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庸鹅耳枥

澧水一脉青绸，汤汤东去，千年万年。麻崆山就那么立在岸北，乍见平凡普通，像极了蹲在田埂上的老农，脊背弓着，怀里揣着一卷发黄的册页。

世人过张家界，都奔那三千奇峰去了，奔那云海天门去了，极少有人转个弯，踱过澧水，到枫香岗这寻常乡野间，叩一叩这面静默了227年的石窟。

可中华文脉，偏偏最爱藏在这种地方。它不挤在闹市，不立在官道旁，偏要挑一处山野，凿一个洞，把心事刻在石头上，然后等着。等风来蚀，等雨来浸，等一个有心人，在某个清爽的月夜或某个薄雾的清晨，偶然推开半掩的柴扉。

玉皇洞，便是武陵山脉用喀斯特岩骨写成的一卷私史，没有敦煌的精美，没有云冈的雄伟，没有龙门的威仪，也不完全像麦积山的泥胎世俗。

他只是一个庸城乡绅，携着一群土家石匠，用八年时光，一錾一凿，把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咽下的苦、看透的世情，全部归还给了山石。岩壁生苔了，彩绘斑驳了，可那些藏在石纹里的叹息与期许，至今仍带着体温。

开凿它的人，叫李京开。乾隆七年的澧水河畔，他降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土汉杂居之家。彼时，改土归流不过一甲子，儒家的风已顺着船帆，一页一页吹进了澧水的河谷。

李京开自幼埋首经史，胸中装着尧舜，眼里望着庙堂，可命运偏偏不肯给他一个功名，求索始终得不到一次世俗成功。屡试屡败，半生蹉跎。

至暮年归乡，他忽然像澧水退潮后的滩涂一般，把金银、功名、荣辱都看得透透的。于是给自己取名“识破生”——识破了，放下了，然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散尽家财，凿山。

嘉庆四年的某个清晨，五十七岁的李京开，带着一群攀岩如履平地的土家匠人，登上了麻崆山。这里原叫月斧山，山石状如斧刃，仿佛天地遗落的一件造物工具。

没有官府一文钱，没有商贾一两银，全凭他一己的积蓄，一凿一凿地抠进岩层。先凿三里外的丰泉洞，再在主崖壁上，依着山势高差，分层开出了八个洞窟。土家匠人们悬在绝壁上，腰里系着麻绳，脚下蹬着木梯，手里握着粗重的錾刀，就那么仰着头，俯着身，一寸一寸地与石头对话。

八年。山风把皮肤吹成褐岩，蚊虫在夏夜噬咬筋骨，李家田产一寸一寸地薄下去，崖壁上的神佛、圣贤、工匠、凡人却一寸一寸地立了起来。

光绪年间的《永定乡土志》只留下一句“性僻古而达观，家颇殷富……工费不亿计”，轻飘飘的几十个字，背后是八千个日夜的锤声叮咚，是一个读书人把半生失意，錾成了永恒。

李京开给石窟排了一个奇特的格局——不是寻常寺庙的左右对称，而是顺着山势，自下而上，铺陈出地府、人间、天庭三层。

底层是因果洞，幽暗微凉，阎王端坐，牛头马面静侍，洞门刻着“今来善恶”，楹联写得触目惊心：

因为善因为恶总记生前，

果招祥果招殃分还死后。

岩顶渗水经年滴落，嘀嗒，嘀嗒，像天地在替古人垂泪，也像在问每一个过路的人：你这一生，究竟种了什么？

中层最是温暖。桃桂洞里供着孔圣牌位，香火至今未绝。李京开一生没做成官，可心里那把“耕读传家”的火，从未熄灭。他信，只要田里有稻，案上有书，人间就还有指望。

最动人的是毫笔洞。魁星踏鳌，执笔点斗，身旁竟立着一尊鲁班像。一介匠人，与文曲星同龛受拜，这在全国石窟里，大约只此一处。楹联也朴拙得可爱：

毫厘不外规矩，

笔墨深藏准绳。

庙堂里的圣贤，山野间的工匠，在李京开眼里，都是人间正道。

最高处是雷电洞。玉皇大帝头戴金冠，龙袍垂落，身后衬着一轮朱砂绘就的红日，威仪赫赫。洞顶阴刻“昔察乾坤”四字，天眼昭昭，善恶无所遁形。

观国内万千石窟，大多独尊一宗，或佛或道，壁垒森严。唯有这玉皇洞石窟，竟将玉皇、孔圣、阎王、鲁班，神、圣、人、匠，全部请进了同一面崖壁。道家逍遥的天，儒家济世的圣，佛家轮回的果，百工规矩的匠，在这里各安其位，平等受着香火。

