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康乐

我是在岳麓山脚下读了四年书的人。

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湖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南师大，校门正就在岳麓山下的二里半处。那四年里，岳麓书院去了不下二十次。读书的时候去，工作以后去，陪外地朋友去，自己也一个人去。次数多了，反倒说不出什么新鲜话——就像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你不会刻意去描写他的五官，他只是在那里，你知道他在那里，就够了。

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是特意去的。我想重新走一遍这三座书院：岳麓、城南、石鼓。想看看崇文、立德、育人这三根柱子，到底是怎么立起来的，又是怎么在千年的风雨里互相支撑，撑出一片湖湘文化的天空。这个念头在心里转了许久，终于在某个秋天动身。先从岳麓开始，再往城南，最后溯湘江而上，到衡阳的石鼓。我称它为回访，因为它牵扯的不是陌生的风景，而是半生里反复踏足过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带着一个清晰的问题去叩门。

那是十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又站在了岳麓书院的大门前。

门还是那道门。青砖，黑瓦，飞檐翘角。我跨进去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青石板——那道微微的凹痕还在，比我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踩上去的时候更深了些。我在门内站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做，只是站着。那一脚跨过的不是门槛，是四十年的光阴。我忽然想起二十岁出头的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攥着一本《中国哲学史》从这扇门里跑进去，气喘吁吁，为了占一个靠窗的座。那时候的我对书院的理解，大约仅限于“古迹”二字：有牌匾，有碑刻，有讲解员背诵的解说词。至于“崇文”是什么、“立德”是什么，我背得出定义，却从未真正触摸过它们的温度。

这一次，我决定走得慢一些，像翻一本旧书那样，一页一页地看。

赫曦台下，我站住了。台子不高，但站在这里可以望见湘江。朱熹当年登台观日，取名“赫曦”，是朝阳初升、光明盛大之意。可我想的不是日出，是更早的时辰——某个秋夜，书院的灯火彻夜未熄，朱熹与张栻对坐讲堂，辩论《中庸》的义理。辩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消息传遍四方，学子们骑马来、坐车来、走路来，书院门前的池水都被饮到干涸。那场辩论没有赢家，但也没有输家——朱熹带着被质疑的问题回到福建，张栻在湘江畔继续打磨他的学问。两人像两条不同的河流，在岳麓山相遇，打了一个漩涡，然后各自奔流，却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在讲堂里坐了很久，椅子是后来复制的，硬木，硌人。但坐下去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岳麓书院所谓的“崇文”，崇的不是死书，是活的思想。它允许你质疑，鼓励你争辩，甚至欢迎你来推翻前人的论断——只要你推得有道理。文在这里不是供奉在神坛上的圣物，是可以拿来敲打、反复锤炼的铁。这种知识理性的锋芒，我在后来的湖湘士人身上反复看见：王夫之在这里埋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种子，曾国藩在这里学会“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功夫，毛泽东在这里的阅览室里读到《伦理学原理》——这个书院教人的，从来不是顺从，是追问。

起身的时候，后院的银杏正在落叶，金黄的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我弯腰捡了一片，夹进随身的笔记本里。这是我见过的第无数片岳麓的叶子，但这一片不一样——它见证了我终于读懂了一些年轻时读不懂的东西。

从岳麓出来，我没有停，第二天去了城南书院。

城南在妙高峰上，说是“高峰”，其实地势比岳麓低得多。我到的时候是清晨，雾气还没散，整座书院像浮在水汽里。和岳麓的热闹不同，这里很静，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空地上回响。旧址上只剩断墙残垣了，但风穿过那些缺口时发出的声音，不像呜咽，倒像有人在说话。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张浚题写院额，他的儿子张栻在此讲学。张栻讲学，把“义利之辨”搁在第一位。他告诉学生：读书人第一件事，不是背经书、求功名，是先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道义是本分，功名是副产品，把主次搞颠倒了，学问就做歪了。

这些话我在书上看过无数遍，但站在他曾经站立的地方再想，分量完全不同了。张栻的父亲张浚是抗金名相，位极人臣，后来遭政治打击，家道中落。张栻身陷困厄之中，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改易心志，把毕生精力倾注在讲学育人上。你想，一个宰相的儿子，穿着粗布衣裳站在讲台上，跟一群穷学生讲“义利之辨”——那画面本身就是一记耳光，打在所有把读书当敲门砖的人脸上。

这就是城南书院的独特之处：它把“立德”做成了活的。德不是刻在碑上的字，是山长日复一日站立的身影。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学生每天看着老师怎么活、怎么选、怎么在逆境里守住自己，比背一百遍《论语》都管用。城南书院走出来的士子，慷慨悲歌者有之，舍生取义者有之——那些气节，不是书本教的，是眼睛看见的、心感受到的，最后长成骨头里的东西。

