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河南部分乡镇的西瓜熟了，却卖不出去。

据悉，河南是全国西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今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达370万亩，预计产量1400万吨。然而，丰收之后，收购价跌到了每斤0.1到0.3元，有的“尾瓜”甚至低至“几分钱一斤”。瓜农急了，通过媒体助农通道公开求助。谁知有村里工作人员得知后，不去核实滞销、联系销路，反而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

西瓜烂在地里不是问题，怎么老百姓说出来就成了问题？这不就是典型的“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这种“零舆情”的执念，比西瓜滞销本身更值得警惕。

类似操作并不少见：甘肃宁县一位家长质疑校服质量，被警方以寻衅滋事拘留7天，约630天后处罚被撤销，但当事人已遭遇失业、离婚、重度抑郁；广西桂林游客向文旅局官号反映演唱会座椅脏污，反被拉黑、举报“侵犯名誉权”；江苏扬州有市民通过12345投诉漫展，投诉工单却被被投诉方公然贴在大屏幕上，姓名电话一览无余。四个案例，领域不同，逻辑一致：把群众正常诉求当成需要压制、消灭的“麻烦”，不问是非，只问“怎么让这个人不再发声”。

“舆情”的本义是公众意见的综合反映，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但在一些地方，它正被一步步窄化：

从“公众意见”窄化为“负面舆论”，把民意反馈当成杂音；

从“治理信号”窄化为“考核扣分项”，只要出现舆情便扣分，甚至面临“一票否决”问责；

从“建设性反馈”窄化为“需要消灭的麻烦”，把公众发声当成给管理添堵。

而窄化的终点便是“零舆情”执念——把没有负面声音当成最优解，把舆论静默等同工作成效。

这背后是一套冷酷算术逻辑：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本远高于压制声音的成本，既然无法保证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就保证不让任何问题“被看见”。于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了“理性选择”。

“零舆情”从来不等于“零问题”。它只是让“问题不可见”。但必然令我们付出更多代价。

一是治理能力系统性退化，当基层干部的精力被消耗在“不让问题被看见”上，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萎缩。

二是反向淘汰，敢直面问题的干部成了“高风险分子”，善于“捂盖子”的人却如鱼得水。三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失误，真实困难被层层过滤，政策必然“药不对症”。

既然代价如此沉重，“零舆情”的执念为何依然普遍存在？因为这是官僚主义逻辑下的必然产物，也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症状。官僚主义的核心症结就是“对上负责、对下不用负责”。

同样面对西瓜滞销，有的地方给出了不同答卷：许昌建安区两户瓜农14万斤西瓜积压，媒体22日报道后，镇政府连夜部署，次日中午便对接企业认购大半；周口太康县村干部随车赴沪全程监督，说“不能给河南瓜抹黑”；山东利津县村支书拍短视频助农，多部门联动，15天销完80万斤。同样的困境中，有人看到“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群众困难”。差别不在能力，在认知。

讲完了问题，还得说说怎么办。

全党正在进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治疗这一痼疾的良方。

“学”——学“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导向。

“查”——查问题有没有被看到、有没有被解决，基层干部有没有把精力花在“捂盖子”而不是“解难题”上。

“改”——改掉“只唯上不唯下”的官僚习气。

2026年7月10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会议结束三天后，7月22日，河南瓜农求助被要求撤回。7月23日，许昌蒋李集镇连夜帮助瓜农卖完了瓜。同样的会议精神，在不同地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学习，在于学完之后有没有“改”。

把群众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来处理，恰恰是“学”而不“改”的典型表现，道理都懂，一到具体问题上就回到了老路。这不是学的问题，是改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

回到最初：西瓜烂在地里不是问题，怎么老百姓说出来就成问题了？因为有人把“解决问题”和“不让问题被看见”搞反了。为什么搞反了？因为政绩观出了问题。“零舆情”从来不是政绩，把群众的问题解决掉才是。

文案：萧向光

拍摄：赵瞳铱 郑君龄（通讯员）

出镜：赵泽琴

剪辑：张劲夫 李萌萌（通讯员）

美编：蒋雨露

责编：赵泽琴

一审：秦慧英

二审：张权

三审：文凤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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