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平

一、司与祠：不可淡漠的忠诚底色

光绪七年（1881）正月，随着清廷与沙俄就“伊犁条约”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从哈密奉旨回京的新疆军务大臣左宗棠，入值军机处，任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这一任命既是应对沙俄全面入侵的人事安排，也是对三朝忠臣的体恤和重用。

军机处创设于雍正七年（1729），原为辅助皇帝高效决策军国大事而成立的非正式政治机构，至左宗棠上任，已长达152年。虽然左宗棠在军机处工作的时间不过数月，但相比陶澍、曾国藩等湖湘重臣而言，这段履历让他倍感荣幸。

九月，左宗棠离京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甫一上任，亟待办理的公务缠身，但左宗棠想起在军机处时，尚有一件应承要办之事，立刻提上了议事日程。

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正驻节哈密，等待曾纪泽代表清廷与沙俄就伊犁归还问题的谈判结果相机而动。位于京师的兵部职方郎中谦贵，员外郎季邦桢、堃岫、徐鼎之，郎中程志清等上奏：考虑到现在兵部职方司办公之所，原为明朝弘治中兴重臣、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治事之所，刘大夏放弃庶吉士优越岗位，自请到部门效力，在兵部一干就是十九年，以忠诚、实干、清廉“扬历中外五十余年”，故现将其公所改为祭祠，不仅供奉刘大夏之灵，而且包括曾经供职于此卓有名节者，甚至甲申之变中追随崇祯皇帝而去的部分殉道者，以弘扬跨越朝代更替意义之上的忠诚品质。在大清看来，这种忠诚度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的宝贵品质，于是奏准了他们所请。

左宗棠到任时，祠已建成，尚缺画龙点睛的一记。谦贵等一行觉得请分管兵部事务的左相执笔最为合适。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作为兵部主管，身份合适；二是左宗棠在西北为很多祭祠作联、作记，不仅文采好，而且已然成为办事成例；三是左、刘两人同为湘人，性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易产生共鸣。左宗棠果然答应了，因忙于整顿神机营、兴修永定河等事务，一直没有落笔。本以为来日方长，暇时再撰，想不到计划赶不上变化，春才入军机，秋已至两江。

望着总督府外天空中高悬的明月，左宗棠思绪万千，想到自己年轻时撰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刘大夏正是自己熟读明史时“神交”的古人之一。思初衷，忆事功，念乡情，远去的刘忠宣公（谥号忠宣），又如明月般走进他的视野，左宗棠饱蘸墨汁的笔毫，落在纸上，挥笔写下《刘忠宣公祠记》。

二、堂与庄：隔湖而望的悠长情愫

“余世居湘上，距东山草堂一湖耳”。

左宗棠于嘉庆十七年（1812）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据族谱记载，世居于此已达六百年，祖父左人锦为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就读岳麓书院后考取秀才，勤俭助人的家风世代相传，左宗棠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刘大夏祖籍湖南省岳州府华容县，于明正统元年（1436）出生于江西瑞昌。据族谱记载：南宋绍兴七年（1137），奋力抗金而不能得其所愿的汉景帝第七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刘宝，举家迁居华容东山。此支刘姓因一世祖刘宗身前任东平提举常平茶课司，故称东平茶刘，刘大夏父亲刘仁宅（1395—1476）便属其族，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乡试中举后，出任江西瑞昌知县，其刚直性格对幼小的刘大夏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科举取士之路上，左宗棠历经坎坷。道光十年，左宗棠在道光五十大寿而开设的“万寿恩科”中搜索“遗卷”而险过举人关，得以进入礼试。而后三赴京师赶考，第一次经验不足，未能上岸；第二次本已入围，却因官方在下达的录取名额上耍了乌龙，左宗棠拒绝誊录职位，就这样与进士得而复失；第三次左宗棠已27岁，考官对他的试卷优劣评判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名落孙山，他也彻底断了科举念想。后来的左宗棠抱着“不为良儒，便为良将”的人生目标，矢志奋斗，大器晚成，朝廷恤其科举之憾，念其卫国之功，授予他东阁大学士，在其去世后赐予文襄谥号，也是对一位举人出身的朝廷重臣的肯定。

