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长安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乡土叙事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从曹雪芹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写就的《红楼梦》，到陈忠实以“民族的秘史”为宏愿创作的《白鹿原》，再到路遥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书写的《平凡的世界》，这三部经典作品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条绵延不绝的精神脉络——它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勘探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确立了乡土文学的经典范式与美学高度。

2025年，湖南岳阳籍作家袁军历时五年创作、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91万字长篇小说《袁家岭》以其宏大的叙事格局、深厚的文化内蕴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在当代乡土文学领域发出了令人瞩目的声音。这部作品以作者故乡——岳阳县新墙镇袁家岭村为蓝本，通过袁俊杰、袁明生、袁炜三位主人公跨越四十年的命运轨迹，生动诠释了“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江南乡村的沧桑巨变与农民群体的精神成长。

将《袁家岭》置于《红楼梦》《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三座文学高峰的参照系下进行审视，并非简单的文学比较，而是在经典作品的映照下，更为清晰地辨识这部新作的艺术特质、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这种参照既是对经典的致敬，也是对当代乡土文学创作新可能性的探索。本文将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文化意蕴、语言美学、时代精神等多个维度，对《袁家岭》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评析。

一、叙事结构的宏阔建构：从家族史诗到乡村全景

（一）《红楼梦》的“大观园”叙事与《袁家岭》的“村庄共同体”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叙事框架，通过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命运交织，构建了一个微缩的社会宇宙。曹雪芹的叙事智慧在于，他将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史升华为整个封建末世的时代寓言，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精妙结构，在有限的空间中容纳了无限的社会内容。《袁家岭》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与《红楼梦》相似的"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但其空间格局更为开阔。袁家岭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贵族庭院，而是一个开放的乡村共同体——这里有田埂、新墙河、村口柏油马路，有撒网的朦胧水声、谈天的老人群像、热心勤劳的乡亲邻里。袁军以村庄为圆心，向外辐射至县城、省城、广州、菲律宾乃至更广阔的世界各地社会空间，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局有机地编织进叙事网络。与《红楼梦》的"盛极而衰"的单向叙事不同，《袁家岭》呈现的是"螺旋上升"的复合叙事。袁家岭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经历了从贫困到温饱、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线性进步，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与阵痛。袁军以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互映照，使袁家岭成为观察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切片。

（二）《白鹿原》的“秘史”叙事与《袁家岭》的“显史”书写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提出了"民族的秘史"这一创作理念，他以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舞台，通过白、鹿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恩怨纠葛，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深层裂变。白鹿原上的历史风云、宗法制度、民间信仰、性伦理等，构成了一个隐秘而丰富的文化世界。《袁家岭》在文化叙事上与《白鹿原》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如果说《白鹿原》侧重于挖掘"秘史"——那些被正史遮蔽的民间记忆、被道德压抑的人性欲望、被政治话语掩盖的文化真相——那么《袁家岭》则更倾向于"显史"的书写，即正面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显性历史进程。袁军以三位主人公的事业追求与爱情经历为主线，将农村改革、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价值观念变迁等时代主题，直接而有力地纳入叙事框架。然而，"显史"并不意味着浅白。《袁家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显史"的宏大叙事与"秘史"的微观探察相结合。在袁俊杰、袁明生、袁炜三位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时代大潮的汹涌澎湃，更看到了个体心灵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袁军写袁俊杰"十几岁便在农村承包责任田、进城学电焊，努力谋发展却婚姻坎坷，在流言蜚语中艰难前行"，写袁炜"老实本分，因相亲屡次失败南下广州打拼，却不慎误入歧途"，写袁明生"家境相对较好，受家庭传统文化熏陶考上大学，却在与官二代妻子的婚姻中遭遇挫折，丢了工作、失去婚姻"——这些个人命运的曲折，正是时代"秘史"的生动注脚。

（三）《平凡的世界》的“双水村”模式与《袁家岭》的“三主人公”结构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核心，构建了"留守乡村"与"出走城市"的双线叙事模式。孙少安扎根乡土，在土地上创业致富；孙少平走出双水村，在城市的底层奋斗求索。这种"一体两面"的结构，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青年的两种典型人生选择。《袁家岭》在人物结构上对《平凡的世界》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袁军设置了袁俊杰、袁明生、袁炜三位主人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叙事格局。这三位人物分别代表了儒、道、释三家文化的传承与融合——袁炜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践行"立功"，代表佛家"入世"精神；袁明生以仁义道德修身齐家彰显"立德"，代表儒家"修身"理念；袁俊杰以诗词歌赋记录时代完成"立言"，代表道家"出世"情怀。这种"三主人公"结构比《平凡的世界》的"双主人公"结构更为复杂，也更具文化张力。三位主人公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映照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在袁家岭的淳朴民风中共同成长，又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在"三不朽"的精神追求中实现了殊途同归。这种结构既保证了叙事的丰富性与层次感，又深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考。

