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我跟随湘潭理工学院“砚火相传”实践团来到湖南省醴陵市，开展为其一周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调研醴陵砚的制作技艺与传承现状。抵达后的第一天在奔波和适应中很快过去，然而到了第二天，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连续几晚没有实质性成果产出，团队进度迟滞，作为中途加入的成员，我把自己封闭在了一个被动的壳里。面对不熟悉的工作流程，我总是在等安排、等指令，很少主动去跟拍摄组对接素材需求，也未曾向建模小组询问进度。那几天，我就像一个游离在团队边缘的“旁观者”，用“我是新人”的借口，心安理得地逃避着主动沟通的阵痛。直到那天深夜复盘，看到其他伙伴眼底的青黑，我才惊觉：所谓“跟不上节奏”，不过是我拒绝迈出第一步的托词。

实践团成员深夜复盘当日拍摄素材与文案进度。

回过头想，这种“旁观者心态”其实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从小到大，我们习惯了被安排——课表是排好的，任务是分好的，标准答案是给定的。我们太擅长在既定轨道里“完成”，却不太习惯在模糊地带里“主动”。一旦进入一个没有明确指令的环境，第一反应往往是缩回去、等一等、再看看。但社会实践不是课堂，没有老师会手把手告诉你每一步该做什么。你要么自己走进来，要么就一直站在窗外看。那一天深夜，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空白文档，第一次逼自己承认：我不是做不到，我只是不敢主动。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体验挖砚堂的那天。我坐在低矮的木桩上，手握小小的方形平凿，学着张学年老师的样子，用木槌一下下敲击。马蹄砚的弧形砚池需要极精准的力道，稍有不慎，原石便会崩裂。仅仅凿了不到二十分钟，我的虎口发麻，前臂酸胀得几乎握不住工具。我看着张学年老师气定神闲的背影，心里涌上的不是挫败，而是一种迟来的顿悟：原来我们写进新闻稿里的“匠心”，是这般具体到令人敬畏的体力活。

就在那个下午，我忽然理解了“磨”这个字的双重含义。古人说“磨墨如磨心”，研墨的过程从来不只是把墨条和水搅在一起，而是一种缓慢的、耐心的自我沉潜——一圈一圈，不急不躁，直到墨色均匀地化开，直到心也跟着静下来。那天我握着凿子坐在木桩上，敲下去的那一刻突然觉得，我磨的不是砚台，是我自己。那些因为怕丢脸而不敢问出口的问题、因为怕麻烦而拖着的对接、因为“等安排”而浪费的时间，全都像砚石上粗糙的棱角，需要被一锤一锤地凿掉。老师日复一日坐在这木桩前，凿开的不仅是砚堂，更是浮躁世相里的一方沉静。那一刻，我突然不再害怕“跟不上”了——因为真正的投入，从不是靠蛮力追赶，而是像研墨一样，一圈一圈，把自己磨进砚台的中心。

实践团成员体验挖砚堂工序，感受制砚的艰辛与专注。

从那之后，我开始主动出击。第二天一早，我便积极主动去对接3D建模小组，拉着他们讨论“3D建模与醴陵砚文化”的文稿框架；又主动揽下支教推文的修改任务，追着文案组确认细节。当我第一次把整合好的素材发到群里时，那种“局内人”的踏实感替代了原先的惶恐。

我逐渐发现，主动开口其实没有那么可怕——拍摄组的伙伴很乐意告诉我他们拍了什么素材，建模的同学也正愁没人帮他们整理文字资料。我们不是被分工割裂的个体，而是一群奔着同一个目标去的人，只是在此之前，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门外。

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慢慢意识到一件事：团队协作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各司其职”的精准分工，而是一种“共在”的感觉。什么叫共在？就是你知道队友在做什么，队友也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们不需要等对方开口就能主动补位。就像一方砚台，砚堂负责研墨，砚池负责蓄墨，砚边负责挡水——每个部分各有各的功能，但少了哪一块，这方砚都用不成。拍摄组的素材拍好了，文案组才能挑出好照片配文；建模组的模型建好了，推文才能配上立体的视觉呈现。每一项工作都不是孤岛，每一条线都连着其他人。当我真正理解了这一点，“主动沟通”就不再是任务了，它变成了本能。

实践团成员用镜头记录张学年老师制砚的每一道工序。

方寸之间见天地。一方小小的砚台，要经过选石、切割、粗磨、细磨、雕琢、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是在去掉多余的部分，留下最有用、最美的那一层。人大概也是这样——在实践里被反复打磨，磨掉的是怯懦和被动，留下来的是韧劲和底气。回望这几天，我磨过的不仅是一方马蹄砚，更是自己那颗急躁、怯懦的心。我学会了在琐碎里沉住气，在压力下主动破局。这场社会实践于我，是一场关于“磨”的修行——磨去浮皮，磨出韧劲，直到把自己磨成一块能承载墨香的、有用的石头。

亲手打磨的马蹄砚初见温润光泽。

作者：郑婧瑜

责编：余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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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