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星核筑梦”宣讲团赴安徽省天长市实践的这十天，是我大学以来过得最“慢”，却又最充实的十天。

说它“慢”，是因为我很少有机会这样长时间地沉浸在一个纯粹的现场，不去想绩点和竞赛，只盯着取景框里的世界；说它充实，是因为我身兼数职——团队的“战地记者”、新闻稿撰写者和影像归档员。当同伴们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宣讲，在台下手把手教孩子做实验时，我正蹲在教室最后一排、趴在桌子底下、甚至站在凳子上，试图用镜头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高光时刻”。

我的视角，注定与队员们不同。他们是“输出者”，而我是“观察者”和“筛选者”。这双重身份，让我看见了这次实践另一面的温度。

镜头里的“反差感”

出发前，我预设的画面是孩子们围着我们欢呼雀跃。但真正到了现场，我发现最打动人的瞬间，往往藏在那些“反差”里。

在安心学堂做“避火罩”实验时，火焰窜起的一瞬间，前排几个小男孩本能地往后缩了缩。但当宣讲团成员邀请他们伸手触摸铜网背面的凉意时，他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小手伸了过去。我抓拍到了那个瞬间：孩子的眉头先是紧锁，随后舒展，嘴角咧开一个不敢置信的弧度。这个从“怕火”到“探火”的微表情变化，比任何宏大的宣讲词都更能体现科学启蒙的意义——那就是打破恐惧，建立认知。

（图为宣讲团成员带领小朋友体验铜丝避火）

还有在二凤社区，我们讲“人造太阳”和核聚变。我以为孩子们会听得云里雾里。但在筛选照片时，我发现了一张特写：一个小女孩盯着PPT上那团炽烈的等离子体，眼神里没有畏难，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渴望。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或许不会立刻发芽，但已经落在了土壤里。

深夜筛选的“取舍痛”

如果说拍摄是捕捉，那么每晚的筛选和写稿就是一次次的“割爱”。

白天拍摄了近千张RAW格式的原片，晚上回到驻地，我必须对它们进行残酷的“审判”。为了赶稿发布，我必须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几张。删掉模糊的废片容易，难的是在几张同样精彩的构图里做选择：是选孩子大笑的那张，还是选志愿者满头大汗的那张？是选实验成功的瞬间，还是选孩子们冥思苦想的侧脸？

（图为宣讲团成员给小朋友们答疑解惑）

记得有一张照片，是在乡愁馆拍的。光线很暗，一个小女孩正在包香囊，窗外的夕阳打在他稚嫩的侧脸上，睫毛的投影清晰可见。但这张照片ISO太高，放大后噪点明显，不够“美观”。纠结了很久，我还是把它筛进了“备选夹”。因为我觉得，新闻摄影不只是追求画质，更是记录真实。那个昏暗环境下的专注，恰恰是暑托班最动人的底色。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们推文里的“颜值担当”，很多读者留言说被孩子的眼神治愈了。这让我确信，好的影像是有力量的。

（图为宣讲团成员和小朋友们一起体验做香囊）

笔尖下的“精神提纯”

除了拍照，撰写新闻稿也是我的核心任务。白天我是感性的记录者，晚上就必须变成理性的梳理者。如何将十天的活动、五个站点的奔波、几十次实验的重复，浓缩成一篇千字不到的文稿？

我尝试过流水账式的记录，但自己读着都觉得乏味。后来我换了个思路：不再罗列我们做了什么，而是聚焦“改变”——孩子们从羞涩到大胆提问的改变，社区居民从围观到参与的转变，以及我自己从旁观到共情的转化。在写“两弹一星”精神那一段时，我没有堆砌形容词，而是引用了孩子们听完邓稼先故事后的那句童言：“原来那些厉害的科学家，一直都在悄悄干活呀。”这句大白话，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体现宣讲的成效。

（图为宣讲团成员进行两弹一星科普宣讲，小朋友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十天很短，短到当我刚刚熟悉了各个暑托班的路线，实践就结束了；十天又很长，长到我能从存储卡的容量变化里，读出成长的痕迹。

作为摄影师，我定格了伯努利原理下飞舞的纸条，定格了小孔成像里倒立的树影，也定格了非遗脸谱上的五彩斑斓。但我想，我更定格住的，是青春与童真的相遇，是“星核”与梦想的碰撞。这些照片和文字，不仅是团队的成果，更是我个人成长路上的宝贵注脚。未来某天，当我再次翻看这些照片时，我依然会记得这个夏天，我们在天长，曾一起努力擦亮过孩子们眼中的光。

（图为宣讲团成员与小朋友们的合影）

作者：谢涵

责编：陈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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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