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永强

处暑的风掠过湘中丘陵，带着晚稻灌浆的清香，也裹着一丝化不开的凉意。农历七月十四的傍晚，母亲搬了条小板凳坐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黄纸，正用毛笔一笔一画地写着名字。“贺章生老大人冥中受用”“贺秋皋老大人冥中受用”“贺悟政老大人冥中受用”……每写一个名字，她就念叨一句：“回来过节了，给您准备好纸钱!”

本文主人公贺悟政塑像​。

我知道，这是母亲在为中元节送老客做准备。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中元节并非人们口中简单的“鬼节”，它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是中国人“敬祖尽孝、慎终追远”的重要载体。儒家的“秋尝”礼制、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地官赦罪”，共同构成了这个节日的文化内核，因而，多项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中元节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母亲常说：“一年一度的中元节是接老客回家的日子，孝亲报恩是最大事，不能怠慢。”她不仅要接回逝去的贺家祖先，还要接回那些对我们家有恩的老客——老军人吕静环爷爷、长沙晚报社肖劭禧爷爷、长沙市教委王新正老主任、长沙市委余合泉老书记、铁道部的刘立青老部长、吉林省的桑逢文老省长、浏阳的吴美华老奶奶……这些名字像一盏盏明灯，曾照亮过我们家走过漫漫艰难岁月。

暮色降临，母亲在堂屋中央摆上八仙桌，桌上摆满了酒肉饭菜、香烛纸钱。她点燃三炷香，对着门口拜了三拜：“今天送客，请你们都把钱财带回去。”随后，她又点燃一挂万响鞭。从初十晚上到十四下午，母亲每天都要这样焚香烧纸，敬饭、敬菜、敬茶、敬酒、敬烟，井井有条，一丝不苟。

今天下午，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财包搬到屋外的空地上。这些财包是用黄纸包成的，里面装满了纸钱，封面上写着收包人和寄包人的名字。母亲特意给父亲的那份多塞了一些纸钱，她看着我：“你父亲生前爱钱、缺钱，又一辈子跟钱打交道。他挣钱很辛苦，花钱又大方，家里要用钱不说，还要资助贫困孩子和乡亲，现在天国，不能让他缺钱呀。”

火苗蹿起来的时候，母亲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当然相信她的虔诚愿望发乎本心真情，绝不相信她是在逢场作戏或者搞封建迷信活动。她不时用木棍拨弄着火堆，让财包烧得更旺一些。“烧得越旺，老客们收到钱时就越欢喜。”她这样说。火光冲天，照着母亲的白发，也映出了父亲的身影。

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常常想起他，今天，在这中元节给他寄财包时，我便不由得想起他与钱的故事，想起他那独具特色的、富有开创性的、写在土地上的“金融经济学”。

《湖南日报》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贺悟政同志关于金融经济工作的典型经验​。

父亲始终认为，活下去，是最实在的经济学。父亲的奋斗人生，是从13岁那个饥饿的秋天开始的。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粮食产量低，加上三年严重困难，全国陷入了严重饥荒。宁乡贺石桥公社，亦是一片荒芜。那一年，爷爷因为家里揭不开锅，挑着皮箩去洞庭湖讨生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奶奶又在这关键时刻离家出走，留下13岁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守着三间漏雨的茅草屋。

那天晚上，三兄弟喝着凉水相拥而眠，父亲摸着弟弟们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让一家人活下去。他读了五年级完小，尽管学习成绩排名第一，也只能含泪辍学回家，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农民只能在生产队挣工分，不能搞自留地，不能养鸡养鸭养鱼。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弟弟们去生产队干活，他总是最早出工，最晚收工。可一个工分只有8分钱，小孩工分减半，一年忙到头，肚子里饥得咕咕叫，家里的米缸还是空空的。

父亲的经济学启蒙，完全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因为读过5年完小，在那个年代父亲算是有文化的。他又自学打算盘，正是生产队里用得上的人。15岁那年，因为能把算盘打得噼啪作响，他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后来又当上大队会计。再后来，当上村支书，成为全村的顶梁柱。父亲站在田埂上发呆：为什么大家都在拼命干活，日子却还是这么苦?

