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庆选

老了，我一直在忏悔。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就不要怕去改正。

夜深的时候，我会把此生亏欠过的人一个一个想起来。父亲、母亲、姜叔叔、潘老师、牛书记、那些陪我日夜加班的部属、还有那个寒夜里陪我找了一夜女儿的准岳母。有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些人再也见不到了，有些部属，可能早已忘记我情绪失控后的言行了。

写下这些，不为求得原谅，只为给自己一个交代。

对父亲：欠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直到父亲走时，我们父子之间从未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

1935年到1941年，他在国军服役。那是抗日时期，一寸山河一寸血。绥远抗战，他冒死传令；台儿庄会战，他从文职转为战斗兵，与日寇殊死搏斗；鄂赣会战，他打摆子倒在路边，差点没能活下来。那六、七年，他用命在拼。

（父亲刘维雄）

但我知道这些，已经太晚了。

他的这段历史，使我的人生一路坎坷。十五岁下乡，三次招工被拒；1977年高考过线，却“冇得下文”。我心里有埋怨，觉得父亲拖累了我。他从不辩解，只是沉默，几十年如一日地沉默。我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主动说起。

他走的前几天，天特别冷。他倚靠房门，对来看父母的我，说：“庆选，我好像不行了。我还有两个想法，你能帮我实现啵？一个是去台湾看看；一个是去新省政府你的办公室坐坐。”

我急着去北京出差，随口答应：“去新省政府，我回来就带你去；去台湾，等我请好假就陪你去。”

然后我就走了。两个愿望，他等我回来实现。但我接到他病重的消息，从北京匆匆赶回，已是阴阳两隔。

直到父亲走后，我才看到他留下的这几张手迹。真没想到，那个沉默了一辈子的父亲，“九死一生”参与了台儿庄大战。但他从不向人声张，只在去世前，用几张纸留给了后人。

（父亲写的他的历史手迹）

他临终想去台湾看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想到我办公室坐坐，他想看看，那个曾因他而坎坷的儿子，最终走到了哪里。可我连这两个最后的愿望，都没来得及满足他。

那天天特别冷。冷到我心里去了，至今还在冷。

《韩诗外传》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从北京赶回，父亲已经不在了。

对母亲：欠一句“你受苦了”

母亲生于1928年5月，湖南长沙县东乡。她小时候，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她跟着我外公外婆和乡亲们，脸上擦着锅底灰，不分日夜，四处跑兵。

19岁那年，她嫁给比她大14岁的父亲。她一直说父亲瞒了年龄，只是想着他打过日本鬼子，应该是靠得住的男人。

她躲过了日本鬼子，却没有躲过打过日本鬼子的丈夫带来的厄运。

（母亲熊辉静）

受父亲历史的牵连，她被清除出邮电系统，发配到外县小镇。邮电系统招工时，她曾揹着上百斤电话线走了几公里，通过考试成了正式工。三年自然灾害时，天不亮去排队买骨头熬汤。那几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她怕再多一张嘴，自作主张打掉了已成型的幼子。为了让小妹顶职，五十岁就退了休。她一声不吭，从未抱怨过一句。退了休她也没闲着，三个外孙、一个孙女、一个曾外孙，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把带孙辈当成了后半生的事业，一直带到再也带不动为止。九十岁后，她身体每况愈下，大吐血、休克、褥疮越来越多，饱受病痛折磨。清醒时，她总是对我说：“我不想活了。”

她这一辈子的力气，都花在这个家上了。而我，连一句“你受苦了”都没当面说过。

她走的时候，我们四姊妹齐刷刷跪下，我喊了一句：“老娘好走。”

那一声，太迟了。她听不到了，我也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孟郊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春晖我报不了，连一句“你受苦了”都说迟了。

对姜叔叔：欠一次当面致谢

1969年元旦后，我下乡插队。大姐留城代课，符合招工条件，可每次到了政审环节就没了下文。招工单位去岳阳邮电局政审，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写得清清楚楚。好几个单位都不要她。

大姐不甘心，给岳阳县“四向办”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出生不由己，但革命的道路我可以选。父亲的历史问题，难道要影响我一生？”

