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到27日，我作为湖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抬起头来，拥抱世界”暑期实践团教学组的成员，把江永女书——这套世界上唯一由女性创造并传承的独特字符，带进了端里小学小班、中大班和大班的教室。连续三天，三堂不同深度的文化课，孩子们在这些倾斜修长的菱形文字中，触摸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温热的脉络。当他们初次动笔临摹时，教室静得出奇，只剩下铅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俯身屏息，一笔一画， 他们追摹着那些倾斜的弧线，生涩的笔触里，正藏着对这段遥远历史最质朴的好奇与敬意。

为了把这堂课讲好，我提前做了不少功课。给三个年龄段的孩子上同一主题，意味着要准备三套完全不同的教案。小班的孩子坐不住太久，我就把重点放在故事和动手描摹上，用“古代女孩不能读书，只好自己发明文字”的引子抓住他们的好奇心；中大班可以接受更多知识对比，我设计了汉字与女书的笔画外形对比环节；大班理解力更强，我便抛出“为什么女性要创造自己的文字”这样的问题，引导他们触碰性别与文化的表层。那几天晚上，我对着电脑反复调整课件，删减、增补、替换示例，在每页备注里写满语速提示和互动节点——同一张“女书”的图片，在小班多停留三十秒，在大班则直接跳过，因为我相信他们会主动追问。

备课时我最花心思的，是动手写女书的环节。我特意设计了三个词的教学——“力量”“中华”和“母亲”，在学写之前，我为他们播放了几段关于女书的小视频，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将他们带到了有关女书的过往岁月里，在视频中看到那些修长倾斜的菱形字符时，有孩子忍不住轻声说：“好漂亮啊。”我顺势抛出那个问题：如果古代的女孩不被允许上学，她们想和好朋友说悄悄话，又不让哥哥弟弟看懂，会怎么办？孩子们的眼睛亮起来，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可以写暗号！”“可以发明一种只有女生认识的字！”童言无忌，却恰好抵达了女书诞生的核心——在漫长的父权阴影下，女性用文字为自己撑起了一片表达的天空。

（图为女书教学的板书）

开始动手写字时，小班教室里的光景格外动人。我拿着粉笔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示范——女书的笔顺从右到左，笔画以斜弧为主，整体呈倾斜的菱形。孩子们紧握铅笔，小脸几乎要贴到纸上，努力模仿着那些纤细修长的线条。在动手书写环节进行到一半时，我留意到有些孩子写得很快，写完便东张西望，似乎少了些目标感。于是我临时加了一个小环节：谁愿意主动走上讲台，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所学的女书字符，就可以获得我事先准备的小奖品。话音刚落，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一双双小手如雨后春笋般举过头顶，争先恐后地喊着“我！我！”孩子们排着队走上讲台，踮起脚尖捏着粉笔，屏息凝神地在黑板上落下每一个倾斜的笔画。虽然笔触依然生涩，但他们写得格外郑重，仿佛手中握着的不是粉笔，而是一段沉甸甸的、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历史。

台下的同学则自发地为他们加油鼓劲，每当一个字符完整落成，教室里便会响起一阵欢呼和掌声。那一刻，小小的乡村教室里涌动着一种朴素而热烈的仪式感——文化的种子，就这样在孩子们争先恐后的笔尖下，悄无声息地扎下了根。

有个男孩在写完“力量”两个字的女书写法后，高高举起作业纸，眼睛亮晶晶地望向我，我蹲下身仔细看，笔画虽稚嫩，却已有了几分斜弧的韵味。我认真地说：“你写得很漂亮，比老师第一次写的时候好多了。”他咧嘴笑了，又把纸压平继续练下一个词。还有一个内向的小女孩儿，一直在埋着头安静地写，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轻轻拉住我的衣角，小声说：“老师，这个字我写得对吗？”我弯下腰，握住她的手又带着她描了一遍，她重新落笔时，笔画稳了很多，写完后抬起头冲我一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图为一位大班学生向我展示学习成果）

大部分孩子都沉浸其中，但也有意外。小班后排一个男孩突然把笔一搁，嘟囔道：“老师，学这个有什么用嘛，又没人认识。”教室里安静了一瞬。我看着他，没有急着批评，而是放慢语速对全班说了一段话：“同学们，女书的最后一位传承人何艳新奶奶，在2025年已经离开了我们。非遗正在慢慢消失，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好，而是因为学的人越来越少。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哪怕只学会写一个词、一个字，你就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参与——你在用你的手，把一段快要断掉的文化接住、传下去。”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那个男孩重新拿起了笔。后来他写“母亲”时格外认真，纸上还画了一颗小小的爱心。放学时，他把那张纸折好塞进书包最里层，说要带回去给妈妈看。从“学这个有什么用”到“我要把它带回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教学不是把知识塞进孩子的脑袋，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与知识之间的那条线——当他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有关，笔尖自然就有了重量。

三天里，三堂课，三种不同的节奏与温度。中大班的孩子追问我“那她们偷偷写字被发现怎么办”，大班则更安静专注，下课后仍围在讲台前请求多学几个字。而小班，尽管纪律最让人头疼，却也最让我动容——那些歪歪扭扭的笔画里，藏着的是一颗颗正在苏醒的种子。下课后有孩子跑过来拉住我的衣角问：“老师，女书以后还会有人学吗？”我蹲下来告诉她：“会的。因为今天你们就学了呀。”她点点头，跑开了。

（图为中大班的学生们集体展示学习成果）

从前备课，我习惯把重心放在内容的精准与逻辑的严密上，但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教学更像是在孩子心里生火，而不是往里面倒东西。那些未被写进教案的追问，那些意料之外的抗拒与接纳，才是课堂真正生长的部分。中大班的追问让我看到，当孩子开始代入古代女性的处境，想象压迫与表达之间的张力时，文化课便不再只是知识课——它变成了共情力与判断力萌发的土壤。我逐渐学会了一件事：比起把课讲完，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双眼睛里读到“这件事和我有关”。女书的弧线落在作业纸上，落在童心里，落在端里村寂静的夏天里。它们正在发芽，我们看不见，但我们都相信。

女书的笔划纤细却坚韧，恰如那段被尘封的女性史，也恰如每一个乡村孩子被点亮时，眼里透出的光。而我何其有幸，在这个夏天，成为了那个递笔的人。

作者：余懿

责编：徐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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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