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八旬老人，为何执意回到家乡？一个名字，为何因“百余字”的介绍而刺痛他的心？一代青年，又该如何接住文化传承的接力棒？

7月15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寻迹春华·赓续红脉”赴春华镇实践团从驻地出发，一行人沿着春华镇的田埂前行，实践团调研组负责采访的队员边走边低头翻看手中的采访提纲，纸页被晨风吹得簌簌作响。提纲上用圆珠笔列了四五个问题，排在最前面的那个，被她用笔圈了两道圈——“您为什么选择回来”。这个问题，他们在前一晚的筹备会上反复讨论过，此刻走在田埂上，又默念了一遍。

章资超的家是一栋普通的农家二层小楼。堂屋的门敞着，老人已经泡好了茶。见到学生进来，他站起身，挨个握了手。他招呼队员们在长条凳上坐下，自己则坐回那把旧藤椅里。实践团成员苏静落座后，从书包里拿出笔记本摊在膝头，又摸索出一支黑色签字笔，旋开笔帽，这才抬起头看向老人。

苏静问：“章爷爷，您退休后，为什么执意要回到家乡？”

章资超目光微颤，脱口而出：“热爱，因为热爱！”他顿了顿，“我那时读书啊，每读到思乡的诗，眼前浮的全是春华的田埂、水塘。这情分，割不断。”

老人说完这句话，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堂屋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角落里堆着厚厚的手稿。苏静注意到，那些手稿的纸边已经卷了。

（章资超老先生翻阅自己写的书籍。胡广钰 摄）

“百余字”的刺痛与渡槽下的誓言

章资超从里屋搬出一摞资料，摊开在桌面上。他指着其中一页说：“春华镇每一处红色遗迹的故事，都是我一点一点挖出来的。”

事实上，这份挖掘工作贯穿了章资超的一生。16岁那年，他便担任公社文化站长，从此与基层文化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工作二十年后，他调任县文化馆长，拜师作家周立波，一边从事创作，一边深耕地方文史。他在全国公开报刊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出版了《抛砖屋场的怀念》《百熙村里的故事》等著作，还连续担任了长沙县第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但退休后，他还是回到了春华镇，回到了那片田埂与水塘之间。

他提到抛砖屋场、巍巍渡槽、武塘纪念亭。讲这些地点时，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手指在桌面上敲着节拍。但当话题转到近代著名教育家张百熙时，章资超的音量忽然降了下来。

“张百熙，那可是‘中国大学之父’啊！”他停顿了一下，“可有一回我在网上搜他，介绍竟只有短短百余字。”

那一刻的刺痛，章资超没有细说。他只是反复摩挲着手里的一本旧县志，说：“我那时候就立了誓，一定要把家乡的文化宝藏挖出来。这些名字，不该被忘。”

多年下来，他挖掘整理的故事形成了“超爹讲故事”品牌，义务宣讲超过一万场次。他也因此获评长沙市“十佳乡贤”、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但这些荣誉，他一句没提。

午后，实践团成员随章资超移到屋外凉亭。山风从坡上吹下来，远处可以望见春华渡槽的轮廓。章资超坐在石凳上，指着渡槽的方向：“那个渡槽，还在浇水。我做的事，跟它一样。”

苏静接着上午的话头追问：“您觉得，我们青年人该怎样接好文化传承这一棒？”

章资超抚膝而坐，声音苍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党的百年波澜壮阔。你们这一代，就是要把这优良的传统、这股子精神，好好传下去。”

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几秒，又补了一句：“做人，先做一个好人。然后，你们再是一个社会人，要做一个有政治追求的人。”

凉亭下没有人接话。只有风翻动桌上稿纸的声响。

（采访者苏静与章资超。）

接力棒从指尖递出

采访临近结束时，章资超领着实践团成员走到屋后的菜园边。他蹲下身，拔掉一株杂草，说：“我每天还下地。种菜和做学问一样，急不得。”

实践团成员里有人问：“章爷爷，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章资超站起身，拍掉手上的土：“我正在整理一份春华红色遗迹的口述史，有些老人都九十多了，得抓紧。”

他送学生们到院门口。临走时，苏静把采访本合上，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里摊开的那些手稿。章资超站在门框下，挥了挥手。

归程的车上，没有人说话。车窗外，春华渡槽从田畴上方横跨而过，水渠里水流平稳。实践团成员后来在总结里写：“章老用最朴素的‘热爱’，在春华大地上写下了一部活态的文化志。他像镇上那座渡槽，将一方文脉与红色血脉，输送到更远的远方。”

团队指导老师陈韵表示，这次采访是“寻迹春华·赓续红脉”赴春华镇实践团暑期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接下来，实践团还将走访镇内其他红色遗址，整理口述史料。

章资超送走学生后，回到堂屋继续整理他的手稿。桌上的茶凉了，他没有续。

作者：熊佳美 王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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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