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克鸠射

“在大穆山的暖阳里，连绵的山峦，沉默着望向急速远去的小车。它们像极了年迈阿爸、阿妈，满怀期望地目送着要走出大山去外面闯荡的孩子，却又用温暖的怀抱、慈爱的眼神接纳那些或得意或失意的游子。不管是失意，还是得意，家，总会让疲于奔命的游子感受到温暖，体味到生而为人的担当，能够让他们流浪的灵魂有所依托。巍峨的大小相岭就像寨子里智慧的毕摩，它们默默地祝福每一个出门打拼的游子，祈祷他们在异乡不招祸事，不生百病，找金成金，找银成银。大穆山的家，大穆山的火塘，是每一个漂泊在天南海北的游子最坚实的依靠，它就在那里，千年、万年、世世代代，永不改变!”

马海阿嘎(学名龙德香)的长篇小说《行走的鱼》里的这段结尾语是献给所有游子的安魂曲，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原乡书写”意识：她没有将凉山符号化、猎奇化，而是让山峦、毕摩、火塘这些元素自然生长在人物的情感脉络中。山不问成败，只问归期，这是从“目送”到“接纳”的第一重情感递进，将自然景观升华为民族文化的精神图腾，完成了第二重递进。作家没有停留在“乡愁”的浅层表达，而是将离别与归来、失意与得意、漂泊与归属这些二元对立，最终统一在“家”这个永恒的精神容器里，结尾落在“大穆山的火塘”上，这是彝族人传统生活的中心，也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火塘的微光超越了物理时间，成为一种信仰般的承诺。无论游子走多远，那团火始终在故乡燃烧，家在这里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塘，以永恒的姿态，成为每一个漂泊在天南海北的游子最坚实的依靠。这种写作，既是对彝族文化的深情回望，也是对人类共通情感离家、漂泊、归乡的普遍表达。

雄浑苍茫的大凉山，群山如黛，层峦叠嶂。成昆铁路如一条钢铁巨龙，穿山越谷，嘶鸣着划破千年的寂静，成为一代代凉山儿女走出大山、奔赴远方追梦的命运通途。这里是彝人扎根的故土、滋养灵魂的家园，火塘的余温、家支的纽带、母语的呢喃，构筑了他们精神的原乡。然而，当时代的列车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繁华都市以其璀璨的霓虹和陌生的规则，向这片古老的土地发出了召唤。对于大凉山的儿女而言，都市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一个充满机遇却又布满荆棘的陌生旷野。

《行走的鱼》是凉山彝族女作家马海阿嘎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为背景，立足乡土与都市对峙、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切口，以凉山彝族姑娘有米滋洛的情感人生为主线，真实讲述了大凉山彝族青年远赴成都务工、奔赴理想的逐梦奋斗历程。

作者以细腻传神的人物刻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全书以“行走的鱼”这一极具诗意与张力的核心意象为贯穿，深情镌刻出一代大凉山青年告别故土、突破桎梏、历经磨砺、浴火成长的人生轨迹。

在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交融之中，作品深刻书写了少数民族青年的奋斗史诗、生存尊严与文化坚守，文字厚重而温暖，为新时代凉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增添了鲜活且珍贵的笔墨。

作为凉山人和校友，我对马海阿嘎笔下的世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与深刻的共情。她1976年生于凉山州冕宁县，毕业后曾长期扎根乡村教育一线，亲眼见证了故乡山川的变迁与乡亲们生活的质朴艰辛。随后，她又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远赴成都务工打拼，亲身经历了少数民族异乡漂泊的困顿、隔阂与孤独。这种“双重身份”，既是深谙乡土文化的局内人，又是体验城市规则的闯入者，赋予了她创作的独特优势。生活的磨砺从未磨灭她的文学初心，反而将底层的见闻、人生的阅历沉淀为最鲜活的创作素材。

在出版《行走的鱼》之前，她曾创作过一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依托父辈口述史料还原建国前凉山民间百态，虽未能出版，却为其长篇叙事筑牢了功底，沉淀了悲悯的人文底色。2026年2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行走的鱼》正式面世，这部凝结着生活血泪与乡土深情的作品，终于让凉山“蓉漂”彝人的众生相与奋斗图景走进了大众视野。

一、意象赋能，离水之鱼的生存隐喻与生命哲思。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一个核心意象支撑起其精神骨架。《行走的鱼》最为显著的文学成就，在于它成功构建了一个贯穿全文、兼具民族审美特质与现实深度的隐喻体系——“鱼”。

在彝族的乡土认知中，鱼栖于深潭碧水，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安然自在的生活状态。大凉山的故土、母语的文明、火塘的温暖、家族的庇护，便是滋养了彝人数千年的生命活水。千百年来，彝人依山而居，固守乡土，在熟悉的文化语境中繁衍生息，如同水中之鱼，悠游自在。然而，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打破了大凉山的封闭格局。大批彝族青年为了生计与梦想，不得不告别熟悉的山水，像被迫离开原生水域的游鱼，闯入规则迥异、文化陌生的城市“陆地”。