二、人物塑造的深度勘探：从典型人物到精神原型

（一）从贾宝玉到袁俊杰：叛逆者形象的当代转化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深度的人物形象之一。他拒绝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以"情"抗"礼"，以"痴"守"真"，成为封建末世的一个精神异类。贾宝玉的"叛逆"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反抗，而是文化意义上的觉醒——他看透了科举制度的虚伪、封建礼教的僵化、贵族生活的空虚，在"女儿国"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袁家岭》中的袁俊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贾宝玉形象的当代转化。他在事业有成时却被爱情重伤，经历过三次婚姻，但他始终不认命。不过，他最终遵从内心，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袁俊杰的"不认命"与贾宝玉的"不妥协"在精神内核上具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时代规范之外的"异类"，都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内心的真实与尊严。然而，袁俊杰与贾宝玉又有着本质的不同。贾宝玉的叛逆是"向内转"的，他最终选择出家，以消极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逃离；袁俊杰的叛逆则是"向外扩"的，他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依然积极地投身于生活，以诗词创作记录时代，在"立言"中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时代精神气质的变化：从封建末世的虚无与幻灭，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坚韧与希望。袁军在塑造袁俊杰这一形象时，充分展现了其"诗人"底色。作为"中国诗联学会会员""岳阳市诗联协会金岳分会会长"，袁军将自身的诗歌修养融入人物塑造，使袁俊杰的"立言"追求具有真实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中穿插的诗词歌赋，不仅是人物精神世界的写照，更是作品美学品格的重要构成。

（二）从白嘉轩到袁明生：儒家伦理的坚守与变异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当代文学中儒家伦理坚守者的典型形象。他以"仁义"为本，以"礼教"为纲，在白鹿原上维护着宗法社会的秩序与尊严。白嘉轩的腰杆笔直，象征着儒家道德的刚正不阿；他对待黑娃、田小娥的态度，则体现了传统伦理的残酷与僵化。《袁家岭》中的袁明生是白嘉轩形象的当代变奏。他"家境相对较好，受家庭传统文化熏陶考上大学"，本可以凭借学历和家世走上一条平坦的人生道路，却"在与官二代妻子的婚姻中遭遇挫折，丢了工作、失去婚姻"。然而，他"愈挫愈勇，投身律师行业，终获成功，重新收获爱情与事业"。袁明生的命运轨迹与白嘉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白嘉轩是传统的守护者，他在历史巨变中试图维持旧有的秩序，最终却目睹了传统世界的崩塌；袁明生则是传统的转化者，他将儒家"仁义"精神转化为现代社会的职业道德，将"修身齐家"的理想融入法治社会的实践。袁明生"以仁义道德修身齐家彰显'立德'"，这一"立德"不是对封建礼教的简单复制，而是对儒家核心价值的现代诠释。袁军在塑造袁明生时，展现了其作为"商人"的独特视角。袁军本人对商业社会的运行规则、人情冷暖有着切身的体验。这种体验使袁明生的形象更为真实可信——他不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道德楷模，而是在利益与道义、欲望与原则之间艰难抉择的普通人。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正是《袁家岭》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

（三）从孙少安到袁炜：奋斗者精神的传承与超越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农民形象之一。他勤劳朴实、坚韧不拔，在贫困的土地上创业致富，成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孙少安的奋斗精神——"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图腾。《袁家岭》中的袁炜延续了孙少安的奋斗者精神，但又实现了对这一形象的超越。袁炜"老实本分，因相亲屡次失败南下广州打拼"，这一"出走"的选择与孙少安"留守"乡土的选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孙少安的奋斗是在土地上进行的，他的成功是农业文明内部的成功；袁炜的奋斗则是在城市进行的，他的成功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袁炜最终的"立功"——生前"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更是超越了孙少安的个人奋斗逻辑，进入了"兼济天下"的佛家理想境界。这种"反哺"不是简单的慈善行为，而是对乡土社会的深情回馈，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伦理的当代践行。袁军通过袁炜这一形象，回答了"先富起来的人应当如何"这一时代命题，为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值得注意的是，袁军在塑造袁炜时，没有回避其"误入歧途"的经历。这种对人物"灰色地带"的诚实书写，使袁炜的形象避免了概念化的危险，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人性深度。袁炜的"立功"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学"叙事，而是在跌倒与爬起、迷失与回归中完成的艰难跋涉。