我在断墙边蹲下来，墙根有一丛野菊，开得瘦而精神。雾散了，阳光落在花瓣上，黄得淡淡的，却有一层光晕。我想，张栻当年大概也见过这样的菊花，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个人守着讲台，像守着一盏不肯灭的灯。

从城南出来，我沿湘江一路向南。车过衡阳的时候，天色向晚，江水被夕阳染成暗红色。石鼓书院就在三水交汇的地方——湘江、蒸水、耒水在此合流，轰轰烈烈地奔向洞庭。

石鼓书院是华夏最早的书院之一，比岳麓还早。公元八百零五年，唐代的韩愈曾经寓居于此，他写下“文以载道”四个字，像埋下一粒种子。到了南宋，朱熹来了，踏江登岸，写下《石鼓书院记》，里面有一句话把我钉在原地——“书院当接纳有志向学、不汲汲于科举功名的读书人。”

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几乎是逆着整个社会的洪流说的。科举是绝大多数学子唯一的出路，考中了鸡犬升天，考不中潦倒终身。但朱熹说：书院不教这个。书院教的是“明道义、正人心”的大学问——至于考不考科举，那是次要的事。

这就得说到山长李宽和李士真了。这两人穷尽一生搜集、校勘古籍，一卷一卷亲手抄写，妥善珍藏。那时候印刷术不发达，每一册书都是孤本，错一个字、损一页纸，一段记忆就永远消失了。他们守的不是纸张，是文明的火种。我站在藏书楼的遗址前，想象那些深夜抄书的画面：一盏油灯，一个人，一管笔，窗外是湘江彻夜的涛声。那种沉静的、近乎固执的守护，比任何轰轰烈烈的壮举都更让我动容。

石鼓书院的独特之处，就在一个“守”字——守住文脉的源头，守住那些最容易被时代冲散的东西。如果说岳麓是奔涌的干流，敢于冲击和改道；石鼓就是地下暗河，看不见却从不干涸。两者合在一起，才是湖湘文化的完整水系。我后来在衡阳工作过一年，石鼓来了不下五次，每次都坐在江边看水。那时候年轻，看水就是水。这一次再看，水不再是水了——每一滴都带着字，带着声音，带着一千年来不曾断绝的脉搏。

从石鼓出来，天已全黑。我坐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没有急着走。

三座书院走完，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崇文、立德、育人，从来不是各自独立的。岳麓给了我思想的锋芒，让我知道文可以质疑、可以争辩、可以在碰撞里开出新路；城南给了我道德的温度，让我知道德不是说教，是活出来给人看的；石鼓给了我沉默的定力，让我知道守住一些东西，有时候比开拓更难，也更珍贵。三座书院像三条支流，从不同的方向流来，在湖湘大地上汇成同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就叫湖湘文化。

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这些。二十岁的我坐在岳麓书院的石凳上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觉得这句口号响亮，却不明白它背后有多少代人把命搭进去才撑起来的重量。四十多年过去，我走了很多路，读了很多书，摔过跟头，也见过风浪，再回到这些老地方，才终于听懂了那些砖瓦和碑刻想对我说的话——崇文不是背书，是养成追问的习惯；立德不是表演，是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仍然端着自己的心；育人不是教出多少状元，是让走出去的每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刻，站得直。

三座书院，三种性格，像三股不同的水流，在湘江大地上汇成同一条河。我从岳麓的银杏树下出发，经过妙高峰的野菊，走到石鼓的江涛里。这一路，脚下是青石，头顶是古木，耳朵里灌满风声、水声、书声。走到最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些东西没有死。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每一个走进去的人心里，像风带来的种子，落下来，就发了芽。

湘水汤汤，日夜东流。我在江边坐了很久，起身时，膝盖有些发麻。裤兜里，那片岳麓的银杏叶还贴着里衬，叶子干了，但叶脉清晰得像一张微缩的地图。我忽然想，这片叶子如果丢进湘江，会漂到洞庭，进长江，最后入海。但它的根，永远在岳麓山的那棵老树上。

回程的车上，我闭着眼。耳边是江水声，心里是书院的门——三扇门，我都重新叩过了。门没有锁。它们一直在那里，等着每一个愿意走进去的人，在某个年岁，听懂那些沉默的回响。

作者简介: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央企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首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在《湖南日报》《湖南文学》《湖南农村报》《齐鲁晚报》《长沙晚报》《岳阳晚报》《洪流》（原国家物资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中国散文学会公众号、《现代家庭报》《劳动时报》《中国保险》《中国再生经济》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论文两百余篇。

作者：曾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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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