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

“你说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一个浪漫的期许，就会让浪漫的人付诸浪漫的行动，奔赴浪漫的江南。

如今一说到江南，人们首先会把它定位在江浙地区，而脑海中不免叠加了一幅“江南山水图”：小桥、流水、人家，古镇、油纸伞，以及吴侬软语与温婉的江南女子。它是温柔乡，是应该生发浪漫的地方；是“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让人愁绪绵绵的地方。

然而，曾几何时，“江南”并不专属江浙一带，它是整个长江以南的代称，而且是以湖北南部、湖南、江西为中心的。湖南，似乎被“江南”遗忘了很久；湖南人，也遗忘了千百年来的“江南”记忆。

作为行政区的江南

“魂兮归来哀江南”，行吟湘沅流域的屈原大夫，最早使用了“江南”一词。它指代的是楚国长江南岸，当时楚国的蛮荒之地。

到了秦汉时期，文献中把“江南”作为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泛称，主体则在湖北南部、湖南以及江西。《史记》中将全国划分了若干经济区与文化区，此时的江南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司马迁甚至毫不留情地加了一句“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成年男子们不适应这“卑湿”的环境，寿命很短。那么女子是否相对长寿呢？司马迁未予置评，但至少可以肯定，此时人们谈起江南，不存在正面文化想象。

岳阳东古湖旭日初升。（资料照片）张京明 摄​

江南开始与富庶优美搭界，始于“五胡乱华”与衣冠南渡。大量北方士族南迁，江南成为华夏正统偏安之地。他们不仅带去了生产技术，也带去了文化与人文气质。山水诗、玄学、门阀文化扎根江南，南朝文学兴起，并奠定了瑰丽华美的奢靡文风。江南具备了温柔、重文轻武乃至浪漫的审美特质，但尚无统一的江南行政区，“江南”更多是文人叙事空间。

直到唐代，正式的“江南”行政区划方才诞生。唐贞观元年（627年）设立江南道（类似于今天的省），囊括今江浙沪、江西、湖南、福建、皖南、鄂南大片区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行政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将其拆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其中江南西道即今湖南、江西一带，江南东道管辖今苏南、浙闽、皖南，黔中道则在今贵州与湘西地区。所以杜甫会在长沙写出“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因为他是在江南西道的长沙重逢了李龟年。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唐朝，诞生了“湖南”这个行政区。广德二年（764年），唐帝国在今衡阳设置湖南观察使，初领衡、潭、邵、永、道五州，含今湖南中部及南部。四年后，湖南观察使迁往长沙，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今郴州和广东连州。

宋代延续了这种设置，以“荆湖南路”管辖今天除湘西地区以外的湖南。同时，宋代拆分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独立出了两浙路。行政意义上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主要对应今天的江西、皖南，但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就固定在了两浙路，即今天的江浙地区。行政江南和文化江南彻底分家。

作为文化意象的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的《忆江南》成为书写江南意象的标志性文本。安史之乱后，文人诗文创作越来越多地把江南东道以及后来的两浙路当作审美对象，烟雨水乡、繁华风物的诗意形象成型，并成为承载乡愁、闲适、唯美意象的文化符号。江南经济富庶，城市繁华，文人荟萃，“苏杭”标签也在此时确立。

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与文化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太湖八府一州成为此时江南区域的共识，也是后世史学家最常使用的“江南”空间，即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太仓直隶州。由于商业经济的兴起，江南形成了高密度的市镇经济，是全国赋税重地，同时经济财富支撑起藏书、园林、戏曲、书画、刻书产业，造就了江南科举人才高地与精致世俗生活的典范。市镇经济带来的江南市民文化、经商风气，也增添了江南气质的内涵厚度，不再只是“温婉秀气”的单一标签。

如今的江南承载的更多是人们的想象。近代上海崛起，传统市镇衰落，旧江南生活方式逐渐消逝。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江南水乡、古镇被作为旅游与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复制。大众文学、旅游叙事中的江南，叠加了大量浪漫想象，不断回望、美化，形成大众认知里的理想化江南形象。

“潇湘”与“江南”共辉煌

在“江南”文化意象被固定在江浙，湖南等地被“踢出”江南的同时，“潇湘”意象崛起了。潇湘本为地理概念，即潇水与湘江的汇合处，在今永州市零陵区，泛指今湖南一带。“潇湘”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舜帝南巡崩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子奔赴湘江，痛哭泪染青竹成斑竹，溺亡化为湘水女神。这是潇湘最早的神话底色，奠定凄美、相思、怅惘的情感内核。

屈原的《九歌·湘君》《湘夫人》，将湘水神演绎为人神相望、求而不得的悲剧形象，把神话悲剧和自身忠而被疏、报国无门的身世融为一体。潇湘不再只是江河，还带上怀才不遇、君臣阻隔、高洁幽怨的精神色彩。

唐宋时期湖南是贬官流放地以及途经地，柳宗元贬永州，刘禹锡贬常德，王昌龄贬龙标（今洪江）。若非贬谪流寓，鲜有人会涉足这片烟瘴之地。他们过洞庭、溯湘江，夜宿野店，孤村寥落，山行十里荒。他们把个人失意投射到潇湘山水之上，把潇湘山水和孤苦幽愤结合，使潇湘意象内涵立体丰满。

