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盛夏蝉鸣，我跟随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奔赴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三下乡”，心中是激动，也是期待，行程不过数日，却给我上了“一堂课”。从翦伯赞故居到乡村校园，从宣讲课堂到田间地头，每一步都踩在书本与现实的交界处，那种感受是坐在图书馆里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

参观翦伯赞故居时，讲解员详述了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历程与革命经历。故居陈设简朴，书桌、笔砚、泛黄的稿纸，无不透着严谨治学的气息。但真正触动我的，是走出故居后望见的那片田野，有农民在弯腰劳作。我意识到，翦伯赞先生穷尽一生书写的“人民”，此刻就活生生地在这片土地上播种、收获、生息。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尘埃，而是窗外正流淌着的、带着汗水和泥土味的生活。这一瞬间的认知转换，比我读过的任何一篇理论文章都来得直接。

（图为听取讲解时认真记录。）

在小学和中学的宣讲，是另一种形式的触动。我们准备了红色文化故事和防溺水知识，分两组进入不同班级。课堂上的孩子们反应各异，有的踊跃提问，有的始终沉默。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我们讲到“责任”与“担当”这些抽象概念时，孩子们的眼神是茫然的；可当我们播放防溺水短片、讲到具体的生活场景时，他们反而听得专注。这让我反思，对基层的宣讲，最有效的语言永远是最朴素的那一种。我们带着满腹理论去，却发现真正能抵达人心的，不过是几句大白话、几个真实案例。

（图为实践团成员为小朋友分发小礼品。）

下乡走访调研更是此行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带着牛奶和西瓜，在村委会慰问留守老人和孩童，老人说起日常起居尚能应付，言语间透露的却是另一种隐忧，孩子们的教育辅导无人能管，生病时身边无人照料，更不用说精神层面的孤寂。我们坐下来聊了近一个小时，一位老人聊到自己的生活时，红了眼眶，我的心也跟着紧了起来，多想能够为她做些什么。孩子们的性格也明显腼腆，交谈时始终低着头，偶尔抬眼，目光也是闪烁的。我们尝试跟他们聊学校的趣事，才慢慢放开一些，说到喜欢画画时眼睛亮了一下。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我们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慰问品其实微不足道，他们真正缺的是关注、是陪伴、是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他们说话。

（图为慰问留守老人和孩童现场。）

出发前，我们做过大量工作，查阅文献、分析数据、设计问卷，以为对乡村留守群体已有相当了解。可真正面对那些沉默而坚韧的面孔时，我才发现书本上的“留守”只是一个词条，而现实中的“留守”是日复一日的等待、是柴米油盐的精打细算、是孩子作业本上越来越多的空白。这种落差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我过去的学习方式恰恰离实践太远。

（图为实践团成员了解相关助农惠农政策。）

回程途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短期来看，一次走访、几场宣讲、一批物资，对当地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换个角度想，当我们把这些真实的所见所闻带回校园、写进报告、传递给更多人时，这种关注本身就具有意义。留守老人和儿童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村庄或乡镇的个案，而是一个需要持续被看见、被讨论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学生，我们的力量确实有限，但至少可以做到不遗忘、不美化、不把苦难当成抒情的素材。

这次“三下乡”让我最深的收获，不是完成了多少份问卷、宣讲覆盖了多少学生，而是真切地明白了一个道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回应当下的现实。以前读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觉得是一句口号；现在我知道，没有真正走进群众，就永远在“来”与“去”之外徘徊。那些老人和孩子教会我的，远比我能带给他们的多得多。纸上得来终觉浅。我会记得这个夏天在枫树乡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他们让我懂得，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远离土地，而是为了有能力去回应土地上的呼唤。

作者：王琬盈

责编：张嘉诗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