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我跟随湘潭理工学院“砚火相传”实践团来到湖南省醴陵市，开展为期一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抵达前一夜起，我心里就绷着一根弦，几乎没合眼。

作为中途加入“砚火相传”实践团的新人，我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充满了忐忑。在固有的印象里，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室应是古朴素雅、甚至带点高冷气息的；而一位以刀为笔的匠人，想来也该是沉默寡言、沉浸于自我世界的。我更害怕的是紧凑高压的实践节奏——每日走访、文案、拍摄连轴转，作为新人的我，会不会只能手足无措地拖累团队？

然而，当真正走进张学年老师家门的那一刻，所有预设的“高冷”标签都被一种扑面而来的“自然”感撕得粉碎。没有想象中的正襟危坐，张老师用一句轻松的玩笑话就化解了我们所有人的拘谨。我跟他分享近期在澳门研学的见闻，他饶有兴致地追问细节，就像阔别已久的老友在午后话家常。同行伙伴说“老师很亲切”，于我而言，这更像是一种久违的“适配”——原来，真正的匠人风骨并不需要靠距离感来维系，它可以是风趣的、包容的，就像一方上好的醴陵砚，任你研出何种浓度的墨，它都静静托住。

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搞传统文化的人就该是“端着”的？大概是因为我们总习惯把“专业”和“距离感”划等号，仿佛一个人越有本事就越该不苟言笑。但张学年老师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真正把一门手艺活成生活常态的人，反而最不需要摆姿态。他的从容恰恰来自日复一日的专注——当制砚就是他每一天都在做的事，他当然可以用最松弛的样子面对任何人。这让我想起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对某件事越是胸有成竹，就越是懒得用外在的架势去证明什么。就像水装得最满的杯子，反而晃不出声响。

实践团成员在张学年老师工作室初次交流，气氛轻松融洽。

如果说第一天的“自然”源于张老师的个人魅力，那么第二天关于“精益求精”的震撼，则彻底重塑了我对“做事”的认知。在打磨一方方形镇纸时，我们觉得棱角已经基本垂直，尺子靠上去只有一条若有若无的细缝，足以“交差”了。张老师却拿着卡尺，指着我们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0.01毫米偏差说：“这里，还可以再磨一下。”那一瞬间，我平时挂在嘴边的“够了”“可以了”“很完美了”显得格外刺耳。我接过镇纸，将镇纸在机器前来回摩挲，每一次推拉都只能去掉发丝般细微的石粉。十分钟过去，我再拿卡尺去量，那0.01毫米的偏差竟依然顽固地存在。张学年老师接过镇纸，以近乎呼吸的频率轻推了几下，再递回来时，尺子与石面之间已是严丝合缝。

张学年老师测量棱角偏差。

在这个凡事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太擅长自我合理化，太轻易地放过那“0.01”。但张老师不是，他既有雕琢毫厘之差的细腻，又有判定瑕疵品便果断弃用的决绝。果断与细腻，这两条看似无法交汇的河流，竟在他手中拧成了一股绳。那一刻我才明白，所谓“匠心”，不是虚无缥缈的坚持，而是落在每一刀上的、对材料的绝对尊重。

张学年老师为实践团成员示范砚台弧形边角的折边技巧。

实践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醴陵东站进行了一场户外直播。临近结束时突然暴雨如注，大家手忙脚乱地抢救设备，却又不约而同地冲向隔壁摊位帮忙收摊。雨水混着汗水，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但脸上的笑容却比阳光还灿烂。当我们在倾盆大雨中默契地喊出“砚火相传，做大做强”的口号时，我突然热泪盈眶。从澳门到醴陵，从对砚台一无所知的“小白”到能跟张学年老师探讨石纹肌理，这段旅程教会我的，不仅是制砚的工序，更是一种在高压中寻找节奏、在细微处沉淀心性的能力。我想，这就是社会实践最珍贵的馈赠——它把一群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变成了一方可以互相承载悲喜的“砚台”。

实践团在醴陵东站直播，齐心协力宣传醴陵砚文化。

作者：郑婧瑜

责编：余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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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