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我站在中方县牌楼镇一间十几平米的会议室里，面前坐着二十多位身穿白大褂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讲了一个“大医生”的故事。

宣讲队员正在宣讲。

去牌楼镇之前，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吴天一院士的事迹我读了很多遍，但怎么讲才能让台下这些每天问诊、开药、巡诊的基层医生有共鸣？我怕讲得太学术，把“青海标准”“高原病量化诊断”这些专业名词堆上去，台下的人听不懂；又怕讲得太煽情，把吴天一塑造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完人”，台下的人听完就忘。我对着镜子练了好几遍，反复调整语气，最后决定——不讲大道理，就讲故事。

宣讲那天，会议室不大，十几张桌子拼在一起，白大褂坐满了一屋子。有人还在低头翻病历本，有人小声交流值班安排，一个护士抬头看了一眼投屏上“马背上的好曼巴”几个字，脸上露出好奇。我站上讲台，开口第一句话：“各位前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人。大家知道‘曼巴’是什么意思吗？藏语里，曼巴就是‘医生’。”

然后我点开第一张照片——吴天一年轻时站在青藏高原上，身后是连绵雪山。

“1958年，吴天一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原本可以留在沈阳的大医院。但他说走就走，跟妻子去了青海。那时候青海什么条件？没有路，没有像样的房子，很多人从平原过去，连呼吸都困难。吴天一到了青海，发现一个让他心里发紧的事——大批高原建设者病倒了，甚至牺牲了，可国内对高原病的研究一片空白。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要攻克高原病’。就这一句话，他守了一辈子。”

医务人员认真聆听宣讲。

“为了研究高原病，吴天一走遍了青藏高原大部分高海拔地区。去果洛，去玉树，海拔4000米以上。他怎么去的？骑马。马走不了的地方就骑牦牛。白天挨个帐篷做检查、测数据，晚上住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帐房里，点着酥油灯整理资料。有好几次骑马过河，河水太急，差点把他连人带马冲走。”我指着照片上那件旧棉大衣，“大家看，这件大衣他穿了好几个冬天没换。不是没钱，是没时间去买。”

话音刚落，后排一位年纪稍长的医生轻轻“啧”了一声——那个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那不是惊讶，而是某种共鸣，像是想起了自己。

我又点开第三张照片。“吴天一的右耳鼓膜，因为亲自试验高低压氧舱被击穿。几十年下来，他全身骨折过14处——两次车祸、一次落马、一次翻车。可他最长的一次休养只有3个多月。伤没好利索，他又跨上马背，带着团队去了阿尼玛卿雪山。他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做的事，就是我的命’。”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个护士低下了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接着说下去。

“青藏铁路建设的时候，14万人在海拔4000米以上干了4年，没有一个人因为急性高原病死亡。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就是吴天一。他在铁路沿线设了23个医疗机构、38个供氧站，建立起三级医疗保障体系。国际高原医学界说，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藏族牧民叫他‘马背上的好曼巴’。你们知道藏族牧民怎么叫人吗？他们不轻易给称号，‘曼巴’是医生，加上‘好’，就是最高的认可。”

讲到这里，会议室里没有一个人看手机，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投屏和我之间来回。我翻到了最后一张照片——吴天一佩戴“七一勋章”的近照，满头白发，但眼神很亮。

我把语速放慢：“吴天一今年90岁了。他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守护高原人的生命健康。他没有豪言壮语，就是一年一年地走、一个一个地治、一页一页地记。我觉得，在座各位每天做的是同样的事——守在基层，日复一日为老百姓看病。有些信仰，不用说出口，它就藏在每一次问诊、每一次巡诊、每一个加班的夜里。”

掌声响起来，持续了很久。我站在讲台前鞠了一躬。收拾电脑的时候，一位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原以为今天就是听个讲座，没想到你讲得我坐不住了。吴院士跟咱们一样是医生，可他干成的事，让我觉得自己这份工作挺重的。”

宣讲成员宣讲结束拍照。

那一刻我才真正觉得，这一趟没白来。我带来的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一面镜子——让守在基层的他们，从另一个守了一辈子的人身上，看见了自己坚守的价值。这就是“小马言马”的意义，我们用青年人的语言去讲，听众用他们的回应来告诉我们：榜样的力量，从来不在高处，而在人心最软的地方。

作者：潘丙戌

责编：徐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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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