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河南部分乡镇的西瓜熟了，却卖不出去。

据悉，河南是全国西瓜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今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达370万亩，预计产量1400万吨。然而，丰收之后，收购价跌到了每斤0.1到0.3元，有的“尾瓜”甚至低至“几分钱一斤”。

于是瓜农急了。看着地里的西瓜一天天熟透，卖不出去就要烂在地里，村民心如刀绞。于是有村民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

然而，据《人民日报》报道，有的村里工作人员得知后，不是第一时间到田间核实滞销情况，也没有协助联系商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

（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

西瓜滞销，瓜农心急，向媒体求助是无奈之举，也是正常诉求。但相关工作人员却把瓜农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来处理……这一幕很多人并不陌生，它就是典型的“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这些工作人员也许没想到的是，真正带来“负面舆情”的，不是瓜农，恰恰是他们自己。

而他们那种“零舆情”的执念，比西瓜滞销本身更值得警惕。

西瓜烂在地里不是问题，怎么老百姓说出来就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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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孤例

如果只看这一件事，你可能会觉得是某个基层干部的个别失误。但把视野拉开，类似的操作并不少见：

1.2023年12月，甘肃省庆阳市宁县，34岁的邓建国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质疑正在读小学的儿子的校服存在质量问题。他没想到，这条视频给他带来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为由，将他拘留了7天。

约630天后，2025年9月，宁县警方作出了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该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邓建国获得了3237.08元赔偿。

（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法院判决确认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决定违法并赔偿邓建国，图片来源于南方日报）​

但代价已经付出。拘留结束后，他先后遭遇失业和离婚的双重打击，被诊断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指出，如果企业认为视频对其商誉造成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权，而不应让公安机关介入。一个家长对校服质量的质疑，被以寻衅滋事论处……问题的性质从“质量争议”变成了“制造麻烦”。

2.2026年5月，广西桂林。游客莫女士在观看一场演唱会时，发现现场多张座椅存在明显脏污痕迹。她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问题。结果呢？不仅未获回应，反而被官方账号拉黑。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

莫女士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反映现场卫生问题，提醒主办方后续做好服务保障，并没有其他恶意”。但官方账号的选择不是核实、不是整改，而是拉黑、举报。被媒体曝光后，桂林市文旅局发布情况通报承认“情况属实”，向当事人道歉并解除拉黑。但事情的性质没有变，你提意见，我就让你闭嘴。

（莫女士拍摄的演唱会脏污的座椅，图片来源于封面新闻）​

3.同一个月，江苏扬州。一场漫展引发了市民投诉，多位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问题。而被投诉方扬州市广陵区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却在一段“官方说明会”视频中，直接把至少4张12345投诉工单贴在了大屏幕上。投诉人的姓名、联系电话等隐私信息一览无余。

有网友质问：“这是公开回应，还是恶意曝光？”投诉不仅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维权者本人反倒成了被曝光、被伤害的对象。扬州市12345市民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平台已关注到工单泄露问题，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这四个案例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领域——农业、教育、文旅、政务服务。但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把群众的正常诉求和求助，当成需要被管控、被压制、被消灭的“麻烦”。不问是非曲直，不问诉求是否合理，只问一个问题：怎么让这个人不再发声？

从“舆情”到“零舆情”

“舆情”是民意理论中的综合性概念。本义指在一定社会空间内，公众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形成的群体性态度、意见及情绪总和。它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既有建设性意见也有情绪化表达。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概念正在被一些地方一步步窄化。

一是从“公众意见”窄化为“负面舆论”。一些部门在舆情监测与统计中，盯着的是“负面”：哪个平台上有人骂了、哪条帖子被转多了、哪个话题冲上热搜了。舆情从“全面的民意反馈”萎缩成了“杂音”。

二是从“治理信号”窄化为“考核扣分项”。在健康的治理逻辑中，舆情是“送上门的监督”。但在考核体系里，舆情被异化为一个纯粹的“负面指标”：出现舆情便扣分；舆情上了热搜，扣得更重，甚至面临“一票否决”问责。舆情从“改进工作的路标”变成了“年终考核的污点”。

三是从“建设性反馈”窄化为“需要被消灭的麻烦”。瓜农求助是“负面舆情”，游客反馈座椅脏是“抹黑”，市民投诉漫展纠纷是“找事”……在这些治理者的认知里，公众的每一次发声不是在帮助改进工作，而是在给管理者“添堵”。

而窄化的终点，就是“零舆情”执念。把没有任何负面声音当作治理的最优解，把舆论场的绝对安静等同于工作成效。追求“零舆情”的干部，看重的是看得见、来得快的“显绩”，追求短期无差评的安稳，忽视化解矛盾、完善制度、长效治理的“潜绩”。

在上述事件中，农产品滞销本是寻常的市场波动，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之、打开销路，也是农户的正常诉求。但为什么一些人将之视为“负面舆情”？

因为这背后有一套冷酷的算术逻辑：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成本，如时间、资源、协调难度，往往远高于压制一个声音的成本，如劝说、删帖、冷处理等等。既然无法保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那就保证不让任何问题“被看见”。当两种成本悬殊到一定程度，“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成了“理性选择”。

于是，一些管理者的手段变得惊人地一致：瓜农求助是“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家长质疑校服质量是“寻衅滋事”，行政拘留；游客反馈座椅脏污是“抹黑”，拉黑了事；市民通过12345投诉是“恶意举报”，把工单公开示众。处置目标从“解决群众诉求”异化为“解决发声的人”。

