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湖南工商大学“窑窑领先”实践团前往长沙铜官窑，对非遗传承人刘志广进行深度访谈，旨在探究非遗影像记录中传承人的话语权边界问题。访谈围绕“谁决定怎么拍、拍什么、能否喊停”展开，刘志广在过程中明确提出了三条原则——重人重器、重真轻效、有原则地配合，构成了一场关于传承人主体性的现场教学。

一窑一世界，一人一乾坤

访谈中，当实践团问及“您认为目前非遗影像记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刘志广老师几乎没有犹豫：“镜头只对着器物，不对着人。”他说这句话时，手指轻轻叩了叩工作台上的一把半成品瓷壶。“只拍壶，不拍手，观众永远不知道这把壶是谁做的、怎么做出来的。”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精美”的器物特写，切割掉了传承人与器物之间的血肉联系。观众看到的是釉色、器型、纹饰，却看不到指尖推泥时的力度、手腕调整时的微妙颤动、以及窑火前那一瞬间屏住的呼吸。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恰恰是手艺真正的精髓。他认为镜头必须包含传承人的动作、神情与工作节奏——不是作为“点缀”，而是作为“主体”。因为传承人从来不是器物的附属品，器物恰恰是传承人生命的延伸。

刘志广老师面带笑意但姿态坚定。（胥雯 摄）

真景真泥胎，真手真功夫

刘志广老师的第二条主张来得更为坚决：强烈建议在自然工作状态中拍摄，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摆拍。“有些团队一来就让我穿上特定的衣服、坐在特定的位置、做出特定的动作，”他摇头，“那不是在拍我，是在拍他们想象中的‘手艺人’。”他认为，刻意摆拍既打断创作流程，也显得虚假——真正的拉坯节奏是不能被“暂停”和“重来”的，一旦中间断了，泥性就变了，手感就散了。他指着墙角那台电动拉坯机说：“我平时怎么转，镜头就怎么拍。那是手艺人的根，根不能拔出来摆给别人看。”在他的理解中，真实的场景自带感染力——泥浆飞溅的痕迹、工作服上的釉料斑点、窑炉旁被高温反复炙烤的墙面，这些“不完美”的细节，恰恰是时间与劳动最诚实的见证。

有界方有度，有守才有为

刘志广老师同时展现出灵活与坚持并存的态度。他理解专业拍摄有剧本需求，也愿意配合团队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与协调。但他随即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底线：对于明显违背工艺逻辑的“穿帮”内容，他会果断拒绝。“比如让我把拉坯的步骤颠倒过来做，或者为了画面好看让我做一个平时根本不会做的动作，那我不会答应。”他不把这种拒绝视为“不配合”，而是视为“对专业的尊重”。他说：“你们来拍我，是为了记录真实的铜官窑，不是为了拍一个‘看着像铜官窑’的东西。”

刘志广老师向实践团阐释他对非遗影像记录的三条原则。（肖艳云 摄）

团队在反思中意识到，这条底线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传承人在拍摄现场拥有“最终裁量权”——可以对拍摄方案说“修改”，也可以对具体指令说“不”。这恰恰是许多非遗影像记录中最为缺失的一环：拍摄团队往往掌握全部话语权，传承人只是“被安排”的对象。而刘志广老师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权力关系倒转了过来——他愿意对话，但绝不放弃对专业性的最终判断。

曾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把画面拍得够美、流程拍得够全，就是对非遗最好的记录。但那些“好看”的镜头背后，有一道被忽略了很久的问题：谁在决定怎么拍？谁有权说“这样不对”？在那些被反复调整、反复重来的拍摄现场，传承人始终是“被安排”的那一个，而记录者从未把“对方愿不愿意”当作一个问题。这种习惯里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倾斜——默认配合是应该的，默认镜头拥有优先权。而真正的记录，前提恰恰应该是：被记录者有权拒绝被记录。记录者要做的，是先交出一半的控制权。

由此也重新理解了“尊重”二字的重量。过去的操作几乎都以“想要什么画面”为起点，传承人的状态、节奏、意愿都被排在效果之后。而最深的触动在于，“配合”和“合作”之间有一条被长期忽略的界线。“配合”是对方按记录者的要求调整自己，“合作”是记录者先进入对方的节奏，再决定怎么记录。过去做的更多是前者，而后者才是记录本该有的样子。往后如果再做类似的事情，起点不应该是“要拍什么”，而是“对方在做什么、以什么方式做、怎么才能不打扰”。被记录者的节奏是第一位的，镜头只是跟上去的那一个，而不是领路的那一个。

作者：陈嘉怡 彭文忠

责编：谭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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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