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次“三下乡”活动，最触动我的，是在敬老院度过的那个上午。

在小学附近踩点为调研做准备的那天，我们第一次走进了大围山镇敬老院。院长和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泡上热茶，坐下来跟我们聊了很久。院长告诉我们，敬老院目前住了五十多位老人，有不少子女在外打工、无法照料的独居老人。

聊到大围山镇的整体情况时，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当地的主要产业——有同幸蜂蜜，还有水果种植，像大围山梨、桃、李这些，每到成熟季能吸引不少游客；另外就是这两年兴起的乡村旅游，依托大围山的自然资源，慢慢有了些民宿和康养项目。但院长也坦言，年轻人留不住，村里剩下的多是老人，“像我们敬老院，平均年龄快八十岁了”。他带我们参观院里的设施，食堂、活动室、医务室，虽然简单但收拾得很干净。主任在一旁补充，说他们一直想给老人多一些精神关怀，但人手有限，“你们这些大学生能来，老人高兴得很，比我们发什么都管用”。

几天后，我们正式去敬老院做语料采集和主题宣讲，一早便出发，天气很好。院子里几棵老樟树撑开浓密的绿荫，几位老人坐在树下乘凉。作为全队唯一会说浏阳话的成员，我担上了与爷爷奶奶交流的重任。一句乡音出口，原本有些拘谨的老人们眼睛忽然亮了，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我们教给他们防电诈知识，他们就一直亲切地微笑着。也许对他们来说，普通话是“外面”的语言，而浏阳话是“家里”的声音。

（图为教爷爷奶奶如何辨别和防范电信诈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九十三岁的客家奶奶。她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瘦瘦小小的，头发全白了，牙齿全部脱落，看到我们走近，脸上立刻绽开笑容，朝我伸出手来。我蹲下去握住她的手，用浏阳话跟她打招呼，但她回我的是一串含糊不清的客家话。我努力听，只能偶尔抓住几个音节，却怎么也拼不出完整的意思。旁边有人悄悄告诉我，奶奶年纪大了，说话不太利索，耳朵也不好，但她特别喜欢有人来看她。

我们一直坐在她身边，握着她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她一直在说，语速时快时慢，声音有些抖，我们虽然听不懂，但一直微笑着点头。她说到某处忽然停下来，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笑。望着她的眼睛，我鼻子忽然一酸。我们就那样牛头不对马嘴地聊了将近半个小时，她讲她的，我回我的，两个人谁也没有完全听懂谁，但谁也没有想要结束。她大概只是想有人坐在身边、有人握着她的手、有人在她讲话时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

（图为实践团成员和老人们聊家常。）

离奶奶不远的地方，一位戴着军帽的爷爷吸引了我的目光。帽子是军绿色的，洗得有些发白，但帽檐压得端端正正。他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跟周围靠在椅背上的老人形成鲜明对比。他有一把二胡，弦擦得锃亮，他说空闲时会拉上几段，自娱自乐。他说：“我拉得不专业，但自己高兴。”后来院长也过来了，拿起另一把二胡和他合奏了一曲，琴声缓缓流淌，那个画面我至今难忘。他跟我们聊起大围山的发展，从当年的交通不便讲到如今的乡村旅游，从蜂蜜产业的兴起到年轻人外流的困境，条理分明，观点清晰，像心里有一本账，哪好哪不好说得明明白白。

在我们遇到的老人里，他的口条是最好的，思路也是最清楚的。他的房间我们后来去看了，窄小却极其整洁。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棱角分明，桌面一尘不染，物品摆放得规规矩矩，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间敬老院里的房间。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一种难得的秩序感——房间是整齐的，被子是有棱角的，说话是有条理的，每一天都是认真的。这把年纪了，依然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丝不苟，让人心生敬佩。

（图为实践团成员教老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收集语料时，我们去到了一位爷爷的房间，爷爷很健谈，聊了一会儿，他开始讲自己会卷烟丝。一张纸摊在桌面上，他从旧铁盒里捏出一撮金黄色的烟丝，两只粗糙的手指灵巧地一捻一卷，机器封口，一根烟卷就成了。我们好奇地蹲过去，他抬头冲我们笑了笑，把烟卷递过来，一股原始的烟草味直冲鼻腔。“人老了，总得有点事做，日子才有味。”

他说这话时神情安然，仿佛卷的不是烟，而是一段从从容容的时光。爷爷精神很好，把卷烟丝当成一种爱好，在敬老院里打发时间，悠闲又惬意。这让我们看见，老年人的生活未必只有落寞与等待，在一件微小的、热爱的事情里，同样可以把日子过得悠闲而惬意，有滋有味。

这次“三下乡”，我遇见了很多老人。他们有些人话多，有些人沉默；有些人和我畅聊了半个小时，有些人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各说各话”。但他们都一样，在自己的乡音里、在有人认真倾听的那一刻，重新变得完整而鲜活。而我何其有幸，能用一句“浏阳话”走近他们的世界，听他们讲完那些藏在岁月里、从未被认真倾听过的故事。

作者：丁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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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