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北平

衡岳苍苍，蒸湘泱泱。三百余年前，一老者蛰居石船山下，筑“观生居”，自题楹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此老者，王夫之也，世称船山先生。其以一身而当明清鼎革之巨变，以一心而承华夏文脉之绝续，以一笔而开湖湘文化之新天。今读甯绍绪、罗瑄二子《船山庄子解》之跋，不仅见一书刊刻之始末，更窥见湖湘士人薪火相传之精神、衡邵山川钟灵毓秀之气象，以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大道。

甯绍绪跋云：“船山王先生，晚岁著《庄子》，以寄其幽忧之思。余从王君敔得是本，与同社罗子仲宣，反复校勘，凡三易稿而后付梓。先子之于《庄》，盖有独契于心，而非世之训诂家所能知也。刊成，因识其起如此。”寥寥数语，道尽三重深意：一曰船山著《庄》，非为考据训诂，乃“寄其幽忧之思”——国破家亡之痛、文化陆沉之悲，尽付于庄周汪洋恣肆之文中；二曰甯绍绪得稿于王敔，复与罗仲宣“三易稿”而后付梓，其郑重其事、精益求精之态，令人肃然；三曰“独契于心”——船山之于庄学，乃以生命相印证，以魂魄相感通，非世间章句之儒可窥其涯涘。

罗瑄跋则记其亲身见闻：“先生说《南华》于湘西之别峰。吾乡刘生，因求先生手录所解；又同时有评本，舅氏罗生良钰俱录而藏之。……时《楚辞通释》授刻已成，因急约同志之友，踵以是编授之剞劂，公诸海内，使知先生现漆园身而为说法，其书有如此者。”此跋尤具画面感：湘西别峰之上，先生娓娓而谈《南华》；门下诸生或手录、或评点、或珍藏；及至《楚辞通释》刊成，罗瑄“急约同志”，紧随其后将《庄子解》付梓。一个“急”字，道尽湖湘士人传播先师学术之迫切——非为名利，乃为文化火种不灭于天地之间。“现漆园身而为说法”，船山即庄子，庄子即船山——读《庄子解》，便是与船山对坐论道，便是与千古哲人精神相往来。二跋对照观之：甯绍绪重在“校勘之精”，罗瑄重在“传承之切”。一精一切，一慎一急，恰构成湖湘文化精神之两面——既有沉潜考索之严谨，又有传播弘扬之迫切。此二者，如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船山一生，与衡邵山川结下不解之缘。抗清失败后，顺治八年至十一年，与其兄王介之隐居邵东大云山三载。其父王朝聘为邵东佘田桥曾致文之师，船山与曾致文师兄弟相称，两家姻亲，故遭清廷通缉后得投邵东。太平曾氏与中乡甯氏互为姻亲，船山先居曾家，后得甯朝柱接纳。且说这甯朝柱，字六擎，家贫好学，十五为人佣，夏夜挽桔槔劳作，作歌以告劳，声达于里。里人见而异之，出资使其求学，三年通五经，补诸生。甯朝柱独居芭蕉峰下，燃松脂照读，苦于无书，便择藏书之家授徒，得以恣意博览。南明绍武元年，他以五经中乡试第一名——“五经魁首”。其学问渊博，与王夫之志节相投，同怀遗民之忠。船山终生不仕清廷、拒绝剃发，罗英则于“剃发令下，避入万山中”。此共同之气节坚守，使他们的交往超越普通世谊，升华为守护华夏文脉之义举。罗从义“购书数千卷，闭户读之”，船山奉母避居中乡，“从义甚周金之”，竭尽全力资助其生活。《宝庆府志》明确记载：“居邵阳中乡，主罗从义家最久”。船山教授其子罗瑄，罗瑄有夙慧，性笃孝，父病噎不能粒食，便畜养母羊，五更即起，亲取羊乳以进，父病因此痊愈，六十五岁卒后乡人私谥“孝懿”。甯绍绪以万贯家财之资，全力资助《庄子解》校勘，相传其在衡阳买下整整一条街，富甲一方。正是这位仁风乡之大富翁，与罗瑄一道，反复校勘、三易其稿，终使《庄子解》得以付梓。《庄子解》首页镌“南岳王夫之解，男敔增注”，第三、四行镌“资江后学甯瑛、罗瑄参较”——此寥寥数字，乃邵东士人数十年守护之明证。

