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建和

这是我的第二本诗集，收录的是我从六十岁到六十五岁这五年间的作品。

对大多数人而言，六十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意味着正式步入养老休闲的生活模式。小时候总觉得六十岁已经很老，真轮到自己，却感觉身体尚健、思维尚敏、心态未老，和年轻时差别不大，做什么事依然拿得起、放得下。

作为公务员，退休后能做的事其实不多，“重启”并不容易。我曾对在北京工作的女儿说，退休后我来“北漂”，当个“研究孙”吧——我不少老领导、老同事走的都是这条路。没想到女儿只是温柔一笑：“老爸，你们辛苦了一辈子，带孩子的事就不劳你们了。真想帮我们，献点‘金’就好啦。”她没明说，但我和老伴都懂：我们脾气急、方法糙，加上一口家乡话，女儿是怕我们把孩子的“坯子”给带“土”了。

“北漂”不成，剩下的选项似乎只有旅游、钓鱼、打牌了。还有朋友怂恿我学打高尔夫。可旅游也不能天天在外漂，钓鱼打牌又非我所爱。思来想去，唯一适合我的，还是读书写作这条路。写诗我有基础，退休前就出过一本诗集。相对于散文、论文这类“大制作”，写诗看起来简单些——灵感一来，几句话、几十个字，一挥而就，仿佛更容易出“活”。

然而，偶尔写写容易，长年累月地坚持，还要写出新意，没有强大的恒心和定力是做不到的。如今我生活中没有别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写诗。特别是被诗友们推举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之后，有时真觉得“压力山大”。诗社二级机构多，采风活动频繁，每逢重大节庆都要出专刊，我这个会长必须带头写。光写还不行，还得写得好、过得去，否则诗友们“挑起刺来”毫不留情，让人颇为难堪。我常对大家说，要有开放包容的胸襟，既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多提建设性意见，少在群里“放炮”。我也常说，会长的职责是服务与搭台，会长的诗不一定最好——算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话虽如此，人总归讲面子，我暗地里还是很拼的。几年来，我力求不“失声”、不“掉链子”。虽不追求高产，但隔三岔五总要“冒个泡”、露个脸，尤其重要活动从不缺席；每首诗都反复打磨，自己不满意的绝不拿出手。压力自然不小，但压力也是动力。从生理学上讲，适度压力能激活细胞、延缓衰老、提高能量转化效率。我这五年能写出五百多首诗，甚至偶有自鸣得意之作，真得感谢诗友们的“倒逼”。虽然为此“死”了不少脑细胞，但新生的或许更多。常有人说我显年轻、会保养，我心想，生活上我其实很潦草，若说真有保养，那大概就是写诗了。

既然写诗，就不能总宅在家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行路比读书更重要。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诗词大家，之所以能留下那么多传世名篇，正因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动荡与人生的起伏。李白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时间跨度近四十年。没有这样的阅历，怎会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望庐山瀑布》等千古绝唱？苏轼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丰碑，正因他拥有中国古代文人中不可复制的经历：从朝廷重臣到阶下之囚，再到天涯逐客；从繁华京师到偏远瘴乡，足迹遍及北宋疆域，以士大夫之身完成从自耕自食到热带边疆的极限生存挑战。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让他迸发出炽烈的文化能量，完成跨领域、多线程的创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些经典名句，若非痛彻心骨，何来如此大彻大悟？

如今我们身处承平盛世，虽不太可能再有古人那般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写好诗，同样需迈开双腿——到百姓身边去，到历史现场与山水名胜中去。只有亲身体验，才能触发灵感，产生创作冲动。退休后，我一有机会就在省内外行走：去厂房车间采访大国工匠，去建设现场感受开路先锋，去田间地头体味农家喜乐。常常走一路、写一路，别人坐车闲聊养神，我在一旁冥思苦想，不少诗就是在行车途中写成的。因为写诗，我看风景更用心，理解人物更用情，也更关注社会民生的点滴。旅行虽花了钱，但换来了诗的果实，这笔投入产出，我觉得值。也因为行走，生活变得充实，呼吸了新鲜空气，暮气自然也少了许多。

