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泽巨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

这首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自从1980年诞生以后，每天上午8点都会在长沙市岳麓山下的一间教室响起，直到1982年元月118名学生依依惜别这里；在此之前的1978—1979年，每天上午8点响起的歌声是《泉水叮咚响》。

这些学生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3、4班的学生，这间教室是语数楼的217教室。

毕业以后，每当我听到这两首歌的旋律时，记忆的闸门就会悄然打开。

1998年3月18日，77级3、4班部分同学回母校举办入校20周年纪念活动，与部分老师合影。第一排坐着的是多任系主任和老教授，从右往左依次是：秦旭卿、李维琦、邓超高（系主任）、张隆华、马积高（系主任）、王昌猷、王大年（系主任）、饶东源。

1977年12月18日，我和湖南数十万名青年参加了中断后的首次高考，满怀激情地书写了《心中有话向党说》的作文。1978年3月4日，我在澧阳平原的田间地头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3月10日，我和全省244名学生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汇聚岳麓山下的中文系，开启了四年的大学时光。

我们中文系的244名学生，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工人、民办教师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30岁，我是其中的农民代表，21岁。

我们4班（54人）和3班（64人）共用217教室，四年时光一直在这间教室上课。经过几天的政治学习、体检和任命班干部，3月20日开始正式上课。大家就像忍饥挨饿了多日的乞丐突然坐在了满桌饭菜喷香的餐桌旁，扑在书本上狼吞虎咽。

上课，从未有学生迟到早退，家住长沙跑通学的韩少功等同学，每天都会早早起床，骑单车按时赶到教室。每个学生都争着坐前排，我每天都坐在第一排。上课前，文艺委员总是带领大家唱歌。上课时间，从未有人开小差，打瞌睡，个个睁大眼睛盯着黑板，竖着耳朵听老师讲授，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每门课每个同学都记录了一大本笔记。周一到周六的下午，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周日的上午和下午，大家只做一件事——学习。多数同学在教室，少数同学在图书馆和寝室，预习和复习教材，做作业，看课程延伸书籍。每门课程，大家都要延伸阅读几本甚至几十本理论书和文学名著。

气候宜人的时候，我会搬一张小板凳到山坡读书，一面呼吸新鲜空气，一面饱览枫树叶由绿色幻化成红色，一面聆听鸟儿的歌唱，一面沉浸在文学名著的故事里和精彩的语句里。那时理科专业的学生最是羡慕我们：“我们做题累了，就看看小说消遣一下；你们倒是快活，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小说。”毕业若干年后，我的同班、同组、同房间的同学，后来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田中阳还多次模仿我一边做手势、一边朗诵毛泽东诗词《菩萨蛮·黄鹤楼》的情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以此揶揄我的朗诵不够专业。

那时学校培养我们的目标是做中学教师，但韩少功等同学的文学创作成就刺激了部分同学的别样梦想。他从长沙市上山下乡知青年到汨罗县文化馆创作专干，上大学前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上大学后佳作迭出，《七月洪峰》《夜宿清江铺》《月兰》《西望茅草地》《风吹唢呐声》等短篇小说在最权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发表，《飞过蓝天》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后两篇还荣获了1980、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外，他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月兰》、传记文学《任弼时》（与甘征文合著），以至全国高教界流行“北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南有湖南师院文系”“北有陈建功，南有韩少功”的佳话。

我也跃跃欲试地从事文学创作，并请教过韩少功，但终究失败，于是转而学习文学研究，希望成为一名学者。大学三、四年级写了6篇研究文艺学和文章学的文章，其中《“我记忆中鲁迅和郭沫若”——访魏猛克同志》和《关于鲁迅致罗恺岚的一封信》发表在本校《湖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鲁迅与魏猛克的通信》毕业后发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丛刊第15辑，《浅谈文章的分类》于毕业后发表在武汉大学主办的中国写作学会会刊《写作》，《鲁迅为什么重拾“朝花”？》和《论<骆驼祥子>的结构艺术》毕业后发表在《常德师专学报》，其中《“我记忆中鲁迅和郭沫若”——访魏猛克同志》和《鲁迅为什么重拾“朝花”？》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鲁迅研究》全文复印转载。