信落到了姜禄中手里。

（姜禄中叔叔）

姜禄中是岳阳县“四向办”的主任。他看了信，没有放进“待处理”的文件夹。他通过在岳阳邮电局工作的弟弟，了解了我家的处境：母亲被清除出邮电系统，带着小妹发配到外县小镇；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打发在邮电局厨房；大姐代课，二姐和我下乡，一家六口分散在四个地方。

他知道的，比我们自己还清楚。

那年岳阳港务局招工，姜叔叔把大姐推荐了过去。第二年，湘江氮肥厂招工，要一个能演《红灯记》里李铁梅的知青，二姐在乡下演过铁梅，长得也漂亮，姜叔叔推荐了她。第三年，我在被招工单位刷下三次后，终于进了岳阳港务局2311轮。

三年，三姐弟，全在姜叔叔的关照下改变命运。

后来，我妈和大姐曾代我和二姐探望过姜叔叔。而我，从来没有当面谢过他。民间有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涌泉之恩，我连滴水都没当面报过。

对潘云冰老师：欠一趟凤凰之行

1966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潘云冰老师。彼时我是岳阳二中87班的初一学生，她被一群人围着，身边站着她的丈夫周平阶老师，我的班主任。那是一个喧闹的五月，我远远望见了她，没有走近。

（潘云冰和周平阶老师夫妇年轻时的照片）

此后我的人生步入寒冬。1969年元旦后下乡插队，1977年高考过线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落榜。1978年春夏之交，我走进潘老师主持的高考复习班，那是我押上全年的休假：四十八天假期，命运的最后一搏。

她仔细问了我的情况，听我说完插队、烧锅炉的经历，说：“你离开学校十年了，是六八届初中生，真正读书不到一年。现在要在一个多月里补完高中全部课程，时间肯定不够。我建议，数学跟班听课，主要精力放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上，用文科优势把数学的失分补回来。”她只用了十几分钟，就为我把路指清楚了。

复习班里，她教我们文章之道，说“首在立意，贵在清晰”。有一次我在作文里写了“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她把我叫到一旁，轻声说：“写作要慎重，别用这种立场模糊的措词。”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她已经有了判断。

在我最焦虑的时候，她念了一句雪莱的诗：“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那如暗夜星光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那年高考，我上了重点线。填报志愿时，潘老师因操劳过度住了院。我到病房探视，她靠在床头说：“你的年纪比应届生大多了，第一志愿报湖南师院，第二志愿报岳阳师专，确保录取。”寥寥数语，为我铺了一条最稳妥的路。后来我辗转多个岗位，每当遇到重大抉择，总会想起她清亮而坚定的眼神。

可我心里有一处亏欠，始终过不去。潘老师和周老师曾有一个心愿，想去湘西凤凰看看。那时我总以为来日方长，公务缠身，未能亲自陪同，我派人陪她夫妇去了。至今，周平阶老师已经走了十多年。我还欠潘老师一趟亲自陪同的凤凰之行。

愧疚如芒在背，至今未消。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我的不安，就是没陪潘老师去一趟凤凰。

对牛书记：欠一份托举的回应

1982年7月，我从湖南师院政治系毕业，分到省航运局宣教部。

1984年秋天，省交通厅牛处长下来当航运局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让我主持宣教部工作。我说自己还不是党员，他说：“你大学写过申请，交支部讨论。”果然，10月我成了预备党员，1985年元月被任命为宣教部副部长。

从1984年夏天开始，我悄悄参加了三场考试——省司法厅律师资格考试、省经贸干部招聘考试、中央党校研究生考试。考一场，负罪感就加深一层。到了第三场，我已经不敢看他的眼睛了。

1985年6月，调令下来了，去省计委。调令就是命令，任何单位见调令必须放人。我不需要他签字，不需要他同意。去报到那天早上，我特意早到，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从他门口过的时候，门虚掩着，我知道他在里面。我停了一下，没有敲门，低头走了。

从1985年6月去省计委报到，我再也没见过他。后来他退休了，我多次想登门道歉，但不知道他住哪儿。再后来，我请交通厅老厅长帮我打听。老厅长说：他走了，去天堂了。

之后每一次职务晋升，领导找我任前谈话，眼前都会浮现他找我谈话的场景。他信任我，我却没有留下。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用了半辈子，才省出这一条：辜负了一个真心托举我的人。