“鱼离水则困，人离乡则难。”这是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重震撼。马海阿嘎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性的生存悖论：大凉山儿女本是自在安然的水中之鱼，但当他们步入都市，过往的认知体系、生活习惯、身份认同瞬间面临解构。语言不通、习俗差异、身份歧视、生存压力，如同干涸的空气与坚硬的地面，让他们在异乡的旷野中挣扎、窒息。这种“离水”的状态，是物理空间的迁移，更是精神世界的悬置。

但“行走的鱼”这一意象的深刻之处，更在于它对“重生”的哲思。作者并未止步于渲染苦难，而是赋予了这条“鱼”主动求生的意志与进化的能力。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经历了迷茫、委屈、困顿与磨砺后，并未死去，而是开始“行走”。他们在坚硬的现实中“长出双脚”，学会在陆地上呼吸、在异乡立足、在时代中奔跑。这不仅是生物形态的进化，更是精神维度的涅槃。从“水中游”到“地上走”，这一意象精准地诠释了一代凉山务工青年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从生存困境到精神蜕变的全过程。它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不在于固守原地，而在于即使被抛入绝境，依然能寻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实现自我的超越。

二、群像刻画，底层烟火里的众生百态与人性微光。

《行走的鱼》摒弃了单一主角的单线叙事模式，以女主角有米滋洛的成长与心路历程为主线，铺展出一幅鲜活立体、层次丰富的凉山“蓉漂”青年群像图。在成都的餐馆、工地、市井街巷这些粗粝真实的底层空间里，马海阿嘎描摹了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善良与倔强，让整部作品充满了烟火气与感染力。

有米滋洛是新时代彝族青年成长蜕变的典型缩影。初出大凉山的她，淳朴懵懂，带着山里孩子特有的敏感与自卑。城市的繁华对她而言，最初不是诱惑，而是巨大的压迫感。语言隔阂让她沉默，习俗差异让她手足无措，身份的落差让她在人群中下意识地蜷缩。然而，流淌在她血脉中的彝人坚韧，成为了她对抗世界的铠甲。在长期的务工磨砺中，我们看到滋洛并没有被苦难吞噬，而是选择了主动突围。她努力学习普通话，适应城市的规则，接纳现代的新知，一步步褪去青涩与怯懦，成长为一名独立、通透、从容笃定的新时代女性。

最为可贵的是，滋洛的成长并非以“断裂”为代价。她没有为了融入城市而刻意洗白自己的民族身份，也没有因为身处异乡而遗忘故土的根脉。相反，她在融入现代文明的同时，始终坚守着彝族儿女质朴善良的本心，怀揣着对故土山川、火塘家园的赤诚眷恋。她成为了一座桥梁，一头连着大凉山的深厚传统，一头连着成都的现代文明。这种“双向扎根”的成长模式，打破了以往移民文学中常见的“他者”悲情，展现了少数民族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积极、自信的主体性姿态。

如果说滋洛代表了柔韧的生长，那么男主角尔布则承载了乡土青年融入现代社会时的阵痛与硬碰硬的碰撞。尔布性情刚烈，重情重义，恪守着彝族传统的道义与处事原则。然而，城市的运行逻辑是契约、规则与效率，这与尔布所熟稔的熟人社会逻辑格格不入。他不懂得变通，不善于言辞辩驳，常常在城市的规则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小说中那句他脱口而出的彝语“我黑马普了，我要回家”，堪称神来之笔，道尽了无数异乡游子在疲惫无助时的心酸与乡愁。尔布的挣扎，是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的必然产物，他的失败与无奈，真实地还原了少数民族青年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身份焦虑与生存困境。

除了这对主线人物，小说中还活跃着一众无名的凉山务工青年。他们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螺丝钉，在工地扎钢筋，在餐馆洗盘子，在街头搬运货物。他们隐忍、沉默，在异乡抱团取暖，彼此慰藉。有人像滋洛一样，咬牙坚持，最终在城市扎根新生;有人则不敌现实的困顿，选择回归故土，寻找另一种形式的安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日复一日的负重前行。正是这些凡人的微光，汇聚成了时代的星河，让整部作品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充满了共情的力量。

三、文化叩问，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撕裂与共生新生。

作为一部由彝族本土作家书写本民族故事的严肃文学作品，《行走的鱼》并未回避文化冲突的尖锐性，而是以清醒的文化自觉与深沉的民族思考，直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撕裂、和解与共生。