明景泰三年（1452），因父亲蒙冤去职，刘大夏一家人回到华容，并于明天顺三年（1459）参加乡试，获得解元（第一名）的好成绩。然而礼试也是一波三折，第一次榜上无名，第二次因考试时考场发生火灾，英宗将火中丧命的90名考生追认为进士，并确定于当年8月再举行一次礼试。而立之年的刘大夏在这次礼试中列第三十八名，高中进士。

长沙府的湘阴县与岳州府的华容县相隔着洞庭湖，华容县居洞庭湖之西北，湘阴县则居洞庭湖东南。浩瀚的八百里洞庭湖不仅成就了气象万千的潇湘胜景，也为当时北上参加科举考试的湖南儒生形成天然阻隔，因渡湖落水的悲惨事故经常发生。

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时，途经洞庭湖，做过湖上勇斗劫匪的梦，并把这作为真实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这假戏真做也反映了其心理变化。左宗棠顺道游览了位于君山岛上的洞庭君祠，并作《题洞庭君祠》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借景抒情，以物咏志。洞庭的迢迢水路，象征风雨交加的人生之路，而镇守重湖的洞庭君神，传说是在此传书的柳毅，则作为自己的榜样，其壮志跃然纸上。

洞庭湖的浩瀚同样给刘大夏留下深刻印象，明成化十九年（1483）出任福建右参政，站在大海的战舰上，他想起洞庭湖上的风雨，作七律明志：半生长抱古人忧，奉命南巡未敢修。兵按舟航经赤壁，帆开烟雨见琉球。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忽忆洞庭湖上路，多情疑是梦中游。左宗棠读书曾被恩师贺熙龄誉为“读书深抱古人情”，这“洞庭水”激发的人生感慨，似乎有更多交集。

明弘治十一年（1498），治水三年导致身体严重透支的刘大夏，经朝廷批准，回到华容东山的老家养病。由于祖屋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亲戚们劝他去城里居住，他婉拒好意，令长子祖生从山上伐木砍柴，搭建了几间茅房供家人栖息。这便是左宗棠文中提及的东山草堂。户部主事李东阳系湖南茶陵人，比刘大夏晚五年中进士，两人志趣相投，曾作长诗《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诗中这样描写草堂之美：“东山有草堂，缥缈云峤孤。前对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时此堂居，麋鹿熊豕当窗趋。洞庭日落风浪涌，倒影射堂堂欲动。”刘大夏带领子孙在此耕读，直至终老。

左宗棠无意科举后，有长达八年时间居住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为已故两江总督陶澍代为教子，而后在湘阴县左家塅购田四十亩，建了几间房子，将湘潭一家人迁居于此，遍植柳树，号称柳庄，自号“湘上农人”，教育后辈们耕读传家。跨越时空，位于洞庭湖两岸的东山草堂与柳庄，虽然建置不同，但都成为耕读传家的大本营，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愫。

三、志与节：大丈夫的闪亮标签

相距如此近，左宗棠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刘大夏忠君爱国的故事，从史书中读到其耿直清廉的事迹，所以认为“于公志节盖尝闻而知之。”对于刘大夏志节的具体体现，左宗棠在祠记中予以重点褒扬。

留存于左宗棠心中的，则是刘大夏坚守正义，威武不能屈的事迹：

刘大夏在朝廷为官时，孝宗帝临朝，许多元勋在位，所以能推行其政策。后来武宗纵容阉党操弄权力，作威作福，刘大夏本着讲礼仪、重节俭的原则，对藩属国朝鲜进贡的路线提出异议，而受到朝廷廷杖处罚。

刘大夏从弘治十四年到正德元年，担任兵部尚书，其间严格核实军员，节约军饷，裁撤机构，影响了既得利益者，被人诬陷入狱，甚至被没籍抄家。正德元年辞官返乡，回到东山草堂。太监刘瑾、焦芳等下流之辈为泄私愤，将其发配到西北边塞，再惩罚他将稻米输送到塞上，以使其陷入绝境。

在左宗棠看来，此等龌龊之辈虽然一手遮天，内心却十分害怕，他们的倒行逆施不能令忠宣公屈服，这犹如天唾自汗。其实令左宗棠十分钦佩的王阳明，也正是遭到刘瑾等的残酷迫害，才有了后来的龙场悟道。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与刘大夏同为弘治京官，彼此熟悉。少年时期的王阳明有机会认识了刘大夏，并且受其教育。刘大夏十分欣赏王阳明的才气，王阳明离开京师南还时，刘大夏作诗《送王上舍南还》相赠。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调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成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的下属。刘大夏于正德元年辞官返乡后，王阳明接任兵部尚书。就在这年深冬，王阳明因上奏营救戴铣等言官，得罪刘瑾而遭受廷杖，贬为龙场驿丞，后又遭到追杀。

