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是怀化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三公”志愿服务团在麻阳苗族自治县龙升社区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提前离队的日子。因行程冲突需要赶高铁返程，我比团队其余成员提早离开社区。

出发前我总以为，告别不过是一句简单的“老师再见”，大家挥手道别后各自奔赴归途。可社区里的孩子们，用独属于他们的方式告诉我，离别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一把废纸折成的剑、几枚歪扭的黏土饰品、一场迟迟不肯散去的等候，拼凑出一段滚烫又柔软的相遇。

团队成员返程。（郁桢 摄）

那天上午是黏土手工课。孩子们捏了很多小东西送给我——黏土小人、黏土戒指，歪歪扭扭的。有一个大一点的女孩说想送我花，但她还没做完。

晚上是我们在社区办的晚会。晚会结束之后，她跑过来，递给我一把废纸做的剑，上面贴着一朵花。她说：“我上午下课后就回家做这个了，做了一下午。”那把剑歪歪扭扭的，纸的边缘都卷起来了，但她在很认真地递给我，像是递出一件她准备了很久的东西。后来她告诉我，她本来想送我花，但觉得纸剑更厉害。

团队成员与社区儿童合影。（唐甜 摄）

那天晚上大家要回酒店了，我叫了车。孩子们围在校门口不肯回去，手里攥着零食，一直往我手里塞。“老师你吃”“老师这个给你”“老师路上吃。”我没有办法拒绝，接过来放进包里。还有一个小朋友什么也没说，抱住了我。那是我第一次被一个孩子抱住，他的脸埋在我衣服里，一句话也没有。

回程的高铁上，八点多，突然接到学弟的视频电话。我一接，屏幕那头挤满了孩子的脸。他们一个个凑过来看镜头，“老师”“老师”“以后我们再见”——他们在手机那头喊着送别的话，像是把没来得及说完的告别一次补回来。

他们说想留我的联系方式。我没有给。我是一个只出现了一周的过客，不知道他们下次想起我的时候会不会难过。那些没给出去的联系方式，大概是我能给出的最后的温柔。

后来那天中午，学弟发消息说：“太可惜了，小朋友们还给你准备了两把花剑，因为今天你没来，就送给其他老师了。”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上午他们已经打过一次视频了，可是那两把剑，是他们在视频之后还继续准备的。他们以为我还在，还想再送一次。

社区儿童获奖留念。（郁桢 摄）

回程的高铁上，我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田野和山丘，也想起了很多事。这一周，我听到了很多孩子的故事——平静地讲“妈妈不在了”的，说“在学校没有人跟我玩”的，用黏土捏出死去的狗的。他们每一个都活得不容易，每一个都比我坚强。我能做的，只是蹲下来听他们说完，然后站起来离开。我回家了，还是那个大学生；他们也还是那个小朋友，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三下乡的意义在哪里？我见到的这些的意义又在哪里？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我来过、我听到了、我记得。我无法改变那些孩子的处境，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对这些事一无所知的人了。当我以后在课本上、在新闻里、在未来的工作中再看到“留守儿童”这个词时，我不会只看到四个字。我会想起他们，想起他们平静讲述生活时的神情，想起他们递给我纸剑时抿着嘴的样子。

团队在龙升社区四点半课堂与社区儿童合影留念。（郁桢 摄）

前几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想去西部计划，扎根基层建设祖国。我说我支持她，真心支持。我没有见过西部，但我见过他们。如果我的朋友以后去了西部，也会遇到像他们一样的孩子，也会蹲下来听他们说话，也会在离开的时候被一个孩子抱住，然后很久很久忘不掉。我不确定我能做多少，但我知道，我没办法假装没见过他们。只有亲眼去看过才会明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人，需要有人去看见、去回应。如果她能成为那样的人，那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那两把没能送到我手上的纸花剑，终究没有实物留存，却完完整整留在了我的心底。一张奖状、一枚黏土戒指、一把手工纸剑，是湘西孩童最质朴的告白；一趟下乡之行、一场双向奔赴的相遇，是我们青年独有的青春答卷。

作者：徐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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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