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下乡” | 取景框内外，我看见了什么

张艾平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8-11 11:07:05

第一次端起相机对准开营仪式的时候，身为实践团宣传组中一员的我压根没想清楚自己到底在拍什么。阳光从东窗斜射进来，把孩子脸上的表情切成明暗两半，我按了几十次快门，回放时大部分都是废片——要么过曝，要么对焦虚了。那天晚上我删了将近一半的照片，心里说不出的堵。后来队友跟我说，那张删掉的照片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可我还是觉得不对。我拍的不是氛围，是开营这件事本身，但“这件事本身”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图为实践团成员张艾平在开营仪式现场进行自我介绍）

真正开始拍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点感觉。绘画课上，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主题是“两弹一星”。主讲人讲完王淦昌、邓稼先的故事，孩子们低着头，一笔一画往纸上涂色。有个男孩画了一枚火箭，歪歪扭扭的，尾焰涂成了红色和橙色，涂得很用力，蜡笔断了一截。他说火箭要飞得够快才能飞出大气层。我蹲在桌角拍了他低头专注的样子，回看的时候才发现，他握笔的手指关节是白的——他真的很用力。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拍的不只是绘画课，是有人正在认真对待一件他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事。

（图为夏令营学员在绘画课上创作“两弹一星”主题画作）

后来我端着相机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女孩，她拉住我，说想看看自己画画的样子。我把相机递给她看回放，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说：“原来我画画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被我拍下来的孩子是否也想知道自己在镜头里的样子。相机让我看见了他们，却没有让他们看见自己。

我自己也站过一次讲台。辩论课，我站在前面讲六种逻辑谬误，底下二十多个孩子抬头看着我，那种视线集中的压力比写不出稿子还大。我讲完基础规则，抛了一个题让他们讨论：“小学生该不该用手机？”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手机不是坏东西，管不住自己才是。”她说完自己先笑了，全班跟着鼓掌。那四十分钟里，我发现站在讲台上和蹲在讲台下完全是两种视角。在取景框后面，我可以随时调整构图、等待最佳瞬间；站在前面的时候，你只能靠说话留住注意力，没有重拍的机会。

（图为实践团成员张艾平在辩论课上与学生互动）

除了课堂，我还跟着调研组跑了乡镇。去龙洞镇那次，大巴在乡道上晃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之后先拍宣讲现场，再跟着队伍去看泉湖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村干部带我们看村里的油茶林，随口说了一句：“以前路没通的时候，油茶果熟了也运不出去，只能烂在山上。”泉塘镇那次，大巴也晃了一个多小时。孩子们在台下听“两弹一星”的故事，前排一个女孩始终一动不动地听着，我举起相机时她正好转过头，眼神很干净，认真里带着一点懵懂的触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跑这么远、反复改稿子、熬夜整理照片，也许就是为了让某个孩子在某一个时刻真的听进去了。乡镇调研让我看见的不是数据，是那些藏在数据背后的生活。

（图为实践团调研组志愿者在泉塘镇宣讲会开展“两弹一星”主题宣讲）

返程那天，我在大巴上把相机里的照片从头翻了一遍。从第一天的废片到最后一张合影，中间是一个男孩用力涂画的火箭、一个女孩说“原来我画画的时候是这样的”、辩论课上那个女孩笑着说出答案的瞬间。快门按下去的每一次，我都在拍别人。但照片全部翻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照片拼在一起，拼出的其实是我自己的这十五天。下乡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去记录别人的夏天。后来才知道，这个夏天同样被我过了一遍。

（图为实践团全体成员与夏令营学员合影留念）

作者：张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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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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