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我随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耀洞庭，势启君山”暑期实践团赴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濠河村进行调研。周六，岳阳的太阳毫不留情。我和两位女同志先来到濠河村村委会，然后决定先去濠河小区进行访问。下午两点，我们再次乘车来到村里，这次是走入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人家。这一天，我们一共完成了五场村民访谈。有热情配合的老板娘，有平和讲述的老爷爷，有反映困境的高龄老人，有田间地头的大爷，还有一位退伍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

（图为在濠河村村委会与村干部合影。顾哲文 供图）

濠河小区一排排楼房整齐排列，第一排一楼有一家小商店，门开着。

商店的老板娘五十多岁，老家是别处的，八几年就搬来了，在濠河村住了将近四十年。家里四口人，两个儿子，大的在广东，小的在岳阳市。她说大儿子进入社会以后觉得教育很重要，又回去继续读书了；小儿子在本地游乐场干过，家里也不指望他赚多少钱，就是让他锻炼锻炼。从她的语气里能听出一种对孩子的包容和信任。

她是我们在濠河村遇到的第一位受访者，态度很配合，问什么答什么，一点都不藏着掖着。这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来之前我其实有点担心，怕村民不愿意跟我们这些陌生人聊，也怕问了半天人家敷衍两句就过去了。她没有。

她听说过“濠河夜谈”，但没参加过——不是不想，是干活没时间，也没人叫。她说据她了解，去参加的以中年妇女为主，领导主持，能解决一些小问题。至于“群英断是非”，她听说过但不了解，评价是“有点用，要看情况”。说到村规民约的时候，她讲得很实在——村里宣传栏上有标语，画着抵制骗保、规范酒席、限制彩礼、文明婚庆、反封建迷信这些内容，但没有什么惩罚规定，也很少有人违反。我问她那这个村规民约是怎么定出来的，她说没参与过，就是村里根据上面的指示定的，有意见才会提。

她能说出这些话，让我意识到基层治理中制度设计和群众感知之间其实存在一定的距离。制度存在，但群众不一定参与制定；约束存在，但更多靠自觉而非惩戒。这种“上传下达”的模式在乡村有其效率，但群众的主体性体现在哪里？我暂时还没有答案。

后来她送我们西瓜，推了半天还是拗不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村民的热情面前显得有点“脆弱”。虽然只是几瓣西瓜，但我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就在老板娘的商店买了三瓶水算作回礼。这件事虽小，但让我对濠河村的村民有了最初的印象——热情、朴实、不把大学生当外人。

（图为在村口与热情村民交流。顾哲文 供图）

往前走没多远，遇到第二位受访者，六十多岁，土生土长的濠河村人，家里常住三口人，儿子在岳阳上班，带着两个孙子。他也没有听说过“濠河夜谈”，但知道村里有“调解员”。

他讲了一件具体的纠纷：五栋一楼两户人家因为大雨渗水吵了起来。两家都漏水，但渗进去的量不一样，两家都觉得对方占便宜了，自己吃亏了，就越吵越厉害。消息到了周书记那里，书记上门看了现场，最后村里出钱请了维修工，把事情给解决了。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我听着觉得有些感触——漏水纠纷在城市小区里都不好解决，楼上楼下互相推诿是常态，濠河村能出钱兜底，说修就修了，说明村里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至少是通畅的。

他还提到晚上八点以后大家会主动降低音量，不影响孩子学习。我问他是谁规定的，他说没有谁规定，大家都这样。这让我意识到，对村民而言，“法”有时候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长期相处中形成的共同默契。他大概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有相邻权的规定，但他知道晚上不能吵到别人家的孩子。这种自发的规则意识，或许比外在的法律强制更持久。

走的时候他送了我们几瓶水，推不掉。刚开始调研就遇到这样配合的村民，我们心里都踏实了很多。

（图为访谈老爷爷。顾哲文 供图）

第三场访谈的场面有点特殊。几位老人坐在楼下纳凉，我们走过去说明来意，他们没拒绝，也没特别积极，就是聊着，讲的方言我们也听不太懂。后面他们可能有事走了，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他是这场访谈的主要受访者。

