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主席团成员。新闻本不是我的分内事。但实践结束后的几天里，那些画面反复在脑子里转，我犹豫再三，还是敲开了新闻副部的门。在他的帮助下，我笨拙地写完了这篇稿子。

这个夏天，我跟着学院“星火化援”实践团来到乐塘社区，负责课程统筹和课堂纪律。简单说，就是一边管孩子，一边做实验。出征仪式上，我以为这次实践最难的，是确保每一场实验不出差错。可真正走进乐塘之后我才发现，最大的挑战不在实验台，而在那些孩子的眼睛里。它们是实验室里那些闪光的秘密，却比任何仪器都更难调试。

7月13日清晨，我第一次站在活动室的讲台前。四五十个孩子坐在下面，眼神齐刷刷看过来。我喊了一声“安静”，声音比预想的大，孩子们愣了一下，真的安静了几秒——然后又炸开了。那是第一天的常态：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拿笔戳前排同学后背，有人隔着桌子跟对面聊天。我站在侧面喊了三遍“安静”，嗓子很快就哑了。

（志愿者正在调配试剂。）

但我没有不耐心。大象牙膏实验开始后，所有的喧闹忽然收住了。彩色泡沫喷涌而出的瞬间，孩子们齐声“哇”了出来，没有人需要被提醒安静。他们的追问随之而来——“老师这是什么”“为什么泡沫那么多”“可以做别的颜色吗”。孩子们那些反复的追问，像在探寻化学反应深处看不见的边界。而仪器里面璀璨夺目的变化，恰恰是科学藏了很久的答案，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冲了出来。我看着他们的眼睛，忽然明白，那些追问比实验本身更值得被接住。

接下来的日子，我同时握着试管和哨子。做非牛顿流体时，要把淀粉和水按比例分给每个孩子；发现有人在偷偷用指尖戳旁边人的杯子，我得喊一句“不许浪费材料”。做“火山喷泉”时，一边盯泡腾片投放的时机，一边瞥见有人没戴手套，得在气泡喷出前补一句“手套戴好”。做蓝焰实验时，关灯点燃的瞬间教室里安静了，火焰熄灭后孩子们的目光还留在瓶口，我趁机说了一句“这个实验很漂亮，但也危险”。孩子们点头，没有人反驳。

我喜欢那个给孩子们温声细语解释“双氧水为什么会分解”的自己，也喜欢那个歇斯底里管纪律、喊到嗓子发炎的自己。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我”。一个在讲台上讲原理，一个在过道里叫名字，但都在同一天下午、同一间教室里，面对同一群孩子。这种切换本身，比很多理论都更像教育本身的样子。

（志愿者唐丽婷教小朋友绘画技巧。）

倒数第二天，手工皂制作结束后，一个男孩把自己做的小熊肥皂举到我面前：“老师你看，我选的是葡萄味。”我闻了一下，确实很香。他接着说：“我这个想给我妈用。”我顿了一下，说“那你告诉她是你自己做的”。他点了点头，小心地装进密封袋里。孩子们的笑颜，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最大回报。而那句“给我妈用”，恰恰让我确认了，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从实验台延伸到了孩子们的生活里。

整理物资的间隙，我翻了翻这几天的签到表。四十多个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画了一颗星星代替签名。两周的时间，我记住了每一个名字对应的那张脸——那个永远第一个举手的女孩，那个总在最后一排低头画画的女生，那个折纸折到一半想要放弃又继续的男孩，那个在我喊“小嘴巴”马上接一句“不说话”的小胖。他们在实验时的专注让我坚定，在游戏时的笑声让我温暖，而他们对化学的每一次追问——哪怕只是“老师这个能喝吗”——恰恰体现了我作为化工学子的存在意义：不是教给他们多少原理，而是让他们在动手的过程中，主动产生了好奇。

（志愿者唐丽婷教小朋友们扭扭棒玩法。）

最后一天，蓝色火焰实验结束后，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男孩走到我面前，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老师，我以后要是想做化学实验，是不是得先学好数学？”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对”。他点了点头转身跑走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我在原地站了几秒，忽然觉得，那个问题比很多成人问的“这个实验的原理是什么”更接近我想听到的东西。我不再仅仅是“内容提供者”，而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同行者”。他们的追问是一份实际的认可，它让我们知道，待在乐塘的那些天、那些汗水，没被孩子们遗忘。

我们在这里的坚守，显然不是为了制造多么宏大的科普成果，而是为了那点“能让孩子自由发问”的瞬间——而这份自由，本来就是教育里最奢侈的东西。孩子们携着欢声笑语离去，我们含着笑告别。这不只是一次志愿服务，更像是某种开始。快门落下，试剂收好，哨子装进口袋。而那种被追问、被包围、被需要的感受，会陪着我们，很久很久。

作者：谭苏宇 倪新宁 黎英姿

责编：万枝典

一审：唐煜斯

二审：朱晓华

三审：唐婷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