三、文化意蕴的深层掘进：从传统文化到时代精神

（一）儒道释三家思想的融合与“三不朽”的现代诠释

《袁家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特质，在于其对"三不朽"思想的当代诠释。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尺，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追求。在《红楼梦》中，"三不朽"的理想被置于封建末世的废墟之上进行反思。贾宝玉拒绝"仕途经济"，实际上是对"立功"传统的背离；他的"情痴"与"意淫"，则是对"立德"规范的挑战。曹雪芹以"满纸荒唐言"写"一把辛酸泪"，揭示了"三不朽"理想在末世语境中的幻灭。在《白鹿原》中，"三不朽"的追求被置于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进行审视。白嘉轩的"立德"坚守与黑娃的"革命"追求、鹿兆鹏的"启蒙"理想形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陈忠实以"秘史"的方式，揭示了"三不朽"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困境与裂变。在《平凡的世界》中，"三不朽"的理想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孙少安的"立功"是在农村改革中创业致富，孙少平的"立德"是在底层奋斗中保持人格尊严，而路遥本人的"立言"则是通过文学创作记录时代。这种诠释使"三不朽"从古典理想转化为现代精神。《袁家岭》在"三不朽"的诠释上实现了新的突破。袁军将"三不朽"分别赋予三位主人公，使这一古典理想获得了更为丰富、立体的当代形态。袁炜的"立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侯拜相"，而是"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的慈善实践；袁明生的"立德"不是"忠臣孝子"的伦理规范，而是"以仁义道德修身齐家"的人格修养；袁俊杰的"立言"不是"文章经国"的宏大叙事，而是"以诗词歌赋记录时代"的个体表达。更为重要的是，袁军将"三不朽"与儒、道、释三家思想相融合，使作品的文化意蕴更为深厚。袁明生代表儒家"入世"精神，袁俊杰代表道家"修身"理念，袁炜代表释家"出世"情怀，三者在袁家岭的淳朴民风中"反思成长"，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碰撞与共鸣"。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有机的化合——三位主人公的命运交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使"三不朽"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生动的生命实践。

（二）方言民俗的文学转化与地域文化的当代激活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曹雪芹以"京白"为基础，融合诗词曲赋、方言俚语、佛道典故，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文白交融的独特语言风格。《白鹿原》的语言则呈现出另一种美学风貌。陈忠实以关中方言为底色，将秦腔、民谣、谚语、歇后语等民间语言资源融入叙事，创造了一种粗犷、厚重、充满泥土气息的语言风格。《袁家岭》在语言美学上继承并发展了《红楼梦》与《白鹿原》的传统。袁军以湘北方言为叙事语言的基本色调，将"良言三冬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母亲常挂嘴边的谚语，以及《三字经》《增广贤文》中的古人俗话，融入人物对话与叙事描写，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与《白鹿原》的"秘史"式民俗书写不同，《袁家岭》的民俗书写更具"显史"特征。袁军不仅写袁家岭的田埂、新墙河的晨雾、柏油马路等自然风物，更写"江南水乡风格""岳阳民俗元素""老木屋的原木梁架""袁家岭的竹编装饰"等物质文化。这些民俗元素不是作为"奇观"被展示的，而是作为人物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呈现的——它们是袁家岭人"带着呼吸感的鲜活日常"，是韩少功所强调的"读者在意的"真实内容。袁军的方言运用也颇具匠心。他"随时随地用手机记录下来"生活中的"方言俚语"，还有大量广东话的运用，这些方言使作品的语言充满了现场感与生命力。余三定称赞《袁家岭》"方言浓郁"，这种"浓郁"不是对方言的生硬堆砌，而是对方言精神的深刻把握——袁军写的是方言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结构，是湘北农民特有的幽默、坚韧与智慧。

（三）洞庭文化的包容精神与“先忧后乐”的时代担当

《袁家岭》的文化底蕴不仅来自儒道释三家思想与湘北方言民俗，更来自洞庭湖文化的深厚滋养。袁军感慨"洞庭文化的包容与岳阳楼'先忧后乐'的精神已融入作品"，这种文化自觉使《袁家岭》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叙事"，进入了更为宏阔的精神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的千古名篇，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期许，更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袁家岭》中，这种精神转化为袁炜"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的实际行动，转化为袁明生"投身律师行业"为弱势群体发声、维护社会正义的职业选择，转化为袁俊杰"以诗词记录时代"的文化担当。洞庭文化的"包容"精神，则体现在《袁家岭》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与呈现。袁军不回避社会变革中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利益与道义的纠葛、欲望与原则的冲突——但他始终以包容的心态去理解每一个人物的选择，以悲悯的情怀去书写每一段命运的曲折。这种"包容"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对生命复杂性的深刻体认，是对"和而不同"的古典智慧的当代践行。