因此，毕业后立志走学术研究之路，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我被调到了中共常德地委（市委）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论文和散文，以至于毕业多年之后，我的另一位同班、同组、同房间的同学，湖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范进军多次遗憾地慨叹：“你如果不去从政，肯定会成为一个全国有名的教授、学者。”毕业之后的几十年，我们中文系77级同学中涌现了一批知名学者。但历史不能假设。退休之后，我仍重操旧业，大量阅读文艺学、传播学专著和论文，撰写论文和散文，虽然平庸，算是“初心未改”“回归起点”吧。

2007年8月18日，作者龙泽巨到汨罗市八景乡（今三江镇八景村）著名作家、大学同学韩少功家中拜访。​

那时我们唯一能够放松的时光，是每周六和每周日晚上观看电影故事片，每晚在露天体育场（今麓山路以东图书馆处）看两场，我们自带宿舍凳子观看。4年之内，我们几乎看完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优秀电影故事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桃李劫》《早春二月》《阿诗玛》《花为媒》（香港故事片），也看了苏联、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电影，如《摩登时代》《王子复仇记》《悲惨世界》《百万英镑》《偷自行车的人》《母亲》《夏伯阳》《追捕》《生死恋》《尼罗河上的惨案》。对我们中文系的学生来说，看电影也是专业学习。回到房间之后，我们都会讨论到深夜。这种经历，刺激了我对电影艺术的迷恋。

我们的校外生活很少，仅仅以班为单位游览过一次岳麓山和橘子洲、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以组为单位游览过一次岳麓山和烈士公园。我和3班同学丁仕原去韩少功在德雅路的家拜访过一次，我们2组以组为单位去女同学汤延娟在窑岭的家探访过一次，我单独去湖南日报社拜访过来自家乡的记者滕纯孝两次（我在高中时就向他请教新闻稿和通讯稿的写法）。在汤延娟家，我是第一次见识用刀削苹果，也是第一次吃苹果，妥妥的乡巴佬。

1998年夏天，长江中下游爆发了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澧县泄洪垸——西官垸漫溃。我担任西官垸救灾总指挥，新华通讯社记者、《半月谈》杂志编辑的汤延娟前去采访。我们还谈及此事：“那时的城乡差别确实很大，庆幸现在正在缩小。”

77级4班2组同学1978年游览长沙市烈士公园合影：第一排（坐着蹲着）从右往左：李明道、唐解元、范进军、刘杰英、刘志坚；第二排（站立）从右往左：方吉斌、肖翔、蔡卫红、汤延娟、龙泽巨；第三排（站立）：熊健、田中阳。​

男女之情总是吸引着每个男人和女人。记得有几个男同学在课间闲聊时宣布：“我们不想结婚。”惹得几个女同学急得涨红了脸：“你们都不想结婚，那我们女人怎么办？”

其实，那几个宣布“不想结婚”的男同学，谈恋爱、结婚比谁都早。我这个穷得叮当响的乡巴佬自然不敢生出恋爱结婚的幻想，但对于处于恋爱中的男同学总是羡慕不已。田中阳和同房间的另一个同学熊健常常带着漂亮的女朋友来房间。他们3位身材魁梧，面孔英俊，举止优雅，我只能自愧弗如。他们在毕业不久就牵手女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直到现在恩爱有加。

熊健的妻子贺晖是艺术系1977级的同学，毕业后每次我班或我组举办同学聚会，熊健均会牵手贺晖一起入场，贺晖成为我班的编外同学。这是后话。

与我同房间的方吉斌，是我们3班的班长，曾在部队服役，上大学前就升级当了丈夫，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校相聚。我们420寝室住着8位男生。他的妻子来后，他就会对我们宣布：“今晚十点前，你们不要回寝室。”大家遵守约定。

那时偶尔出现一道1977级、1978级才有的空前绝后的风景线——食堂的红砖墙上有时会看到一大片用白纸黑字写成的大字报，专门揭露个别始乱终弃的“陈世美”。这些告状女的笔墨纸张都由女同学提供，还被女同学留宿、管饭、在宿舍写诉状。当然，我们中文系没有出现“陈世美”。

我和廖可斌、唐生周可能是我们4班最穷的学生。我穿的是陈旧褪色的、带补丁的衣服，我每年冬天穿同样一件表面油巴巴的棉衣，因为无衣可换。家里从不寄钱给我，只有三哥每学期寄给我5块钱，平时吃饭就靠学校每月配发的17.5元的餐票，购买生活用品和书籍只得向高中同学曹永高、苏乾树、马业文借钱解决，毕业几年后才还清。1980年寒假和1981年暑假我没有回家，因为无钱购买长途汽车票。大学四年级时肠炎复发，每天从湖南大学校园内一家中药铺熬药饮用，全身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幸好药费由学校负担。廖可斌、唐生周的境况与我不相上下，只是没有天天服药。

