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仪

前不久，外卖骑手王计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今年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个没有受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底层劳动者，站上了国家级文学奖领奖台，这展现了新大众文艺的活力和“破圈”力量，也体现了鲁奖评委会与时俱进、唯才是举的胸襟和器识。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笔者在为他们点赞的同时，也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说王计兵的获奖是打破身份壁垒的体现，那么另一个壁垒——地理壁垒，是不是也应该破除呢？

在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两大国家级文学奖项中，茅盾文学奖要求作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鲁迅文学奖虽未明确有国籍要求，但参评作品须首次出版于中国大陆地区。这意味着，大量优秀的海外华语写作者被挡在了门外。事实上，迄今也确实没有一位海外华人获得过这两大文学“国奖”。

海外华语作品是否具有中国性？回答是肯定的。从十九世纪末华工等底层民众的海外生存实录，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於梨华、白先勇等台湾留学生作家，再到改革开放后大量新移民作家的涌现，海外华语写作绵延不断，主题也从最开始的思乡之情，延伸到聚焦中西文化冲突下的疏离感、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等普遍性问题，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海外华语作品有没有配得上“国奖”的佳作？应该也不缺。除了优秀的天赋和良好的教育外，旅居海外的处境，赋予了华语作家一种独特的目光——既带着母文化的印记，又不得不以异乡人的方式重新审视自身。这种“内外之间”的位置，让他们的写作在题材、技法和视角上都呈现出与大陆和港澳台文学不同的面貌，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极大地丰富了华语文学的审美版图。近几十年，就有不少海外华语作家和作品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白先勇的《台北人》在“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高居第7位，《孽子》《纽约客》深刻地影响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并有利推动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浪潮；严歌苓的《扶桑》《天浴》等作品，以跨文化视野描绘边缘人物、反思历史，多次荣获《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奖、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等；黎紫书的《流俗地》以南洋视角描绘了马来西亚华人世界的众生相，受到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华语文学世界的极高赞誉，荣获第17届马华文学奖、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书籍奖……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与此同时，我们受到的非难和阻力也越来越大。这一方面缘于西方世界的蓄意打压，另一方面也与世界对真实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不够，我们急需真实且艺术地展示自我。而海外华语作家恰是中华文化在异质土壤上的优质代言人，他们用世界能听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海外华语写作始终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这样的“义务宣传员”，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

不仅如此，优秀的海外华语叙事还能超越地域，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困境，为世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提供了启发。海外华文作家可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早书写者和大力张扬者。如以黄运基、张翎、虹影、洛夫、刘荒田等为代表的作家群，始终对世界性人类现代化实践保持高度关注。他们的写作既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生动呈现了丰富多元的世界图景，在拓宽国人国际视野的同时，也为我们审视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外部参照。

追本溯源，国家设立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仅是为了表彰优秀的华语写作，也在于纪念茅盾、鲁迅等卓越的作家。尤其是鲁迅，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其作品虽然刻画的是阿Q、孔乙己等中国面孔，鞭挞的是“欺”和“瞒”的“国民性格”，但何尝不是“人类劣根性”的共同写照呢？鲁迅作品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以世界文明之眼光来剖析中国。海外华语创作兼具全球性和地方性双重视野的优势，是打通本土与域外世界的重要纽带，是“鲁迅精神”的同频共振者，正应是鲁迅文学奖的目标对象！

文学无国界，而华语有根。将海外华语文学创作纳入文学“国奖”评选视野，是对华语文学完整性的确认，同时也能吸引全球华语创作者向中心靠拢，提升奖项在国际文坛的话语权和关注度。

就在王计兵获奖的同一个月——2026年7月17日，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正式启动。该奖由世界华语文学基金会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主办，聚焦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及海外地区华语文学作者的创作。

华语文学的版图，既要有“低处飞行”的骑手诗人，也要有“四海翱翔”的海外作家。让每一双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天空，这正是文学最该具有的本真模样！

（作者为中南大学人文学院2025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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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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