这当然只是我的合理想象：他在煤油灯下算账：一亩田产四百斤稻谷，除去公粮，剩下的不够一家人吃三个月;如果把全村荒山开垦出来种花生，一年人均能多收入十块钱;要是能把黄材水库的水引过来，山坡上的一百多亩旱地就能变成水田。谋定而后动，于是他就扛着锄头带领乡亲们上了山，把四脚山的荒坡翻了个遍，又带领大家修了团结水库，挖三里长的水渠引水到新田里。当第一股清水流进新田时，父亲坐在田埂上，看着水里自己的倒影，明白了一个道理：经济发展靠创新，是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为了让乡亲们学到更多本事，父亲在村里办起了夜校，既扫盲又学农技，还牵头修建了新联小学。他把山上的杉树砍了，给学校做课桌;把村里专业队的茶叶和鸡蛋卖了，给老师发工资。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站在他亲自主持修建的学校礼堂的台子上，对着全村人喊：“只有读书，才能让咱们的孩子不再像咱们一样受穷!”那时候，我和姐姐每天都在这个村小学上学，书包里装着母亲煮的干瘪红薯，心里却揣着父亲给的巨大希望。

家庭副业的尝试，是父亲经济学实践的第一块试金石。他带领全家种过苎麻，三亩土里长出的苎麻十分茂盛，结果刮出来的麻纤维因为没有销路，只能自己搓麻绳家用;养过土鳖虫，最后虫子爬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的中药材，最后因没人收购只能放生;织过塑料花篮，品种花色单一，成品无人问津，在代销店里落满灰尘。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但父亲从来没放弃过，他总是想办法寻找出路，屡败屡战。我后来才明白，那个时候农民没有信息，没有市场，没有渠道，哪怕费尽千辛万苦，最后还是一场空。这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痛点。

后来父亲的经济学出现转机，是因为母亲提出养猪，家里的日子才慢慢有了起色。母亲忍着风湿病痛喂猪割猪草，父亲则负责盖猪圈、买饲料，每次养五、六十头猪，成了家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时也命也，父亲的经济学随着改革开放而大放异彩。 1979年，分田到户的政策下来，父亲把分到的四亩六分地当成了宝贝，要知道他那时是有公职在身的，所以他种田的时间一般都是利用下班时间和晚上。他拎着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像一只萤火虫飞在田间地头。有人问他：为什么晚上插秧?他答：“晚上插的秧活得好些!”承包到户第一年，我们家的稻谷亩产达到了860斤，父亲让我抬着沉甸甸的皮箩，把每一箩谷都过了秤，脸上的笑容比稻谷还要饱满。“终于不用饿肚子了。”交了公粮，剩下的稻谷装满一整仓。他摸着我的头，眼里闪着泪光。

本文主人公贺悟政同志的“金融经济学”曾在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

村支书的经济学，影响和带动着全村人。而父亲的金融经济学，才刚刚开启。 1980年，父亲被调到乡信用社当会计，从此正式踏入了农村金融经济的大门。他用了三个月时间，走遍了全乡所有的村和农户，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记在本子上：谁家里有老人要赡养，谁的孩子要读书，谁想养猪养鱼却没有本钱，谁的诚信好，谁的品质可靠。他常常骑单车跑十几里山路把贷款送到农户手上，遇到来信用社办业务的乡亲，总是递上自己买的精白沙烟，倒上一杯香浓醇厚的谷酒。“要视农民为亲兄弟姐妹，咱们的工作就是帮他们脱贫致富。”父亲常常这样对同事说。

父亲有了这个服务“三农”的平台，他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决心全力以赴大干一场了。机遇造就人，很快，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信用社主任，他在这一职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干近三十年，直至退休。这个平台，成就了他的金融经济学。以至于他后来以72岁过早离世，临终遗言无他，只有一句：要永远感恩农信社!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兴起。父亲看准了时机，主动给煤矿、水泥厂、制革厂、鞭炮厂发放贷款，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贺石桥乡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多，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打工，收入也越来越高，贺石桥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贫困山乡变成了全县首富乡。面对企业主和乡亲们送来的红包或礼物，父亲总是严词拒绝：“这是我应该做的，要是拿了你们的东西，我就对不起这份事业。”其实他非常缺钱，但内心清楚：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能公正放贷、按时收贷。他的清正廉洁令人肃然起敬，乡亲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悟政板密”，意思是他坚持原则时密不透风。

父亲在信用社工作的30年里，最让我敬佩的，是他阻止成立“农村自助储金会”的事。20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搞储金会，以很高利率吸收存款。父亲凭着多年的农村金融经济工作经验，断定储金会存在巨大风险，会让群众血本无归。他四处奔走，到县里、市里、省里呼吁，最终让贺石桥乡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成立储金会的乡镇。

1998年10月，当国务院发文关闭储金会时，许多群众损失惨重，只有贺石桥的乡亲们安然无恙，他们都对父亲感激不已。“贺主任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啊!”一位姓刘的企业主拉着父亲的手，眼里满是泪水。曾任长沙市信用联社主任的唐浩，更是多次表扬：一个基层信用社主任，有如此远见卓识，顶着千斤压力坚持原则，太了不起了!