毕业30多年后，我与身为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的廖可斌，以及身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唐生周回首往事，不胜唏嘘。幸运的是，我们终究凭借知识改变了命运，成为强国富民伟大事业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毕业以来，每当同学相聚，我们总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顾起我们的老师。他们像父亲、母亲那样关爱我们，培养我们。

老师们总是提前备好课，上课时虽然带着字体工整的教案，但他们很少翻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板书下来，字体端正，布局整齐，准确无误。马积高老师身材魁伟，方方正正的面庞上总是呈现出慈祥亲切的微笑。他把教案摆在讲台上，但从不打开。他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不紧不慢，自然流畅，吐字清晰，深入浅出，声音洪亮而且带有磁性，每堂课都是一次文学盛宴。杨安伦老师讲授《美学概论》课程，把抽象枯燥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铸造了我们一双审美的眼睛，让大家爱不释手。

我们除了在课堂上悉心聆听，还经常进入老师家中请教。老师们总是热情接待我们，给我们倒茶倒水，细心地解答我们的问题，常常一次就要花去老师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大三开始，我与丁仕原备考中国现代文学史硕士研究生，每周均于晚上到叶雪芬、成克莉、屈文泽老师家中请教至少一次，他们从未表现出厌倦情绪。

授课老师如此，非授课老师也对我们关爱有加。我为着学习学术研究，自报家门去学校学报编辑部向编辑周涤尘老师请教学术论文写作。她总是对材料搜集、题目选择、正文论述、文末注释、逻辑缜密、语言生动等全过程进行细致讲解。她还建议我去采访、请教两位老作家、老教授魏猛克、罗暟岚。两位老先生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受到过鲁迅先生的肯定。魏猛克曾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派往日本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首任文联主席和文化局局长；罗暟岚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新中国诞生后创建了咱们学校的外语系。两位资深教授对于我的求教，总是热情作答，还介绍了许多学者、艺术家的成长经历。我在三、四年级写出并在毕业前后发表的6篇研究文章，就是在魏猛克、罗暟岚、周涤尘、叶雪芬、成克莉、屈文泽等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毕业后多年，我写作了《回忆魏猛克先生》和《新至善村十一号，我永生难忘》两篇文章，在省级刊物《文史博览》和《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发表，表达对魏猛克、罗恺岚先生的怀念之情。拜访、请教、结交两位老先生的经历，使我深刻体味了结交文化名人对于提升自己的神奇作用。几十年来，结交、拜访、请教全国一流、全省一流的文化名人，成为我生活中的习惯性选择。

著名英语教授、鲁迅称赞过的作家、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创始人罗暟岚先生1981年11月18日（毕业前夕）赠予作者的照片。​

著名英语教授、鲁迅称赞过的作家、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创始人罗暟岚先生1981年11月18日（毕业前夕）赠予作者的照片。​

1982年1月，我们带着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带着湖南省人事局的派遣通知单奔赴全省各地参加工作，一部分被分配到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一部分被分配到高校和党政群机关工作，我被分配到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今湖南文理学院）当了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大家满怀豪情，投入到刚刚开启的四个现代化伟大事业建设的滚滚洪流。

1984年，湖南师范学院更名为湖南师范大学。

1998年3月18日，我们3、4班同学回到217教室举办了入校20周年纪念座谈会，当年的系领导、健在并居住长沙的授课老师和学生干事龚正荣老师均欣然莅临。时任系主任、也是我们当年的授课老师彭丙成教授满怀激情地宣称：“你们77级是中国高教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年级。”

光阴不饶人。40多年过去，我们中文系244名同学，除个别同学外，均已退休。数位同学担任过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十位同学担任过市厅级领导干部，数十位同学担任过县处级领导干部，数十位同学成为知名的文学家、传媒家、出版家、影视艺术家、学者、教授，数十位同学成为优秀的中学教师。除了几个同学英年早逝外，绝大多数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子女优秀，自己尚在发挥余热。

我最近常常在抖音等社交媒体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泉水叮咚响》这两首歌，心中情不自禁地荡起温暖的回忆。

（原载《文史博览》2026年第4期）

责编：邓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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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周月桂

三审：文凤雏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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