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天，两个城市，七个地点，十七个人，一场关于红色文化传承的“三下乡”。

7月21日下午，我跟着队伍一起坐高铁返回学校。窗外的景色从田野转变为林立的大楼时，我再次意识到，我已经结束了在“红场有戏”——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的生活。此前的每一天，我们排练红色剧目，设计普通话课堂，实地调研，传承红色文化。这些忙碌的日子，都是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珍宝。

从长沙到岳阳县，从烈士公园到文化馆，从教室到篮球场，给六岁的小女孩讲解问卷的内容，听八十多岁的奶奶肯定我们的演出，吃四十多岁的阿姨做的鸡翅鸡爪……来到“红场有戏”之前，我的想象并不具体。我以为的“三下乡”，与真正经历的“三下乡”之间，隔着一道隐形的墙。我只有走过去，才能真正看见那个世界。

（红色戏剧 《一诺千珠》在向红社区进行展演。）

二十一号早上八点半集合，前往光荣院慰问退伍老兵。晚上赶新闻太困了，在车上一直睡觉。抵达之后，鱼贯而出。老兵们已经穿上了军装，坐在了椅子上。面前上下堆着两排纯牛奶，中间凑着麦片。

我的任务是带着电脑教这些爷爷防诈骗，并且播放AI视频教授拍照、接听视频电话。当地有一位志愿者姐姐非常热情，主动当我们的翻译。我们负责这一半边，另外的队友负责另一半。这边只有两位爷爷有智能手机，我们实际上只教了这两位爷爷，另外的爷爷有耳背的情况，听不太清。其余的队友也跟我说，一是语言不通，二是爷爷听不清，所以也结束得比较早。

我能做点什么呢？我站着。

调研组、宣传组、后勤组、演教组的朋友们一起采访着爷爷们，我找不到剩下的事情，只是站着，看着。

突然蕗蕗、若萱哭了，受访的爷爷也在哭，拿着一根泛黄的毛巾。

有一道透明的屏障隔住了我和他们，我想做一点什么，但是这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心，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刚刚教过他，他转身就忘了。

如果直接说“转变就在那一瞬间”未免太过俗套，或许我需要的只是从宏大叙事中，找到具体的落脚点。

有一位爷爷举起手机，打开了相机，左手拿着手机，右手这边点点，那边滑滑，他好像不会拍照，我刚刚才教过他的。

刚好站在附近，我上前：“爷爷，图标在这里嘞，我们先点这个，然后你看，这个嘞是录像，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转过来咯。”我用蹩脚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口音说。教完之后我又走到后面去了。

他拿着手机，看了半天，疑惑为什么拍不到前面唱歌的人。我走上前，帮他一起把手机移动一下：“手机就这样转一转，就可以对准前面的人了。”还是蹩脚的上扬口音的话。他看见里面出现了拿着话筒唱歌的人，满意地对准录着，然后把镜头扫到后面来，对着我们这群孩子，对着文化馆来的叔叔阿姨们，对着他的战友们。

停止拍摄之后，他看着手机，又不知道怎么才能拍摄了。睿方走了上去，告诉爷爷红色原点可以拍照拍视频。

前前后后几次，终于教会了爷爷。

前面教学的时候，有一位爷爷甚至连图标在哪里都不知道。

之前受访的那位爷爷，没有左手。没有左手。某一次爷爷的手晃了一下，我才看见。

为什么我没有多教一会，没有多听一听他们发生了什么故事。

原来一直没有把“退伍军人”四个字理解清楚，可能在城市生活久了，忘记了历史的模样。面前的这一群人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离别、生死，才走到了今天。走过了生死的人，没有走出岳阳，不会使用手机。好像被时代甩在了后面。

没有办法止住哭泣，带着我的眼泪唱完了《我和我的祖国》。

（演教组成员教爷爷拍照。）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教过拍照的第二位爷爷，我并没有教会。他的表情一直很严肃，好像不会变化。

文化馆的男高音老师演唱的时候，爷爷开始做起了指挥，沉浸在音乐之中。

后来我想要不要每一位老人都拍一张单人照，但是没有说出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会不会不方便？

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蕗蕗也想到了，她选择直接和曼琳说，要不我们给每一位老人都拍一张单人照片，然后打印出来送给他们吧。曼琳和光荣院、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协商好之后，若萱、可轩、蕗蕗前前后后忙着一个个问，然后请没有拍照的老人上前。

我推着第二位爷爷上去，他一言不发，我推着他向前的时候，他的右脚还在向前用力。推到位置准备拍照，文化馆的一位叔叔上前帮老人把右脚放到踏板上，然后帮他扶正了。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会照顾人，事实上不是。

（实践团成员推爷爷去拍照，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上前帮爷爷整理仪态。）

二十号晚上在向红社区篮球场演出，结束之后和三思、莹莹主持台词体验活动，有三位小孩参与进来，但是他们讲不会普通话，跟着三思和莹莹，才能慢慢讲清楚。

发调研问卷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妹妹，我鬼使神差上去，一句话一句话念，女孩比一个一五，我没想太多，后来想起来，她六岁。奶奶在旁边非常热心帮忙根据小女孩的实际情况回答，齐肩银发。

因为谢幕所以匆匆结束了这次问卷调查。搬完道具和莹莹去找其余还没被邀请到调研的叔叔阿姨。我们寻找了半圈，锁定了坐在侧面看《志愿军》的一对闺蜜。

一说想要调研，就被阿姨腼腆笑着拒绝了。我们萌萌地求了一下阿姨，她们就答应了。阿姨填得很慢，我们非常默契地一人负责给一位阿姨实时念调查问卷的题目和选项。突然黑灯了，我们打着手电筒继续。阿姨笑着填完了。学历那一栏是“高中”。

前面的一位叔叔打趣道，下次你们调查，要让她们把老花镜戴上。

表演结束之后，一位奶奶站在我们放东西的球架后，看着我和马三思，看着小战士和毛泽民的扮演者，连连说真好，真好。

真好，你们觉得好，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值。

之前听起来很套路的话，这个时候自己说出来，是真的很相信。

演出之前和蕗蕗去上厕所，经过一大群村民，头发花白的老人盯着我们，一个穿着小战士的服装，一个穿着带有年代感的深蓝花瓣上衣。

（演教组成员演出后和队员一起主持推普课堂。）

十三天前，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下怎样的诗篇。也许唯有走近，才能看见。

走近队友，看见彼此的扶持，奇思妙想，熬夜制作课件，一起做调研、搬道具、制作道具。

走近当地，看见六岁女孩比出“一五”，萌萌地望着我，看见八十岁奶奶眼里的肯定，看见中风的退伍老兵记忆中仍存在音乐与指挥，看见宏大叙事下，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

走近自己，看见不知所措的自己，看见终于走上前教爷爷拍照的自己，看见哭着唱完《我和我的祖国》的自己。

如果问这次“三下乡”给了我什么，我想不是一次完美的演出，而是那双被擦亮的眼睛。

我看见历史不只写在书上，更藏在老人泛黄的毛巾里；看见奉献不在口号里，而在文化馆叔叔帮老人放好右脚的那个动作里；看见成长不在奖状上，在从“站着”到“走上前”的那几步里。

我仍然面对很多堵墙——语言的、代际的、城乡的。但我不再站在远处观望了。我学会了走过去。

作者：黄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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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