左宗棠曾在王阳明曾经传授心学的渌江书院担任山长，对王阳明及其学说十分敬重。令左宗棠更为感叹的，是刘大夏宠辱不惊的洒脱和超然。归隐东山草堂后，当接到诏书总制两广军务时，使臣一到，他就带着两位仆人启程，没有喜形于色；而当被奸臣所害遭到逮捕时，他正在菜园中劳作，进屋取了仅剩的数百钱，骑上驴儿就上了路。至于后来被流放边塞肃州，年纪已是73岁的他，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徒步而去。经过京城大明门时，不忘虔诚叩头，把一位忠臣的背影留给了满城送行的百姓。

左宗棠深为刘大夏的才智、耿直与豁达所折服。他这样评价刘忠宣公面对荣辱去留的态度：“纵观忠宣公最初入朝为官时，主动要求去任地方官吏这件事来看，并没有在荣辱与逆境面前改变初心，就如符契的左右十分契合，顺应自然，世人往往只从具体事物的结果去评判，这怎能真正了解他呢？”

其实，结合自身的仕途体会，刘大夏的遭遇与坚持，引发了左宗棠内心强烈共鸣。咸丰年间，当太平军兵临长沙城下时，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聘请左宗棠为幕府，对其放手任用。后因弹劾永州总兵樊燮贪赃枉法，反被诬告为“劣幕”，咸丰帝下令严查，幸得有潘祖荫、胡林翼、郭嵩焘等斡旋，才让负气北上会试的左宗棠，获得为曾国藩帮办军务的转机。而后转战西北，出任新疆军务钦差大臣，不惧风险弹劾拒不出关、敲诈百姓的乌鲁木齐都统成禄，接着在收复北疆之后，据理力争，揭穿得到英国和国内部分势力支持的阿古柏希望划疆而治的图谋，一举收复南疆，其中无一不充满艰险。官场的险恶、事业的抱负、耿直的品性，让左宗棠与刘大夏的志与节成为夺目的品质标签。

四、言与义：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

时间越走越远，人物越走越近，这是特有的“神交”效应。厚重的史册，往往令人古为今用的就是被定义为真理的箴言。左宗棠对刘大夏的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十分敬佩，特别是刘大夏的三句箴言，更是让左宗棠没齿难忘：

一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这句话说明要办成大事，必须处理好理与势的关系。理与势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互为表里，相互影响，但理处于主导地位。刘大夏在那个复杂的时代，总是以理的尺度，丈量着事业的利弊，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明成化年间，朝廷准备与安南（今越南）开战。时任兵部职方郎中的刘大夏，对此作了理与势的全面分析，对此穷兵黩武行为予以反对，将安南的相关军事档案藏匿起来，导致朝廷出兵计划流产。左宗棠对理与势的运用更为炉火纯青。在与沙皇就新疆伊犁回归问题上，他不仅根据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据理力争，而且精心筹划三路进军伊犁的作战计划，自己从肃州西进，抬棺出征，以强大的气势配合了曾纪泽与沙俄的谈判，最大限度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能在战略上寻求事物发展的本源之理，从而坚定信念，以意为之，而且在战术上十分重视势的运用。他就“邦交之道”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轩轾，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

二曰：“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戒利，亦当远名。”这说明为官者要以身作则，远离名利场，保持清正廉洁。刘大夏虽贵为朝廷重臣，当其家遭遇查抄之祸时，弄权者满以为会查获贪腐的铁证，但最后除了见到茅屋几间外，室内空空如也，更别说黄金财宝。刘大夏一心扑在强军、治水、剿匪、兴业上，从不留恋于名利，成为官场中声誉卓著的清流。左宗棠将名利场所视为腥秽之地，不仅自己始终保持距离，还要求家人耕读传家，不失寒素家风。胡雪岩作为红顶商人，向左宗棠西征提供了近两千万两借款，以及物资支持，但左宗棠从未于其中中饱私囊。别人要为他兴办的楚军作记扬名时，他坚决拒绝署名，称自己平时上奏的奏章等已说明一切，再作记不过名利作怪，毫无必要。左宗棠曾说：“若作得数十年好官，干得无数济物利民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也？”