说到仁风乡，乃老邵阳县之膏腴之地，蒸水蜿蜒，良田千顷，自古物阜民丰。明弘治年间，仁风尹氏有女子尹守贞，幼时许配李姓公子，未料李公子婚期前猝亡，尹姑娘筑小楼独居，终身守节，尽捐一生积蓄，修建石拱桥以利乡民，乡人感其义举，名之曰“老女桥”。仁风一脉，既有甯氏之富甲一方，亦有尹氏之节义千秋——此乃邵东人文之厚土，亦为湖湘文化之渊薮。王夫之居留邵东期间，创作《广明大师小传》《相宗络索》等诗文，晚年《庄子通》《庄子解》成书与邵东学人交流密不可分，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诗中写道“时为先开订《相宗》，并与诸子论《庄》”——诸子即甯绍绪、罗仲宣等人。此所谓“江山有情助磅礴，明月自在著春秋”。

当代邵东人文追寻中，陈胜乔先生创立“乡土天下”公众号，致力推介家乡文史，遍查典籍、走访故老，撰写《王夫之避难邵东记考》等文，将船山旧事打捞重现，使三百年前的先贤重现血肉与温度。

今有邵东流光岭人禹丁华先生，年二十外出谋生，后考入湘潭大学历史系，供职于湖南省档案馆近四十年，参与或主持过多项湖南近现代史研究课题。禹馆长对家乡人文历史情有独钟，常写寄托乡愁之文以自娱。工作之余，寻觅并拍摄家乡即将湮灭的大花屋，查阅并挖掘深藏在谱牒中的掌故与历史。禹先生以档案人之眼光、史家之笔法，追溯船山先生与邵东诸家族之渊源，考证甯朝柱、罗从义、曾致文诸先贤与船山交游之细节。他曾言：档案者，历史之骨血也；谱牒者，乡土之魂魄也。无骨血则史不可立，无魂魄则乡不可亲。正是这种对文化根脉的执着追寻，使散落在故纸堆中的船山旧事得以重见天日——甯朝柱“燃松脂照读”的寒窗之苦，罗从义“购书数千卷”的藏书之志，罗瑄“五更起亲取羊乳”的至孝之行，甯绍绪“三易稿而后付梓”的精审之勤——这些曾经湮没于时光深处的细节，经禹先生之手一一浮现。

船山思想之伟大，不仅在于其八百万言的煌煌著述，更在于其身后有一群邵东人——罗氏、甯氏、曾氏——以血肉之躯庇护之，以财力物力资助之，以世代传承守护之。若无这群“不起眼”的邵东士人，船山先生或许早已在颠沛流离中耗尽生命，中华文化或许将失去一座最重要的思想高峰。因此，追寻船山，不能只追寻船山一人，更要追寻他身后的那群人、那片土地、那种精神。此乃文化复兴之真义——复兴的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群人、一方水土、一种文明传承的自觉与担当。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其《曾国藩》三部曲蜚声海内外，其写作契机正因领悟曾国藩受船山“经世致用”影响。2023年、2025年唐浩明两登湘江大讲堂，指出王船山是湖湘学术承先启后之关键人物，隐居山林四十年，在物资匮乏、一无名二无利的困境中，苦心孤诣，以最笨最拙的方式彰显对信仰对学术的忠诚。湖南省煤炭集团资深媒体人姚仲秋先生数十年扎根基层，以文艺鼓舞矿工，体现船山“道在器中”之精神——文化不在天上，而在人间；思想不在书中，而在行动。唐浩明与姚仲秋，路径虽异，精神内核则一，皆延续着船山开启的文化复兴之路。

船山思想核心有三：一曰“道在器中”，破虚玄之弊；二曰“六经责我开生面”，立创新之志；三曰“民族复兴”，《黄书》宣示夷夏之防，成辛亥革命先声。三者一以贯之，既扎根土地，又仰望星空。

三百年来，曾国藩刊刻遗书，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汲取力量，今人陈胜乔、禹丁华、唐浩明、姚仲秋…各以不同方式传承。船山在甯朝柱的芭蕉峰下，在罗从义的老屋中，在甯绍绪的字斟句酌里，在罗瑄的奔走中，在禹丁华的目光里，在陈胜乔的足迹里，在唐浩明的讲述里，在姚仲秋的笔走龙蛇里。三百年后，我们承接使命：以实学破空谈，以勇气开新篇，以担当继绝学。衡岳苍苍，蒸湘泱泱。船山之风，万古浩荡。文化复兴，天下归心。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曹辉

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