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见世面，就是去见这世界的每一面。我曾丈量过高楼大厦间的宽广，也曾踏上过寻找繁华街道的路途，它们丰富了我对现代都市的认知。可我始终知道，这世界的另一面，我还没见过。藏在心底的回音一直在说：下乡去，下乡去。

于是这个夏天，我踏上了去往张家界的旅程。

土家织锦：时间的另一种尺度

我们团队第一站来到了当地的乖幺妹土家织锦，探访传统土家族的纺织技艺。走进西兰卡普织锦基地，一句响亮的口号明晃晃地摆在我们面前：“让土家女性的手艺被看见，被珍视，被传承”。刹那间，我们谁都没说话。放眼望去，整栋建筑的设计非常漂亮，空间开阔，光线通透，织锦的纹样从墙上蔓延到地面，浓烈的色彩在素净的空间里碰撞，有种不动声色的力量。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们一步步走进了乖幺妹的世界——从初创时的艰难岁月，到井然有序的手工工坊；再在体验区亲手感受经纬交织的温度，最后步入一片琳琅满目的文创园。包包、鞋子、袜子，挂件与首饰错落有致地铺陈开来。那一刻我才恍然发觉，土家织锦从来不止是一块挂在墙上的布，它早已悄然走进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跟随我们一同走进织锦大楼的，还有研学旅行的孩子、肤色各异的外国游客、独自背包的年轻人。不分年龄，不论国度，只要踏进这扇门的人，离开时手里总会多一件纪念品，绣娘们的手艺，就这么跟着他们走出了这栋楼。那一刻，我忽然感慨万千，我本以为“非遗需要被拯救”，但西兰卡普好像不需要——它似乎活得很好。

真正让我停下脚步的，是那位讲解员。她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大，串词偶尔卡顿，讲解时也略显紧张。聊起来才知道，她刚毕业不久，毕业后四处旅行，游玩到张家界时花光了积蓄，想着“先找个班上吧”，于是就留在了这里。这一留，就是三四个月。但她并非在敷衍一份过渡的工作。我能从她的语调里、从她望向织机时的那份专注里，感受到一种赤诚的热爱，仿佛她早已把自己融进了土家织锦的传承中。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旅途中偶然停留的年轻人，在一栋漂亮的楼里，每天对着陌生人讲解一种她之前完全不了解的织锦技艺。讲着讲着，就把自己讲成了一个传承链条上的人。这不也是一种“下乡”吗？从基地出来时，我脑子里一直转着一句话：非遗不需要我去拯救，是我需要非遗去沉淀。我们这代人习惯了“向上看”——看繁华、看前沿、看风口。而织锦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时间尺度：一条纹样可以传几百年，一个身影可以在织机前坐一辈子。那种沉静的力量，是我在都市的奔跑中从未感受过的。

苗家婆豆花：看见他们的存在

苗家婆豆花厂比我想象中的小。几栋房子立在那儿，外观算不上雄壮。一个老头儿笑嘻嘻地招呼我们，领我们进厂房，先分口罩，再分鞋套，最后鞠着躬推开门，双手招呼我们进去。我当时心里想：这老头服务意识真好。后来才知道，他是厂长。厂长好像知道厂里没什么能给的，只有豆花，于是我们走到哪儿，他就搬着一箱冰凉的豆花跟到哪儿。一箱不够，就第二箱、第三箱。吃不完的，让我们打包带走。

采访工人时，一个叔叔悄悄拉开大门，就站在一旁看着，不说话，偶尔会搭把手。我以为是附近的居民来凑热闹。直到采访结束他才跟我们打招呼，那时我才知道，他就是苗家婆豆花厂的创始人，石刚先生。

和石先生聊起来，得知他们原来只是一群打工仔。家乡的黄豆年年丰收却年年滞销，偶然听说做豆花能帮乡亲找到出路，就马不停蹄地从广东赶了回来。令我震惊的是，厂里的工人只进不出，所有人从建厂干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后来村里的黄桃卖不出去，他想着总不能让果子一颗颗烂在地里，于是又拓展了黄桃罐头的产业。

走在张家界的大街小巷，这款豆花几乎无处不在。当地人告诉我们，苗家婆豆花是很多学生从小吃到大的早餐标配。我很好奇地询问厂长，有没有想过把豆花推广到全国。他摆了摆手：“维持这么一个小厂，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没想过这么远的事咧”。看着车间里清一色的中老年工人，我大概明白了，他说的“不敢想”不是胆怯，是觉得自己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不懂得营销，也不会直播带货。比起“不敢想”，更准确地说，是“不知道怎么想”。

看着一个个弯腰劳作的背影，我忽然心口有点发酸。一个能拿到全国第一张A级绿色认证的豆花，一个曾获得过过中部农博会金奖的豆花——它的厂长说自己“不敢想”。不是因为产品不好，是因为没有人帮他想。

太多像石刚先生这样的人，守着好产品、好技术、好口碑，却被困在了“不知道怎么想”的围墙里。而我们这些从大学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也许做不了太多；但至少，我们可以先看见他们的存在。

龚家垴村：“乡土”间的连结

村书记是拽着我们到田里聊的。机位都在室内架好了，他摆摆手，说去地里走走，大概土地才能让他完全的施展开来。七月的太阳火辣得很，我们跟着他在田埂上走，听他讲村里的变化。说起收税和保险，书记是最自豪的，因为村里交得最积极，据他所说，“百姓手里有活干、兜里有钱，什么事都好办。”去年给村民分了一百多万的红利。我们也会问，如果黄豆，黄桃种多了，滞销了怎么办，村书记摆摆手说，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有多少，豆花厂就会收多少，他说这话时，语气非常笃定。

张家界的山很高，不同于我家乡的洞庭湖畔，山是错落有致的，农作物种在这片高耸的山坡上，一层一层地叠起来。坡虽陡，路却很好走。书记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山，是百姓们自发开垦出来的，路也是百姓们自己捐钱修的。你甚至可以在路边看到一块块立牌，上面登记着捐钱人的姓名——一笔一笔，密密麻麻。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突然觉得脚下有了重量。这里的百姓把一座荒山走成了良田，把一个村走成了一个家。那一刻，我在书记脸上看到了和石刚先生同样的神情——一种坚定的、不容置疑的、希望带着全体父老乡亲一起往前走的责任感。

我忽然觉得，这就是“乡土”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这片土地有多肥沃，而是土地上的人还有着深深的连结。一条路一起修，一个厂一起撑，在城市里，人和人之间那根线正在越拉越松，然而在张家界的龚家垴村，它还被攥得紧紧的。

三站走完，我对“见世面”这三个字有了新的理解。去之前我以为，见世面是去看那些我没见过的东西——非遗技艺、乡村产业、基层治理。这些我确实都看到了。但这世界的另一面，不止是风景的另一面，更是感受的另一面。它不在展示架上，不在汇报稿里，它在豆花厂车间的热气里，在晒得发烫的田埂上，在一个年轻讲解员日复一日的讲述中，在一个厂长说“不敢想”时低下去的目光里。

我想，这次“三下乡”让我看见的，不止是张家界的好山好水，更是那些在山水之间默默生长着的人。他们不声张，不奔走，却用自己的方式守着一门手艺、一个工厂、一个村庄。而作为被城市养大的年轻人，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把他们的故事带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世界的另一面，有人在这样活着，也有人在这样爱着。

作者：付梦天

责编：沙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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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