写诗与读书是一体两面。从小我们就听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东坡夜读《阿房宫赋》至四更天，方得“大江东去”之苍茫；王维深研禅典，乃创“空山不见人”之留白；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源自读史时的新解。陆游八十四岁时教导儿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外”包含诸多方面，多读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书正是写诗的重要源头活水。

这些年，尽管老眼昏花，我还是读了不少前人今人的诗作，涉猎历史传记、诗评诗话，以及古汉语和格律声韵方面的著作。每天读书，已成为三餐般的常态。尤其在写历史事件或人物题材时，必先做足功课，弄清来龙去脉才敢动笔，以免贻笑大方。书籍是人类永不背弃的挚友。中医认为，读书可调息养神，化解忧思伤脾之弊。过去我读书多为消遣，如今一半是为了写诗，因而更带计划性、目的性和能动性。读书，为我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

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要写好、写新、写得让人叫好，实在不易。我力求每首诗都有味道，要么思想新，要么有佳句，拼命压榨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虽未必能至，然心向往之。

初写近体诗者，常觉平仄格律难把握，甚至被一些“好为人师”者唬住。其实掌握格律并不难，读点入门书，翻翻《平水韵》《词林正韵》，写完后对照检查，一般不会出大错。写诗最难的是出新——新思想、新意境、新语言。古往今来，近体诗的题材无非山水田园、家国情怀、离愁别绪，几乎被写尽。要想出新，尤其不易。我在写传统题材或吟咏名胜时，总会先搜索古人今人怎么写，找不到新角度、新语言，绝不轻易动笔。比如写大禹、曾国藩、左宗棠等历史人物，或咏梅、桂、枫、龙等传统意象，我都力求从汗牛充栋的前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成一家之言。正因平日用心颇多，不敢懈怠，部分诗作得到了省内外诗友的认可，有些诗甚至被大家争相点评。偶尔同一题材大家同时创作，时间又紧，想要写出特色，常常悉心琢磨、反复推敲，乃至寝食难安，甚至彻夜难眠。年纪大了，睡眠本就不佳，因琢磨诗句而失眠是常事。可每当写出自认为满意的诗句，尤其得到诗友点赞时，那种快乐堪比儿时考出好成绩。这种成就感或许抵消了失眠的损耗。累，并快乐着——这就是写诗的过程。

因写诗，我结识了不少诗友，扩大了朋友圈。社交是天然的“长寿药”。年轻时朋友多了路好走，年老时朋友多了心不孤。退休后，原来工作上的同事、朋友联系渐少，若无新友，人易陷入封闭。写诗让我结识了众多省内外诗友，大家志趣相投，不涉利益，唯有书生意气、诗人情怀。我们在一起不谈家长里短、药石保健，只论诗与远方，仿佛重回青春岁月。我极享受与诗友们评诗论道的时光，省诗社每年举办赛事、出版诗集，作品评选时大家激扬文字、各抒己见，极为启智。每有新作，发给诗友求教，常得意外之喜。闲暇时，三五诗友自带茶酒，击箸吟唱，对酒当歌，拈阄分韵，其乐融融——这份快乐，胜过任何保健品。

我写诗，不为名利，只为让晚年生活更美好。为这本书取名时，自然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句子：“东隅已逝，桑榆非晚。”“非晚”不是不服老，也不是心有不甘，而是想把晚年过得积极些、阳光些、快乐些，开启生活新的旅程。本书采用日记体形式，不少诗附有题记，也是希望为时间、为过往、为情感留下更多记忆与回味。内心认定这本书是上集，诗，我还要继续写下去，肯定会有续篇。这是对自己，也是对朋友的一个约定。

我评估不了自己所做的这些有多少社会价值，我只知道，中华三千年的诗词文脉，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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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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