乍看有些驳杂，细想却正是庸城这方水土的性情——土家、白、苗、汉和诸匠、百工、士子，各色烟火在澧水两岸世代相融，早已不分你我。李京开不过是把这片土地上人们心里真正敬着、爱着、怕着、盼着的，一尊一尊刻了出来。

这不是庙堂里钦定的正统，这是民间灶火旁生长出来的泛神信仰，像一个老人坐在田埂上，对着晚辈数念：天要敬，祖要祭，书要读，手艺要精，善恶到头终有报。它们不需要体系圆融，只需要各归其位，各安其心。

这种散淡而真诚的包容，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山水间，才生得出来。

整座石窟，从不硬生生地劈山改势，只是顺着溶洞天然的走向，稍加雕琢，便让神佛、圣贤、匠人各安其位。三百米长的崖壁，洞窟隐在四季常青的灌木间，远望只见疏疏几处檐角，近游则曲径盘旋。脚下是磨得发亮的千年石阶，一抬眼，澧水平川铺展如帛，远山层叠如浪。

朱砂与赭石调制的彩绘，经两百年风雨洗濯，褪去了鲜亮，反倒生出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沉静，像一坛老酒，开坛不必饮，光是那股醇味，便已醉人。

但玉皇洞的魂魄，还不止于此。20世纪30年代，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到了大庸，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玉皇洞一带成了红军驻地。

那是个炮火连天的岁月，崖窟本是绝佳的藏身之所，可红军战士对这面刻满“善恶”“规矩”“耕读”的石壁格外珍重。他们设岗看护，不许兵卒损毁一尊造像、一副楹联。山泉成了红军的取水处，缓坡成了操练场，古石窟成了革命队伍天然的庇护所。

1935年，任弼时主持召开的纠正“左”倾且意义深远的丁家溶会议，就在石窟近旁的村落召开。将士们在崖下休整时，仰望着那些斑驳的石刻，大约也曾在心底暗暗许诺：等仗打完了，要让每一户农家都耕有其田，每一个孩子都读得起书。

石刻里劝善崇文的底色，与红军为民的初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融在了一起。这让石窟的文化厚度，又增添了一层血色与温度。

余秋雨说过，古迹不会自动新生，每一处文脉重光，背后都藏着无数凡人的坚守。

20世纪80年代，石窟荒草没径，行道坍圮，几位本地乡贤坐不住了。汤祖壇、胡太灼等人自发奔走，四方乡邻出钱出力，四个月整修游道、搭建亭台，1984年石窟重新开放。

那时条件简陋，仅能维持基本的瞻仰，可火种一旦点燃，便再未熄灭。2022年以来，原市委常委陈初毅，年过花甲仍踏遍九洞，逐字拓录楹联，走访老石匠的后人，翻阅尘封的方志，耗尽心力写下数十万言，把石窟独有的八重文化一一理清。

本土摄影家陈生平受命而来，扛着笨重的设备钻进幽暗洞窟，用镜头一寸一寸地丈量那些被时光磨蚀的线条与色彩，为两百年风雨留下的每一道刻痕，存下了不可复得的光影档案。

退休文物专家吴建国，往来长沙、北京无数趟，争取专项资金，勘察本体病害，拟定修缮方案。

陈友清、覃基梁带着项目部的年轻人，扎根山下，一干就是四年。文保中心唐忠攀上十多米高空，在闷热且有蚊虫的洞窟里，七十七天完成九十六幅石刻的全套拓印。

当张吉怀高铁通车时，隧道震动加剧了山体裂隙，危岩频频坠落。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带着协调队伍，二十余次奔往长沙、北京，历经一年多的艰难斡旋，终于将危岩治理列为铁路遗留专项，争取到一千六百余万元资金。锚杆锚索打进岩层，主动防护网依山布设，清危、嵌缝、防渗步步推进。

八百三十万元省级专项资金随之落地，专业团队进驻，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除尘固岩，修复彩绘，治理渗水。不妄加一笔，不无端修饰，只还石刻本来的面目。

如今，山脚下的京开广场，青石板铺地，红石环带环绕，李京开花岗石像重新修葺，基座新刻“君闻道，九洞归矣”。

2023年，石窟获评3A级旅游景区，成了集文物观赏、红色研学、郊野休闲于一体的去处，为枫香岗的乡村振兴注入了一脉活水。土家民宿、特色农产、研学产业，因石窟而渐次生长，文脉滋养了一方烟火。

我曾在一个黄昏站立在京开广场。抬眼望去，麻崆山嘉木葱茏，澧水依旧蜿蜒东去，有高铁列车如游龙般穿行田畴。但见古窟静卧半山，沉默不语，可我分明看见，它把人间善恶、家国理想、乡土温情和士人赤诚，全都刻进了自己的肌理。

我想，石窟肯定知道，越是喧嚣的时代，真正的心事，越要交给石头来保管。

作者：大庸鹅耳枥

责编：向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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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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