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湘南大地，暑气贴着地面往上蒸。正午的日头把村道晒得发白，踩上去脚底发烫。7月21日，这是我们在幸福村的第二天。上午的活动中心还是满屋子的笑声，孩子们举着垃圾分类的卡片争着抢答，跳《日不落》的时候把水泥地跺得咚咚响。送走最后一个孩子后，整个院子忽然安静下来，只剩风扇还在空转，嗡嗡地响。

我们没歇脚。下午两点半又出了门——今天的计划是去寻访两个人：一位退休的老支书，一位入党五十二年的老党员。

（图为团队访谈合影。廖梓怡摄）

我们要在那些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口述里，读懂这片土地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推开活动中心会议室的门，76岁的刘支书已经坐在桌边等着了。桌面上摊着几本泛黄的台账和文件，他一只手搭在最上面那本上，指腹轻轻摩挲着封皮边角——那是他当了十八年村干部留下的东西。前些年退下来以后，他还是习惯隔段时间就来转转。我们在他对面坐下来，他笑了笑说：“想问什么就问吧，下午没事，慢慢聊。”

我问他，这些年当村干部，最难的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下：“最难的是两头不讨好。上面压任务，下面不理解。”

他讲起当年搞“厕所革命”的事。县里要求每家每户改厕所，村民不愿意。嫌麻烦，嫌花钱。“我去一家一家做工作，有人说我‘瞎折腾’。”他没有放弃，一户人家前后跑了五六趟——帮他们算补贴账，算材料账，再算改完之后夏天没苍蝇没蚊子的舒坦账。“第一家改了，第二家就跟上了。群众就是这样，你让他看到好处，他自己就想通了。”

（图为团队成员采访刘支书。蒋婧摄）

我又问他，干了十八年，有没有哪一刻让他觉得“值了”。

刘支书想了想，说起村里修路的事。那年拓宽村道，要征用十几户人家的地。“没有一户来闹。大家自己拿着皮尺量好地界，签了字，说‘修路是好事，我们支持’。”他说，那天他站在路边，看着挖掘机把老土路挖开，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踏实。“群众信你，比什么都值。”

说到幸福村的产业，他的眼睛亮了。富硒早白薯，一亩能卖一万多块钱；稻蛙共生的生态大米，城里能卖到十五块钱一斤；还有四十亩湘莲，夏天一开花，满村的荷香。我问他，村子要真正发展起来，最缺什么。

他没有犹豫：“人。年轻人。”

“产业再好，没人接班也是空的。”

从活动中心出来，太阳往西斜了一点。我们沿着村道走到村西头，一栋青砖老屋前停着几盆半枯的指甲花，门虚掩着。

推门进去，78岁的郭金陵老人正坐在堂屋的藤椅上等着我们。茶几上摆着一只旧铁盒，打开来，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党费证和几枚党员纪念章。铁盒的边角磨得发亮——那是几十年里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痕迹。

（图为党员郭金陵。彭宝金摄）

郭老是1974年入党的，党龄五十二年。

“1974年7月”他记得清清楚楚，“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开的支部大会，十几个人举手表决。我坐在最后一排，手心全是汗。”

我问他，那时候为什么想入党。

“那时候的党员，就是村里最能干活、最能帮人的人。我也想当那样的人。”

他当了多年生产队长，带着村民修了一条水渠，干了一年多，把村东头那片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去年他路过那块地，看到上面种满了早白薯，长势很好。“那条渠还在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很笃定。“人这一辈子，总要留下一点东西。”

说起村里的变化，郭老感慨万千。早年全村只有一部电话，谁家来了电话，大喇叭就在村头喊。后来通了电，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有了电视，现在连老人都用上了智能手机。“放在五十年前，谁敢想？”

访谈快结束时，我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对1974年入党时的自己说一句话，想说什么？他沉默了很久。堂屋外面有风吹进来，那几盆指甲花的叶子轻轻晃了晃。“谢谢你。”他终于开口，“这辈子没有走错路。”第二个：有什么话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身份。你是党员，就得像个党员。”

（图为团队志愿者采访郭金陵同志。李霄摄）

从郭老家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金红色的光铺在村道上，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和队友走在回程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

一个下午，两个人，两段人生。一个扎根基层十八年的老支书，一个入党五十二年的老党员。他们一个守着村子的今天，一个见证过村子的昨天。说的话不一样，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日子再难，没躲过；路再远，没停过。

这大概就是乡土中国最朴素、也最结实的根脉。而我们这些从书本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今天算是真正摸到了它。

作者：彭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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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