千百年来，家支认同、火塘文化、母语思维与民族信仰，构筑了凉山彝人坚不可摧的文化根脉。当这群带着浓郁民族印记的青年闯入现代化都市，文化的“排异反应”随即产生。饮食习俗的不同、生活理念的迥异、处世方式的冲突，让他们在最初的阶段显得格格不入。口音带来的偏见、民族身份的标签化，更是让他们陷入了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尔布的不甘与愤怒，滋洛的敏感与自卑，本质上都是乡土个体在现代文明强势语境下的“失语”与“求索”。

然而，马海阿嘎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展现这种文化冲突的阵痛。她以温柔而包容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文化共生的可能性。小说深刻地诠释了一个道理：传统与现代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双向滋养、兼容共生。滋洛之所以能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其精神底气恰恰来源于彝族文化赋予她的坚韧、善良与感恩。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支撑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现代都市文明的广阔视野、规则意识与创新精神，又反过来弥补了乡土认知的局限，助力她实现了自我突破与人生进阶。

这种共生关系还体现在城市的包容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成都这座城市也以日益开放的姿态接纳了这群远道而来的大山儿女。陌生人伸出的援手、同事间的相互帮扶、社会对多元文化的逐渐认可，都在一点点消解着地域与民族的隔阂。小说中那个雅西高速上的偶遇情节极具象征意义：素不相识的老乡因为共同的家支文化背景而认亲，分享食物与温暖;而最终，他们也在城市的规则中找到各自的归宿。这暗示着，离水的游鱼不必困守于一方深潭，它们可以在陆地上演化出新的器官，开辟新的生存疆域;古老的彝族乡土文化也不必囿于群山的阻隔，它完全可以在现代文明的土壤中汲取养分，焕发出新的生机。这种双向奔赴、双向成长的叙事内核，让作品跳出了单一的“伤痕叙事”或“悲情叙事”的桎梏，拥有了温暖昂扬的时代底色。

四、时代价值，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书写与精神传承。

在当代凉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行走的鱼》的出现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

长期以来，凉山文学的书写重心多聚焦于故土风物的描绘、民族民俗的展示、以及近年来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对于凉山大规模彝族青年城市务工潮，这一涉及人口流动、文化适应、身份重构的重大现实题材，却长期处于文学书写的“盲区”。《行走的鱼》以作者自身的亲身阅历为底色，精准地填补了这一叙事空白。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学样本，真实记录了那一代凉山少数民族青年走出大山、务工追梦、融入城市、赋能时代的奋斗历程。

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可以用书中的一个重要隐喻来概括：“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面对外界的压力与挑战，没有选择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打破自我的局限，实现了精神上的“破壳而出”。这种主动融入时代、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气与担当，正是当代青年最宝贵的精神品质。

马海阿嘎的文字根植于大凉山土壤，将彝族的民俗风情、精神气质自然地融入叙事肌理，但她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民族的狭隘视域。她通过“行走的鱼”这一意象，触及了所有追梦者共通的生存体验与情感内核。无论是哪个民族，无论来自何方，每一个背井离乡、奋力拼搏的追梦人，都是一条“行走的鱼”。他们在陌生的天地里挣扎、成长、突围，他们的坚韧不屈、向阳而生，是所有奋斗者共通的精神底色。因此，《行走的鱼》虽然讲述的是彝人的故事，但它传递的关于奋斗、尊严、文化与爱的主题，却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边界，具备了普世的时代价值。

马海阿嘎以笔为舟，在城市与故乡的河流间摆渡。她的生命轨迹，一头系着冕宁的山水与童年观察蚂蚁、蜻蜓的无边寂寞，一头连着成都的霓虹与务工生涯的酸甜苦辣。正如她所言：“我一生向往的诗和远方，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拥有过。”对她而言，诗不在别处，就在故乡的风里;远方不在未来，就在脚下的路上。

《行走的鱼》是一部拒绝华丽辞藻与刻意戏剧冲突的作品，马海阿嘎以质朴纯粹的文笔和真诚温热的叙事，用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最真挚的民族情怀，探讨了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坚守与突破的时代命题。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重生”并非抛弃过去，而是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勇敢地拥抱变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也并非虚无缥缈的幻梦，而是蕴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当下。这部心血之作以清醒深刻的思考，为一代离乡追梦的凉山彝人立传，为平凡奋斗者书写荣光，映照出凉山儿女生生不息、坚韧向阳的民族风骨。

离水之鱼，不惧路遥;他乡逐梦，终得重生。在凉山新时代的文学版图上，《行走的鱼》如同一尾逆流而上的鱼，凭借独特的民族视角、厚重的现实内涵和昂扬的精神力量，游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一代凉山彝乡青年挣脱山水桎梏、跨越文化隔阂，在时代浪潮中坚守本心、砥砺生长，以平凡奋斗成就不凡人生。这部佳作不仅是新时代彝族文学的重要收获，更书写了各民族相融共生、携手前行的美好时代华章，让那些曾经沉默的“行走之鱼”，终于在文学的殿堂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与尊严。

责编：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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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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