三曰：“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这是一代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肺腑之言。70岁的刘大夏面对被有“八虎”之称的八位奸臣迷惑武宗，造成朝廷乌烟瘴气的现状，不顾自身安危，多次上奏力谏，无效后只能选择致仕，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病逝于东山草堂，临终前告诫子孙：“吾仕宦日，未能为子孙乞得一官，购得一田，家无遗财，然吾心安。刘家子孙务必继承吾祖宝公家风，忠诚为国，勤劳为民。”曾以“当今诸葛亮”自称的左宗棠，以72岁高龄出任福建军务钦差大臣，将生命定格在护卫海疆的前线。他在遗折中表示：“有生之年，皆报国之日。”

这三句箴言，代表了任事、居官和尽责的人生态度，既是自身的人生总结，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左宗棠叹为“至今流连慨慕，犹如亲其謦欬也”，表示自己观此语，犹如聆听教诲，受益匪浅。

五、仕与履：殊途同归的人生绝唱

写《刘忠宣公祠记》，更令左宗棠称奇的是“生平仕履与公略同”，意即自己为官的地方也基本与刘大夏一致，这不仅让左宗棠对刘大夏的评价更有发言权，也让两条平行线的人生在历史的时空有了经纬。

从履职地来看，左宗棠以举人身份帮办曾国藩军务开始，先后于浙江、福建、广东、陕甘、新疆、军机处、两江等地任职，可谓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钱基博如此评论：“历古以来，书生戎马，东极东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

刘大夏以进士身份入翰林，后自己主动要求到部门任职，其仕履涉及兵部（尚书）、福建（右参政）、两广（右布政使、巡抚）、浙江（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右、左侍郎）、肃州（遭流放）、湖广（归家休养）。两人经历过的浙江、福建、陕甘以及兵部，都深深影响到自己的仕途。

以肃州（今甘肃酒泉市）为例。古肃州治所就在今天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地处河西走廊西段，出嘉峪关之前最重要的军政重镇，丝绸之路咽喉，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 。在肃州长达两年的流放时间里，刘大夏作为遭到诬陷的流放者，表现出乐观、坚毅的品性，他没有因为边塞苦寒而求得饶恕，对于登门求教的军官、读书人耐心接待，悉心交流。深入百姓中宣讲儒家伦理，化解民间纠纷。同时留心西北边防，提出相应对策。老百姓对这位慈祥的长者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进驻肃州，取得西北平定的最后胜利，又于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1880），在此设立肃州大营，直接指挥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后来在此屯田垦荒、兴修水利、修复城防、兴办教育、植树造林，并从这里抬棺西行，进驻哈密，指挥收复伊犁战斗。左宗棠与刘大夏在肃州的角色不同，但表现出的气节、担当却高度一致。这是激发左宗棠对“仕履”产生特别感叹的重要因素。

从履职事功来看，两人都把抵抗外部侵略、维护国家统一摆在重要位置。刘大夏担任兵部尚书4年多，北元发动了32次侵略，刘大夏整修长城，制造武器，招募士兵，有力阻止了外敌侵犯，全力维护西北、西南的稳定。左宗棠担任收复新疆失地的钦差大臣，抬棺出征，保全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安全。左宗棠早年在福州创办船政，暮年再次出任福建军务大臣，指挥中法战争，护卫台湾安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治军卫国的同时，两人也都把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以造福于民，作为自己的分内之责。治水是民生的基本保障。刘大夏受命治理水患频仍的黄河，治水三年，风尘仆仆，甚至几次落水，克服工程浩大、经费短缺、人为羁绊等困难，实现了黄河从渤海入海变为经淮河入海，根治了水患，让当地百姓能安居乐业。左宗棠为官，积极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兴办洋务，成为实干家。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期间，部署自己的属下王德榜等，治理素有“小黄河”之称的永定河，实地勘察，疏堵结合，整顿河工，得到百姓的拥护。所以他们处在不同时代，从获取权位的轨迹来看，一位顺势由上而下，一位逆行由下而上，却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谓殊途同归。

读左宗棠写的《刘忠宣公祠记》，犹如置身清风明月中，让人透过历史的迷雾，烛见铁血丹心。

（ 本文作者为湖南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责编：邓正可

一审：邓正可

二审：周月桂

三审：文凤雏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