对部属：欠一个克制的脾气

1997年2月，我从永州挂职回来，省政府办公厅与研究室的合并已尘埃落定。当年底，我当了省政府办公厅综调室主任。从那时起直到60岁改任省委巡视组组长，我一直牵头省长的文字工作。

原来的研究室是一个厅级单位，现在成了一个处室。省领导的要求没变，文稿的分量和密度没变，能干活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任务重，节奏快，常常不分昼夜、通宵达旦。下班前接电话，第二天早上交稿，领导定稿后还要去印刷厂校稿。印刷成册后，还要赶快送至会议室摆好。

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特大洪涝灾害后，朱总理来湘考察灾后重建，汇报稿就是从印刷厂直接送到会议室，刚摆好朱总理就进来了。2008年初湖南冰冻灾害，温总理三天两次来湖南考察指导抗灾，我们连交两份省委省政府汇报稿，几乎没有休息。温总理走进会议室听取汇报时，我们的汇报稿刚摆放完毕。

（2006年，周伯华省长赴京履新时，与湖南省政府研究室全体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周省长，左起第六人为作者。）

我本来就是急性子，活一压上来，情绪就控制不住。文稿分头起草，等稿子交上来，看到不用心、敷衍了事的文字，火气就上来了。话说得重，不留情面，不容分辩。有时候是当面扔给他，重来；有时候是连着几天的冷脸。每一次都是因为文稿质量问题，从来没有因工作之外的事。

理由正当，不等于方式正确。我是处长，研究室恢复后又是主任，他们只能听着。稿子拿回去重写，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有人默默把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不敢抬头看我。那些夜里他们稿子交给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连一句“辛苦了”都没说过。

他们不止是我的部属，也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儿子。那些文稿质量差一点、打磨一下就可以的文字，我用最硬的语气扔回去，伤的是他们熬了半夜的心力。我当时觉得“质量第一”、“责任重大”，现在回头想，质量可以讲，方式可以换。

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怒火如火焰般吞噬了我的理智。”我就是那个被怒火烧昏了头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被火溅到的人。

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些稿子，从来没有耽误过会议。

对“准岳母”：欠一个翻越沟壑的能力

1976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个叫小邹的姑娘。我家住东井岭邮电宿舍，她家在东井岭附近。那一夜送她回家，走在路上，心里忽然浮起一句诗：刘郎只恨蓬山远。

那晚看完电影，我送她回家。到她家门口，我转身回了东井岭。没过多久，她母亲拍响了我家的门：“萍萍呢？你把她藏哪儿了？”

寒夜，没有单车，全凭双脚。东井岭到梅溪桥，又到洞子外她同事小李家，来回近两个小时。把她母亲送到东井岭她家门口，我再折返回邮电宿舍，又是半个多小时独行。

第二天天亮，我去准岳母家。她一夜未眠：“你把我女儿找回来，才算完事。”我又跑了一遍来路，她家、我家、红船厂码头，然后又陪准岳母去东茅岭派出所报案。到中午，陪她走到通往她家的黄土坡下，一抬头，山坡上，小邹和同事小汤正朝我们笑。我侧头看她母亲，她盯着山坡上的女儿，转身疾步朝家走，一次也没有回头。

自那以后，她母亲始终没有松口。1978年我再次高考，离开了岳阳。不久她为女儿定了亲，从此江湖两忘。

我欠准岳母的，不是一句道歉，是那个寒夜里她需要一个答案，而我给不了。她只是想确认女儿交给一个不会让她受苦的人。而我当时连一份安稳都拿不出来。我与小邹间的沟壑，比八百里洞庭还宽。

莎士比亚说：“忏悔过去，警戒未来。”可有些过去，忏悔了也回不去了；有些未来，警戒了也到不了。

七段亏欠，写完了。其实还有些亏欠，对亲人、对同事、对同学、对朋友，乃至一切与我有交往的人，等等，不再一一写出，留待余生自省。

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再也见不到了，有的可能早已忘记了我发过的火。父亲、母亲、姜叔叔、潘老师、牛书记、那些陪我日夜加班的部属、还有那个寒夜里的准岳母。写下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原谅，他们看不到，或不在意。写下来，是为了对自己有个交代，与自己和解。

作者简介:

刘庆选，祖籍长沙，生于岳阳。年逾古稀，历经江湖淬火、庙堂躬耕、重归江湖。

责编：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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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