四、语言美学的独特追求：从诗性叙事到日常诗学

（一）诗人作家的语言优势与跨界融合

袁军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作家——"生意人、诗人、歌手、作家"，这种多元身份使他的语言风格呈现出独特的跨界融合特征。在《袁家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诗歌、音乐、散文、楹联等多种文体的渗透与交融。袁军早期以诗歌创作闻名，"5年前出版的《袁军诗歌作品全集》广受好评"，其诗歌作品如《老屋》《小绵羊》《吹喇叭》等"笔触温暖，慰藉无数心灵"。这种诗歌修养使《袁家岭》的语言充满了诗性光辉——写景时"情融于景"，写人时"简单细腻"，叙事时"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而又曲折离奇"。与路遥的"史诗性"叙事语言不同，袁军的语言更偏向于"诗性"叙事。路遥以雄浑、壮阔、充满激情的语言书写《平凡的世界》，其叙事节奏如黄河奔流，气势磅礴；袁军则以细腻、温润、充满韵味的语言书写《袁家岭》，其叙事节奏如新墙河水流，曲折婉转。这种差异不是高下之分，而是美学风格的不同选择——路遥代表了北方文学的雄浑气象，袁军则代表了南方文学的灵秀气质。

（二）“带着呼吸感的鲜活日常”与日常诗学的建构

韩少功在指导袁军创作时指出："读者在意的不是场景真假，而是那些带着呼吸感的鲜活日常。"这一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袁家岭》的语言美学追求。袁军不再追求"宏大叙事"的庄严感，而是致力于"日常诗学"的建构——在平凡的乡村生活中发现诗意，在普通的农民身上挖掘神性。这种"日常诗学"与《红楼梦》的"生活美学"一脉相承。曹雪芹写大观园中的日常生活——赏花、品茗、作诗、猜谜——将这些"小事"写得妙趣横生、意味深长。袁军同样善于在日常琐事中发现文学价值：写"儿时撒网的朦胧水声"，写"村口谈天的老人群像"，写"热心勤劳的陈爹"，写"张四婶"的原型故事。这些"带着呼吸感的鲜活日常"，构成了《袁家岭》最动人的叙事肌理。与《白鹿原》的"秘史"叙事相比，《袁家岭》的"日常诗学"更具当代性。陈忠实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白鹿原上的神秘事件——白狼传说、鬼魂附体、风水占卜——使作品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袁军也易经、占卜等内容但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日常书写，他写"谈生意时与客户的讨价还价"，写"利益面前的人情冷暖"，写"村民争宅基地"时的"纠结与韧性"。这些日常场景虽然没有白鹿原上的"魔幻"色彩，却因其真实而更具穿透力。

（三）方言的文学功能与“声音”的叙事建构

《袁家岭》的方言运用是其语言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军将湘北与广东方言融入叙事，不仅是为了营造地域氛围，更是为了建构一种独特的"声音"叙事。在《红楼梦》中，不同人物有不同的"声音"——林黛玉的尖酸刻薄、薛宝钗的圆融通达、王熙凤的泼辣爽利、刘姥姥的粗鄙憨厚——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观园中的声音景观。在《白鹿原》中，关中方言的粗犷、硬朗、充满泥土气息，构成了白鹿原上的声音底色。《袁家岭》中的方言"声音"则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袁军写母亲的谚语——"良言一句三冬暖""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这些声音是"文化人"的声音，是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传承；他写"村口谈天的老人群像"——这些声音是"信息地标"的声音，是乡村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他写"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这些声音是"市场经济"的声音，是商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些"声音"的交织与对话，构成了《袁家岭》独特的声音叙事。读者在阅读时，不仅"看"到了袁家岭的风景，更"听"到了袁家岭的声音——新墙河的流水声、田埂间的蛙鼓声、村口老人的谈笑声、青年男女的情歌声。这种"声音"的叙事建构，使《袁家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感官维度。

五、时代精神的深刻勘探：从改革叙事到乡村振兴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变迁史

《袁家岭》以"跨越四十年的乡村变迁"为叙事背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交织，构成了一部微观的改革开放史。与《平凡的世界》聚焦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不同，《袁家岭》的时间跨度更为宏阔——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当下，涵盖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种宏阔的时间视野使《袁家岭》能够更为完整地呈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乡村到开放世界、从传统伦理到现代观念。袁军以三位主人公的不同人生选择，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农村青年的多元出路。袁俊杰"在农村种田，努力谋发展"，代表了坚守乡土、在土地上寻求出路的选择；袁炜"南下广州打拼"，代表了走出乡村、在城市中寻找机会的选择；袁明生"考上大学"，代表了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选择。这三种选择涵盖了改革开放时代农村青年的主要人生路径，使《袁家岭》成为观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的一个典型样本。

