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山，层层叠叠，像一道道褶皱，把村庄裹在深处。邵阳城步县长安营镇、洞口县大屋瑶族乡，两个在地图上需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名字，却成了我青春里最厚重的坐标。两年，两次暑期三下乡支教，同样的偏远、同样的质朴、同样清澈的孩童眼神，而我，从一名跟在队伍后面的普通队员，成长为扛起全队责任的领队学生。身份变了，心态变了，肩上的担子重了，但那份扎根乡土、服务乡村教育的初心，从未改变。

第一次：做一颗专注的“螺丝钉”

去年盛夏，我随团队走进城步县长安营镇。那是我的第一次三

下乡，一切都是新鲜的——蜿蜒的山路、简陋的校舍、孩子们羞怯又好奇的目光。我的任务很简单：教化学。每天备课、做实验、辅导作业，我像一颗螺丝钉，紧紧拧在教学岗位上。（图1 城步县长安营镇授课。）

为了让乡村孩子爱上化学，我把课本里的公式变成“会冒泡的火山”“变色的紫甘蓝”，看着他们瞪大眼睛发出惊叹，我心里涌起一种朴素的满足。那时，我只管上好每一堂课，不用操心食宿安排，不用协调队员分工，课余时跟随老师走访调研，有学长学姐在前方挡风遮雨，我只需跟在后面，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图2 城步县长安营镇绿色调研图片。）

那段日子，我住在镇上旧宿舍，夜里蚊虫叮咬、白天汗流浃背，但我没觉得苦，反倒觉得“接地气”。我以为，三下乡就是这样——把知识带进大山，把热情留给课堂。直到第二次出发，我才明白，这趟旅程远不止于此。

第二次：做一面能挡风的“墙”

今年，我以带队学生的身份，再次踏上三下乡之路，目的地是洞口县大屋瑶族乡。出发前两个月，我就开始忙碌：对接书记老师、联系学校、确认场地、制定教学方案、安排食宿、制定安全预案……手机通讯录里多了数个陌生的老师和干部号码，微信群里消息从早响到晚。

（图3 洞口县大屋瑶族乡行程筹备。）

真正到了大屋瑶族乡，困难比预想更多。教学场地临时调整，住宿条件比去年更简陋，几位新队员面对陌生环境有些手足无措，孩子们基础薄弱、课堂纪律松散……所有问题都涌到我面前。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去年学长学姐的沉默与坚定——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压力吞进了肚子里。

我迅速调整状态，白天统筹上课、晚上开复盘会，谁情绪低落了我就去谈心，哪个教学环节卡住了我就顶上去。犹记得刚到学校时，突降暴雨，大家行李还来不及搬，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司机师傅要回城里，大家静看着天时，一声不和谐的话语响起：“大家去拿一下行李，女生帮男生打伞，我们把行李搬到屋檐下来”，我的话音刚落下，竟有几位小朋友也来帮我们，搬完之后，一些孩子们看着我们笑，笑声盖过了雨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跟在后面问“接下来做什么”的新人，而是那个必须说出“跟我来”的人。

从单一教学执行者到全盘负责带队者，我的工作范围更广、责任更重，完成了从“做好自己、听从安排”到“带领团队、服务整体”的职能蜕变。

两种角色，同一份答案

回望两次实践，我常想，三下乡究竟给了我什么？

第一次，它给了我“沉浸”——让我以“老师”身份真实触摸到乡村教育的温度与痛点，让我知道，山区孩子缺的不仅是课本知识，更是被看见、被陪伴的安全感。第二次，它给了我“淬炼”——统筹、协调、应变、担当，每一项能力都在磕绊中生长，每一份责任都在咬牙中扛起。

但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从“体验者”变成了“坚守者”。从前，我以为支教是去“给予”；现在，我明白支教是去“融入”。大屋瑶族乡的孩子们会带给我们山里的野果和自家种的玉米，会偷偷在我口袋里塞手写的感谢信，会拉着队员的手问“老师你们明年还来吗”。那些瞬间，我读懂了“青年担当”四个字不是写在文件里的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备课、家访、谈心，是顶着烈日走两小时山路去学生家里看看，是深夜还在修改第二天活动方案的那盏灯。

 （图4 洞口县大屋瑶族乡走访调查。）

从长安营到大屋瑶乡，地图上不过百余公里，却丈量了我从青涩到沉稳的全部成长。两次三下乡，像两把刻刀，雕琢出更坚韧的我；也像两盏灯，照亮了乡村教育角落里那些等待被点亮的眼睛。

 （图5 城步县长安营镇民族中心学校 洞口县大屋瑶族乡中心学校。）

未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湘西的山风、瑶乡的鼓声、孩子们亮晶晶的眸子。乡村振兴的路很长，但只要我们青年一代愿意俯下身子、迈开步子，那些大山深处的梦想，终将迎着光，破土而生。

我是邵阳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大山养育了我，知识改变了我，而今我以一名学子的身份回到乡土，只为做一件事——让更多山里的孩子，也能看见山外的光。走出大山是为了看见世界，回到大山是为了点亮世界。

——这，便是我两次三下乡交出的答案

（通讯员：黄南南，柯汶涛）

作者：黄南南，柯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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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