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父亲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绿色信贷”。他根据对辖内农户的了解，评定信用等级，发放绿色信贷证，农民凭证就能随时直接拿到贷款，不用抵押，也不用跑多次。这项政策推出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跑运输的、搞养殖的、做小生意的靠贷款很快发了家，许多贫困家庭靠贷款供孩子读上了书。蔡秋华、王桂华，靠绿色信贷养猪、养五彩山鸡实现了成功，他们逢人便夸这个做法最贴近农村金融经济工作实际。

《湖南日报》双休周刊刊发蔡栋撰写的关于贺悟政同志散文《乌金老贺》​。

介绍父亲事迹的重点报道《“绿色信贷”进农家》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他还被评为“感动湖南十大人物”。蔡栋老师亲自写成人物散文《乌金老贺》发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信用的证明——访贺石桥信用社主任贺悟政》，长沙晚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好人贺悟政》，一时间父亲声名鹊起享誉四方，当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时，父亲憨厚地笑了：“哪有什么秘诀，我只是把乡亲们金融经济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信用社是联系农民与金融经济的纽带，要切实发挥信用社的作用，促进农业农村稳定，帮助农民致富。”

在父亲带领下，贺石桥信用社的存贷款业务和利润长期在全县排名第一，“三农”经济和信用社发展实现了双赢。信用社有了丰厚积累，于是，他亲手设计修建了信用社办公楼，至今还是贺石桥地区最气派、最结实的建筑。后来又修建信用社车站分社，让边远乡村的老百姓办业务不用跑远路。

在修建两个信用社办公楼的时候，他从规划设计，到物资采购，到施工管理全程指挥，事必躬亲，为的是节省建设成本。一次他拉着一拖拉机木头去锯木板，锯条断裂，把他的头部割开两寸多，就近卫生院不敢收治，到县医院缝合伤口二十针，流血超过两千毫升，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父亲一心为的是信用社这个服务老百姓的金融机构，竟忘了自己。父亲退休时，月工资也只有2000多块，还欠着信用社两万块钱——那主要是供我们三个孩子读书欠下的，而他多年一直资助贫困群众，也是重要原因。“钱是用来帮助人的，不是用来享受的。”那时，我总听父亲这么说。

父亲去世已经10年了，但他的美德还在乡间口口相传。父亲的接班人曾婷，一位长相秀美又能力超群的年轻行长，告诉我，最近在对近20年以来的不良贷款进行清收，发现别的地方问题成堆，而只有贺石桥地区几乎绝迹。“贺主任在任的时候，贷款回收率是100%，他把每一笔贷款都当成自己的钱来管，都发挥出了最大的金融经济效益。”曾婷又说:“实践证明贺主任带好了一个信用社，也培植了一个地方的诚信风气。”她的话，让我对父亲的金融经济学又增添了几分敬佩。

本文作者曾为父亲撰文刊发于《湖南日报》。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父亲的金融经济学课程里，还有一门必修课，他告诉我们：家风是最宝贵的财富。父亲不仅是优秀的金融经济工作者，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他对我母亲体贴入微，母亲常年有病，他一边忙工作，一边承担了家里的所有重活;他对我们姐弟三人严格要求，却又充满关爱，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欠下一身的账;他对我奶奶无比尊敬，即使奶奶当年狠心出走，他也只有敬重与感恩，依然为她养老送终，毫无一丝怨言。

他还经常资助贫困户、五保户和失学儿童。记得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孩子因为没钱上学，准备辍学。父亲知道后，立即给他交了学费，还买了书本和文具送上。他说：“孩子是村里的希望，不能让他们因为家贫而失学。”

父亲把对家人的爱、对乡亲的爱、对家乡的爱当成了“本金”，用一生的努力去经营，最终收获了丰厚的回报，赢得了敬重与拥戴。他的精神，就像一颗金色的稻种，在我们家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火焰渐渐熄灭，但纸钱仍在燃烧。母亲拿起木棍子拨弄着灰堆，找出一块闪烁着父亲名字的余烬。“你父亲肯定收到了。”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欣慰，又带着一丝哽咽。我望着那堆余烬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仿佛看见父亲正站在火光中，手里拿着算盘，脸上带着熟悉的笑容。

父亲的金融经济学，从来不是书本上的高深理论，而是他用一生的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真功夫：钱是劳动的果实，要靠双手创造;钱是信任的纽带，要靠诚信维系;钱是责任的载体，要用来帮助更多人。他用自己的探索，诠释了什么是奋斗，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真正的金融经济发展之道。

夜空中，星星慢慢亮了起来，父亲的精神，就像这星星一样，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中元节的火光中，我仿佛听见父亲在叮嘱我说：“你们要让现实版的金融经济学兴旺发达，造福社会和父老乡亲。”

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火光中，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他的金融经济学，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里，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母亲还在念叨：“悟政，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再跟我说……”我望着灰烬中父亲的名字，泪水模糊了双眼。父亲虽然走了，但他的“金融经济学”永远留传，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重遗产。

风从山坳里吹过，扑面而来是稻谷的香气，也含着父亲的气息。我分明看到父亲(站)在田埂上，渐行渐远，挥手对着我们说：“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写于 2026年8月30日)

责编：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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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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