“零舆情”的三重代价

“零舆情”从来不等于“零问题”。它只是让“问题不可见”。但必然令我们付出更多代价。

代价一：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退化。

当基层干部的精力被消耗在“不让问题被看见”上，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萎缩。舆情处置从“治疾”变成了“遮疮”。不是解决西瓜滞销这个“问题”，而是治理“西瓜滞销被知道了”这个“事实”。当每天的精力都花在“盯着谁在发帖、劝谁把帖子删了”上面，哪还有时间去想“西瓜为什么卖不出去、明年怎么避免”？

代价二：“反向淘汰”。

当“不出事”和“不惹麻烦”成为评判准则，基层干部的行为逻辑必然发生根本转变。那些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公开回应的干部，反而成了“高风险分子”，他们随时可能因为某个回应不当、某个问题没解决好而引爆舆情。而那些善于“捂盖子”、精于“压声音”的干部，却如鱼得水。长此以往，基层留下的不是最能解决问题的人，而是最会“不让问题被看见”的人。

代价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

当真实困难被层层过滤、真实声音被逐级消音，上级得到的是一张被精心修饰过的“报表”。决策者根据这张报表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结果必然是“药不对症”。就像这次，如果瓜农的滞销被“按住”了，上级可能根本不知道今年西瓜卖不动，也就不会启动应急预案、不会协调跨区域采购。因为“零舆情”会切断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

（图片由AI辅助制作）​

谁在制造“零舆情”？

代价如此沉重，为什么“零舆情”的执念依然普遍存在？因为这不是某个人的觉悟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逻辑下的必然产物，也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症状。官僚主义的核心症结：“对上负责、对下不用负责”在这里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不同的答卷

同样是面对西瓜滞销，有的地方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河南许昌建安区蒋李集镇金营村，两户瓜农约14万斤西瓜积压在地头，销售窗口或仅剩一周。瓜农说：“回不了本，现在市场是这个样子，能把问题解决了，瓜不烂在地里就可以了。”

（7月23日上午，两户瓜农在瓜田里采摘西瓜，配送给采购的爱心企业，图片来源于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7月22日报道了这一情况。当地镇政府看到报道后连夜部署，23日早上6点多便带队入村协调。到当天中午，已对接6家企业认购。两户瓜农的西瓜基本被订购完。瓜农说，尽管回不了本，但他仍感到欣慰。

河南周口太康县板桥镇兵马张村，村支委委员温四英参与了跨越豫沪两地的助农行动。她跟随运瓜车一起到了上海，全程监督采摘、检验和运输。她说：“不能给我们河南的瓜抹黑！”

（7月23日凌晨，由三辆货车装载、共计十万斤的河南西瓜跨越近一千公里抵达上海，图片来源于南方+）​

山东东营利津县小李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扈宝龙拿起手机，化身“代言人”，一条助农短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利津县人社局迅速联动，落实惠农扶持政策；爱心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城区设立临时销售点；许多市民驱车几十公里来买瓜。短短15天，80万斤西瓜销售一空。

同样面对西瓜滞销，有人看到的是“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的是“群众困难”。区别在哪里？不在能力，在认知；不在资源，在初心。

怎么办？

讲完了问题，还得说说怎么办。

把群众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把“不出事”当作最高准则……这类“零舆情”执念表现，正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症状。

而全党正在进行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恰恰就是治疗这一痼疾的良方。

“学”——学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少一些、真抓实干多一些，矛盾也会少一些，实绩也会多一些。”领导干部应当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导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学，不是记笔记、写心得，学的是“为谁创造政绩”这个根本问题。

“查”——查的是“问题有没有被看到”。查的不是报表上漂不漂亮，查的是群众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被解决、群众的声音有没有被听见、基层干部有没有把精力花在“捂盖子”而不是“解难题”上。在西瓜滞销这件事上，如果当地干部把自己代入“查”的角色——查一查今年西瓜为什么卖不动、查一查市场对接出了什么问题——那根本就不会出现“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这一幕。“查”的本意是发现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

“改”——改的是“只唯上不唯下”的官僚习气。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2024年，中办、国办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为基层减负提供制度规范。2026年7月10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人民日报微博截图）​

会议结束三天后，7月22日，河南瓜农求助被要求撤回。7月23日，许昌蒋李集镇连夜帮助瓜农卖完了瓜。同样的会议精神，在不同地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学习，在于学完之后有没有“改”。

把群众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来处理，恰恰是“学”而不“改”的典型表现，道理都懂，一到具体问题上就回到了老路。这不是学的问题，是改的勇气和决心的问题。“学查改”一体推进，最终落脚在“改”。改掉“怕出事”的心态、改掉“捂盖子”的习惯、改掉“对上不对下”的思维。让基层干部从“不让问题被看见”回到“让问题被解决”，让群众诉求从“被压制”回到“被回应”。

回到最初的问题：西瓜烂在地里不是问题，怎么老百姓说出来就成问题了？因为有人把“解决问题”和“不让问题被看见”搞反了。

为什么搞反了？因为政绩观出了问题。

“零舆情”从来不是政绩，把群众的问题解决掉才是。

责编：戴蓉

一审：欧阳伶亚

二审：毛晓红

三审：唐婷

来源：湘江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