他们搬到这个安置房已经六年了。老爷爷说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外孙，每月买药要花八百来块钱，退休工资一千出头，能自由支配的钱其实很有限。他说墙皮老化脱落砸坏了下面金属窗檐，“书记来看了，找了上级，后来就没有再管”。他心里清楚，这类问题村里也解决不了，需要上面拨款。但反映多次，始终没有结果。

他还提到安置房12栋因为尺寸偏了，一直没处理，已经成了危房没人住。征地以后老百姓从拨款里分到的收益也很有限。特殊门诊今年不报销了，药都得自费，每月八百。对于一个退休工资一千出头的老人来说，这笔钱几乎是一大半。

坐在树荫下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得很平静，但每一句都像在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忽然想到，他们是第一批住进安置房的征地农民——在过去几十年里，是他们的土地支撑了濠河村的产业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今濠河村已经成了全国文明村，村集体经济发展得红红火火，但他们的晚年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宽裕。

那一刻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作为调研者，我能做的只是点头、记录、问下一句。没有能力承诺什么，甚至连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这大概就是调研中最无奈的时刻——你看到问题了，但你解决不了。我在想：记录本身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后续的行动，文字会不会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费？这些问题我暂时没有答案。

下午的调研比上午难。太阳更毒了，我们在田间地头一户户观察情况，要么没人，要么在休息，还有一户直接拒绝了。实话实说，当时心里有点发虚。天气热，人也走累了。

（图为与村民在田间访谈。顾哲文 供图）

后来在田间小路上遇到一位提着桶刚出门的大爷。我硬着头皮上去说明来意，他答应了。我们跟着他边走边聊。走到了，他要去掰玉米，我们就在路旁等着。说实话，我也想帮忙，但是玉米地里都是泥，穿的鞋不方便。

他七十一岁，在濠河村住了五十多年，家里六口人，平时和老伴常住，子女都在岳阳市。他说村里最大的变化是路修好了，原来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他听说过“全国文明村”，觉得主要是卫生搞得好，旅游设施也修得不错。关于村规民约，他说听过养鱼方面的规定。

他的回答很简单，但反而让我觉得真实。对上了年纪的农民来说，“路修好了”就是最实在的获得感。我问什么他答什么，没有抱怨，也没有夸耀，就是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图为与退伍军人交谈。顾哲文 供图）

最后一位受访者是个难得遇到的访谈对象。三十九岁，退伍军人，十几年党龄，在村里住了三十年。

他跟前面几位完全不同。他在朋友圈里见过“濠河夜谈”，但没参加过，觉得这类活动“集中在其他居民点”，离他远。他的评价也很直接：“小问题协商解决，大问题上报公安，这类机制形式大于内容。”我们问起红白理事会，他说这种监督习俗的组织容易受人情影响，禁放烟花的要求其实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干部没有定期走访，发展计划讨论也没有向群众公开。

他提到要“依法依规办事”“遵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还谈到“四议两公开”制度应当真正落到实处。这些话从一个普通村民口中说出来，并不突兀——他毕竟有十几年党龄，是退伍军人，对这些表述和政策文件理应有所接触。让我感触更深的是，他提这些不是背书式地重复，而是真的在用这些概念来评价他所生活的村子的治理状况——他表达的“上面和基层有距离”这种感受，说明他对制度设计与现实落差的体感是真实的。

他讲完这些之后停顿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希望你们这些大学生以后能走基层，帮助建设乡村。”那一刻我心里震动了一下。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宏大，而是因为说这话的人很认真。他不是在客套，是真的希望有人能来做这件事。而我心里也在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份决心。

这句话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这一天走下来，濠河村在我心里不再是“全国文明村”这个抽象的概念。它有光彩的一面——整洁的道路、完善的设施、融洽的邻里关系、愿意配合调研的村民；也有阴影的一面——安置房的裂缝、买不起的药、被搁置的诉求、形式与实质之间的距离。

五个人，五个视角，拼凑出一个复杂的濠河村。乡村治理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它更像一块打满补丁的布，有的地方崭新光亮，有的地方已经磨损得透出底色。而我们的土地，正是靠一代代人的汗水与奉献，才托举起濠河村今天的面貌。我们作为后来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接过他们未竟的事业，也终将在自己的这一棒上跑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路。

作者：颜学亮 顾哲文 许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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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