“潇湘”代表了天涯流落、身世漂泊。但自然人文风物明净、秀丽，清寂、幽远，潇湘，宜于诗，宜于画。在湘江舟中，可听渔夫吟唱“湘江水深天下清，何如陇头秋月明”；在睡梦里，“望断家山一字无”。“诗法特妙”的张说，晚年谪居湖南，风格大变，更加凄婉，人家说那是得“江山之助”。这是诗坛上最著名、恐怕也是最早引起关注的诗风受自然环境影响的例证：不到潇湘岂有诗？

使潇湘最声名远播的，莫过于《潇湘八景图》了。一开始的《潇湘图》，蒹葭渔网，汀洲丛木，山峦隔着远堤，茅庵在樵迳之上。董其昌在洞庭湖的小舟上，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就有了《潇湘白云图》。可是到了米友仁那里，无论是潇湘奇观，还是潇湘白云，都不是真的潇湘，而是其住地京口一带。将画题为“潇湘”，不过是因为他“于潇湘得画境”。他只是生平熟悉潇湘奇观，每到好景致的地方，都要画下他眼中的潇湘。

潇湘是一种意境。笔意潇洒，浓淡有无，正是山水画家梦寐以求的艺术效果。潇湘有八景，宋迪《潇湘八景图》使它广为流行。鲁迅曾批评中国人患有“八景病”，如果说这确实算一种病的话，病根或许就是在潇湘。说湘水流域是中国画中江南山水画派的摇篮，恐怕也不过分吧。

诗画之外，尚有乐音。在远隔几千里外，每每遥望九嶷的时候，为潇湘之云所遮蔽，终要人念念不忘。于是，有了那一曲《潇湘水云》，然后，总有人想在满头风雨之下，一蓑江表、扁舟五湖。

之后，潇湘意象彻底脱离地域限制，也脱离了绘画艺术的限制，扩散至戏曲、小说、诗词，成为全民熟知的文化符号，甚至可以指代一切烟雨迷离的优美水景，不必是湖南实景。“潇湘逢故人”“潇湘过客稀”“莫厌潇湘少人处”，从这些诗句中自不难领会湘水当时的寂寞，以及隐藏在寂寞背后的那份幽远。

因此，相比于“江南”，“潇湘”意象更能代表湖南气质，而且这个意象是别人永远争不去的。文人们可以用“潇湘”来泛指一种意境，但永远无法把“潇湘”专定在江浙、广东乃至任何地方。如果要专属，它只能是湖南。

曾经温婉、隐逸的湖南人

如今江南人给人的印象是吴侬软语、温柔精致，而湖南人给人的印象是彪悍火辣与“霸蛮”。但湖南人从来如此吗？当然不是。这都是明清以来湖南人口增长、人地矛盾尖锐，同时又有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催化的结果。湖湘文化转向“经世致用”，尤其是晚清湘军的崛起，让“无湘不成军”成为天下共识。实际上，唐宋时期的湖南人的性格也曾比较温吞，甚至是脆弱、怯懦的。

湖湘多山野。那自由、舒缓、悠扬的欸乃曲，歌吟在零陵郡北、在湘水之东。千里枫林，烟雨深深，无朝无暮，啼猿数声。湘波深，湘水清，江月明，如此空寂，如此寥落，缓歌一曲，很难不让人从灵魂深处生出一种悲哀。

那采茶歌、采菱歌、山歌，“秋风日暮南湖里，争唱菱歌不肯休”。村妇、幼童，口中的歌像《诗经》中的国风，这种五句、每句七字的，可能源自古老楚语的民歌，不懂方言土语的外人听来，也可以卧听音调领会大意，还会慨叹一声：古今相去不甚远。

湘人也是隐逸的。他们居住在山林水泽、平原水乡，还有那以“溪”为名的少数民族。他们带着和柔，带着淳朴，弹奏着今天已不知其形制的古老五弦琴，唱着渔夫歌谣，“欸乃一声山水绿”，像黄帝，像老子，隐约有上古遗风，“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君山》唐·贾至）在这一片黄茅白苇之间，湘人对于黄老之学，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而且在行动上力行。这里的人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信奉的就会照着做，不能照着做的，就不去信奉。

他们习于辞赋，却又不出色，但仍不妨碍他们对于辞赋的爱好。乐趣之至是一回事，水平如何是另一回事。“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有此天地，有此山川，只襟韵潇洒而已，那些宏博之学，都已是次要。

这一切的基础，是湖南曾有过土地不必尽其利、农民也不必竭其力的时代。民丰土闲，整个自然山川就是一个大仓储。不用担心饥馑，但也没有什么积蓄，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在这种宽松的生存环境之下，没有冻饿的人，也没有千金之家。农民引水漫田，放火烧荒，待开春后播种，乐得在旷野里安闲，一年一熟已觉得足够，山野之间的闲田，年复一年地荒在那里。他们挑着一担瓜果蔬菜进草墟集市，在烟水渺茫中持网捕鱼，这就是他们的副业。

既无激烈之争，便生怯懦畏事之心，视身家性命为至宝。若与后世那“打落牙齿和血吞”相较，恍若隔世，其间竟横亘了无数个世纪。

责编：龙文泱

一审：周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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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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