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正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校门口被太阳晒得发白。我和队友们顶着毒辣的日头，把鼓鼓的行囊、教具、成箱食材塞进大巴车底的行李舱。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滴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蒸发。车子启动，有人拉严窗帘，有人拼命扇风。五个小时车程，窗外从高楼变丘陵，从柏油路变乡道——直到一片金黄麦浪撞入眼帘，永州道县到了。

宿舍在食堂楼上，八人一间，床板硬邦邦的。起初大家有些沉默，直到推开后窗，那股裹着阳光温度的麦香涌进来，像一只手抚平所有皱褶。此后每个清晨，我们被麦香唤醒；每个傍晚，我们坐在田埂上备课，风过时，整片麦田沙沙低语。

我负责“生命小卫士”课堂。第一节课讲常见伤害与急救，我演示环形包扎法，三十双眼睛瞪得溜圆。男孩小宇举手：“老师，流鼻血要仰头吗？”我摇头，教他身体前倾、捏鼻翼。第二节课是心肺复苏与AED使用讲解，虽无教具，孩子们仍坐得笔直，神情郑重。最热闹的是第三节课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我把“剪刀石头布”口诀写在黑板上——脐上两指为剪刀，握拳顶住是石头，另一手包住是布。孩子们两两练习，嘴里念念有词。下课铃响，总有几个追出来问：“老师，那冻伤怎么处理呀？”

（图一 生命小卫士课堂。）

支教不只有课堂。那个蝉鸣聒噪的午后，我们在食堂摆开长桌，孩子们分组做三明治和冰粉。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把番茄酱挤成笑脸，举着面包片满场跑：“老师你看，它在对我笑！”冰粉凝固时，有人偷加红糖被当场揭发，满堂哄笑。阳光斜斜照进来，麦田在远处静静听着这些笑声。

最后一天是结营仪式。各班轮流唱歌，轮到我们班，孩子们唱了《立春》，声音微抖却格外清亮。随后二十五名志愿者跳起排练多日的舞蹈——《像你这样的朋友》，跳到“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时，我看见第一排的小宇在偷偷抹眼睛。音乐刚落，孩子们便涌上来紧紧抱住我们。那个最调皮的男孩把脸埋在我袖子上，闷声说：“老师，你们能不能不走？”队友们红着眼眶笑，说冰粉的甜还留在舌尖呢。

（图二 结营仪式孩子在唱歌。）

（图三 志愿者跳舞《像你这样的朋友》。）

（图四 集体大合照。）

真正的离别在次日清晨。我们背上行囊，上午前往濂溪书院，在周敦颐雕像前驻足良久，“出淤泥而不染”的石刻被阳光照得发亮。随后走进月岩景区，喀斯特溶洞如天神劈开的巨蚌，仰头望去，天光从顶部圆孔倾泻而下，恍若置身另一世界。下午抵达陈树湘纪念馆，那幅“断肠明志”的油画令我心头一紧。讲解员说，陈树湘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只比我们大几岁。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那一刻，我对“信仰”二字有了更深的体悟。

（图五 瞻仰陈树湘烈士。）

回程大巴上异常安静。有人望着窗外倒退的麦田发呆，有人在笔记本上匆匆书写。五个小时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校门重新出现在眼前，和出发那天一样安静。

然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短短七天，在亿万年的喀斯特地貌前不过沧海一粟，但哪怕只点亮一颗心，也值得倾尽全力。陈树湘二十九岁的生命以最壮烈的方式捍卫信仰，而我们青年一代的奉献，同样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选择中——选择把知识带给乡村孩子，选择在简陋宿舍备课到深夜，选择在分别时笑着说“不哭”。

我再一次想起了那片麦田。风来时低头，风去时挺立，年复一年抽穗、金黄。乡村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不需要怜悯，需要的是阳光与养分。我们每一次俯身示范、每一句“你可以的”、每一份亲手制作的三明治，都是在为这片土地添一把肥料。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给予——当我们教会孩子们“剪刀石头布”，他们也教会了我们何为纯粹的信任；当我们传递急救知识，他们也让我们看见生命最本真的渴望。

三下乡，往小里说是一次暑期实践；往大里说，是青年与时代的双向奔赴。我们带着知识下乡，又带着泥土的厚重回城。那些麦香中的清晨、围坐吃冰粉的正午、含着泪花的歌声，都在提醒我：个人成长必须扎根祖国沃土，青春坐标应当书写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作为入党积极分子，这次旅程不是终点，而是一枚印章，盖在我向党组织靠拢的道路上——真正的信仰不在书本里，在田埂上、在讲台前、在每一个被点亮的眼神中。

如果明年还有机会，我会再踏上那辆大巴。只为推开宿舍后窗时，麦香依旧扑面而来；只为那些少年，正在我们共同浇灌的土地上，一寸一寸长成春天。而当千千万万个“我”都选择走向田野、走向基层、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时，这片古老的土地，必将处处金黄，处处希望。

（通讯员：娄杏颐）

作者：娄杏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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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