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57)|第五章第十二节 行社风波,辞归衡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6-08-07 06:06:33

就这样,旷南卿和王夫之等一批学子在岳麓山下结成“行社”,畅谈“行社”宏图大业,诵诗抒怀,山上山下相连,院内院外呼应。一时间,“行社”人员激增,发展极为迅速。他们每到一地,揭露黑暗,唤醒民众与一切不平之事和腐败之人斗争到底,终于引起官府警觉和恼怒。

一天傍晚,旷南卿垂头丧气地找到王夫之,说官府来人找他麻烦。他反思“行社”行为,觉得不能向外扩员,更不能一乡一乡去察调、鼓动,“旷某认为向外扩员,鱼龙混杂,组织不纯,杂音必起。而乡乡察调,非书生所负之责,越位行之,必引反感。”

王夫之反驳,认为向外扩员是好事,有书生之外力量加入,说明这个组织有影响、有魅力;而乡乡察调,正是“行社”之宗旨。至于所谓杂音与反感,那是因为“行社”触及了黑暗,击中了某些人的私处,让他们感到了痛楚。这些人有了痛楚,民众就有了痛快,社会就有了奔头,国家就有了希望。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不欢而散。

实际上,旷南卿和王夫之等人结社,并非独创,而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跟上了时代的大潮。当时文人书生结社现象比较兴盛,最开始以诗社为主。由于社会动乱、思想纷扰,文人书生感时伤国,纷纷结社,谈论国是。慢慢地,结社性质也由诗文结社演变为政治结社。部分地区如江浙一带经济较为繁荣,交通便利,也给结社提供了物质条件。据史记载,当时全国各地类似的结社有上百家,影响较大的有张溥、陈贞慧等人在江南地区结成“应社”,他们不久又集合南北各文社,成立了“兴复古学,明学致用”的复社,以继承东林书院的传统。黄宗羲和顾炎武都参加过复社的活动,两人分别在南京和苏州虎丘参加了各自的复社大会。

王夫之、刘杜三、曹伯实等人是“行社”的积极参与者。但随着官府的介入,旷南卿、陈耳臣、管时求等人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强调“书生”的身份,即书生不是活动家,更不是社会工作者。他们更希望抨击时弊,发表宏论,重新坠入清谈、空谈的旧窠。

没过多久,管时求、邹统鲁和唐克峻以盘缠告尽为由,先行返回了衡州。王夫之和夏汝弼在岳麓书院多待了一段日子,此间,大哥王介之两次来信,催他快快回去,说父亲大人忍无可忍,已发雷霆之怒。加之吴道行找他谈心,认为他坚持的“乡乡察调”不切实际。

“岳麓书院强调读书致用,求真务实,但更强调书生之责,此责不是走一乡看一乡,而是承继文脉,赓续国魂。”吴道行最后语重心长道:“设若离开书院,你等所作所为不受院规所限,你欲越位而为,拔剑而动,挑灯而举,皆可海阔天高,老朽断无他言矣。”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王夫之还能说什么?他十分明白,吴道行山长应是受到了某种压迫。他只好就此告辞,与夏汝弼打道回府。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待的时间不长,大约四个月,却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一次,王夫之读史时,听松声阵阵,见天碧如海,不由想起同在岳麓书院求学的同窗好友刘杜三、旷南卿、陈耳臣、管时求、邹统鲁和唐克峻等人,特别是想到夏汝弼,心中一热,立即写下《夏日读史曳塗居闻松声怀夏叔直先生》一诗以示纪念,诗中云:“涟漪碧浪摇云气,环佩天风动月魂。自彻冰壶消暑色,不劳河朔倒芳樽。”及至晚年,王夫之写《传家十四戒》时,也想起岳麓书院往事,告诫子孙“勿荒芜学业”,牢记“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督促他们“耕读传家、敦品励学”,精研于学问,致用于社稷……

《王船山》(56)|第五章第十一节 湘江结社,志在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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