（二）从“出走”到“回归”：乡土认同的当代重构

《袁家岭》的叙事结构中蕴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从"出走"到"回归"的乡土认同重构。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出走"是单向度的——他离开双水村，走向城市，虽然对乡土怀有深情，但最终的归宿是城市。这种"出走"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与追求。在《袁家岭》中，"出走"与"回归"构成了更为复杂的辩证关系。袁炜"南下广州打拼"是"出走"，但他最终"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是"回归"；袁明生"考上大学"离开袁家岭是"出走"，但他回到袁家岭投资创业是"回归"；袁俊杰也进城学艺、生意越做越大是"出走"，但他与其他两位主人公一起回袁家岭投资、记录乡村是"回归"。这种"出走—回归"的叙事模式，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离土"到"返乡"的乡土认同重构。随着国家政策“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回到家乡创业，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流向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关注家乡发展。《袁家岭》以文学的方式预见了这一趋势，为新时代的乡土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立德立言”与新时代农民的精神追求

《袁家岭》的深层主题，是对新时代农民精神追求的深刻勘探。袁军通过三位主人公的"三不朽"追求，回答了"新时代农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时代命题。袁炜的"立功"——"捐款500万元反哺家乡"——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内在生成的——它源于对乡土的深情、对血脉的感恩、对"先忧后乐"精神的传承。袁炜的"立功"超越了传统"光宗耀祖"的狭隘观念，进入了"兼济天下"的广阔境界。袁明生的"立德"——"以仁义道德修身齐家"——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人格追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袁明生始终坚守"仁义"底线，"愈挫愈勇"，最终在律师行业中"终获成功"。这种"立德"不是对封建道德的简单复归，而是对现代职业伦理的积极探索——它将传统"仁义"与现代"法治"相结合，为新时代农民的人格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袁俊杰的"立言"——"以诗词歌赋记录时代"——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的文化自觉。在"读书无用论"一度盛行的乡村社会，袁俊杰对诗词创作的执着追求，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农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精神文化的传承者。这种"立言"追求使《袁家岭》超越了单纯的"致富叙事"，进入了更为宏阔的精神境界。

六、总结：乡土文学的新可能与“袁家岭”的文学意义

在《红楼梦》《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三座文学高峰的映照下，我认为《袁家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价值：

其一，"三不朽"的当代诠释，为乡土文学的精神追求提供了新的维度。 袁军将"立功、立德、立言"的古典理想分别赋予三位主人公，使这一抽象理念转化为生动的生命实践，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二，"日常诗学"的建构，为乡土文学的美学风格开辟了新的路径。 袁军以"带着呼吸感的鲜活日常"为叙事核心，在平凡的乡村生活中发现诗意，在普通的农民身上挖掘神性，为当代乡土文学的日常美学探索提供了有益经验。

其三，"商海与笔墨"的双向滋养，为乡土文学的作者身份提供了新的模式。 袁军以"生意人"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将商业社会的经验与乡村生活的记忆相融合，这种"跨界"身份使《袁家岭》获得了独特的视角与丰富的素材。

其四，"方言民俗"的文学转化，为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呈现提供了新的范例。 袁军将湘北（广东）方言、洞庭文化、岳阳楼精神融入叙事，使《袁家岭》成为地域文化当代激活的一个典型案例。

其五，"出走—回归"的叙事模式，为乡土文学的认同重构提供了新的框架。 袁军以三位主人公的不同人生轨迹，展现了从"离土"到"返乡"的乡土认同重构，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还有袁军的创作眼光比较超前，比如机器人案件、试管婴儿、棚户区改造等事件都比较具有前瞻性。

当然，《袁家岭》也存在一些不足——篇幅的宏大有时影响了叙事的节奏，"三主人公"的结构有时分散了叙事的焦点，商海经验与文学表达的平衡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我认为这些不足并不影响《袁家岭》作为一部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最后，我借用袁军在《袁家岭赋》中写的一首七绝："岭上新村焕彩光，白墙黛瓦映朝阳。稻香蛙鼓丰年曲，笑靥春风满画堂。"希望这既是袁家岭的现实写照，也是《袁家岭》的文学愿景——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中国乡村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乡土中国正在书写着新的史诗！

作者：谢长安

责编：李玉梅

一审：李玉梅

二审：王晗

三审：刘永涛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