的友人,其中满是天涯沦落的共鸣。而韩愈在柳宗元病逝后,不顾流言蜚语,为他撰写墓志铭,高度评价其文学成就与气节,留下“士穷乃见节义”的千古慨叹。

“君子之交,穷而益坚;文人相重,道同相惜。”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政见完全一致,也不是因为私交形影不离,而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时代,共同站在了文学与思想的巅峰。

如今站在侍郎坦的岩壁前,“昌黎经此”与“河东柳从过”并肩而立,一雄一秀,一刚一柔。千年前的那次相聚虽然短暂,却在丹霞石壁上定格成永恒。这两行题刻,不仅是两位文豪友谊的唯一实物见证,更是一个时代文化高度的象征——大唐之所以为大唐,正因为有这样风骨相惜的文人,有这样辉耀千古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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