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湘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今《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之一，已成为衡量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湘籍作家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屡获殊荣，映照出三湘热土对写作者的长久哺育。

近日，《湘江副刊》分别专访了这四位湘籍获奖作家。

艾玛：两个“故乡”，融入我的生命

艾玛。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潞 廖慧文

虽然是湘籍作家，但从前，记者甚少在湖南见过艾玛。她常年居于青岛，极少现身家乡的活动。

此次以《序曲》拿下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艾玛说颇有些意外。

惊喜过后，是惯常的平静。“得不得奖，写作还是会继续的，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写作，确实是艾玛心中深埋已久的伏笔。

追溯文学萌芽，她的文字起点格外早，小学五年级便在家乡澧县的县报发表小诗，可从少年诗作到第一篇成熟小说，中间横亘了许多年的空白岁月。

37岁之前，作家艾玛只是杨群芳。青年时代的她人生轨迹循规蹈矩，求学、执教、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在学业、家庭与工作的缝隙里疲于奔命，“写作这样的事，很少去想”。

直到转业到青岛的高校从事行政工作，生活突然赠予她一件奢侈品——多余的时间。

人生走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坐下来写作的路口”，艾玛便顺其自然地坐下来开始写。这一写，作品便一路登上了《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直至登上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在《序曲》中，她为我们铺陈了这样一个故事：双目失明的老人禾木，守着乡下的老屋。前任保姆玉真不堪癌症折磨，恳求未成年的儿子好朋助自己解脱。少年犯下“弑母”之罪，父亲早年在矿难中离世，如今他成了孤儿，也在缓刑中流浪。当律师请求老人监护好朋时，现任保姆小王的抗拒是本能的。但随着老人缓缓讲出那个关于爱与痛的故事，小王心里的坚冰，被一点点融化。

艾玛说，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她对“帮信类案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的案件)中青年群体的关注。作为一名法学博士，她始终保有对现实的凝视，每年两院的工作报告她会细读，新出台的法规她会研究。

“社会应该对那些年轻人更加包容些，给他们更多的改错空间。”艾玛决定写一部以“社区矫正”为主题的小说，后来便有了《序曲》。小说中少年“好朋”的名字，取自学者吴飞探讨底层青年精神困境的著作《浮生取义》，暗含对困境青年尊严缺失、无人看见的现实反思。

盲人、绝症、弑母、少年犯罪，任何单一拎出来都极具戏剧冲突的沉重命题，落到《序曲》的文本里，全部归于乡间日常的安静底色。艾玛的笔是克制的、细碎的、不煽情的。《序曲》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风从辽阔的湖面吹过的声音，扫帚扫过晒谷场的沙沙声响，还有鸡扑腾起来咯咯咯的叫声。

她收敛了法槌的锐利，用小说家的敏感心脏去触碰人物的体温。“我想通过这部小说，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爱，以及通过彼此的关切来获得生存的尊严。”艾玛如是说。在她看来，即便是在薄情的世界里，仍有无数人在深情地活着。

这种冲淡叙事、留白抒情、观照凡俗众生的美学，贯穿了艾玛的整个创作谱系。

早期，艾玛扎根虚构文学地理“涔水镇”的乡土短篇。《白耳夜鹭》写乡间一对普通夫妻，丈夫常年在外务工，留守妻子独自操持水田、照顾老人。所有分居带来的荒芜、女性无处言说的委屈，尽数藏在插秧、晒谷、渡口凝望飞鸟的日常留白之中。

后来，她的写作版图双向拓展，一面回望湘北乡土，一面开辟北方滨海叙事场域。《观相山》以青岛海岸为背景，书写一群被困精神困境的中年文人、教师。人物理想破灭、精神漂泊的迷茫，全部藏在独处、沉默对望的留白里。

读艾玛的《序曲》，仿佛走进一处潇湘村落。那些湖风、柑橘香、甚至煤矿深处传来的回响，共同构成了她独特的文学气味。艾玛的世界里，草木是有灵性的。童年辨识草药的经历，让她对自然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她笔下的柚子树，不仅仅是南方的风物，更是一种精神的图腾。

“童年生活是许多作家写作的宝库，它会很自然就出现在作品中。”艾玛如是说。如今，她的生命里住着两个故乡，一处是滋养她童年记忆、孕育文学初心的湖南澧县，一处是定居多年、拓宽她精神视野的海滨城市青岛。

“这两个‘故乡’，对我来说都特别重要，它们已融入我的生命。”艾玛告诉我们，她即将出版的短篇集，名字就叫《北方或者南方》，以此回应南北两地的滋养。

陈启文：创作是漫长而深刻的“检讨”

陈启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2020年至2022年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的大规模北移南归，曾牵动无数人的心。陈启文以此为题材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不仅全景记录了象群迁徙的足迹，更借由象群深入探寻了人与自然、生命与文明之间深邃而复杂的关系，兼具科考的严谨与文学的哲思。

为了写活这群大象，陈启文沿象群足迹跑遍云南十余个县市，访谈上百人，甚至跨界“钻进”了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领域。谈及这种“跨界”，他说，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报告文学不能虚构，却拥有极宽阔的表达空间，而宽阔的前提是专业——写水利要懂水利科学，写袁隆平要懂杂交技术，写大象就必须摸清物种特性，否则连采访专家的基本对话都无法进行。

每次动笔前，陈启文都会花大量时间做案头工作，再带着问题去交叉采访。他始终认为，唯有直面笔下的人物与事物才能“写得像”，唯有反复追问、逼近真相才能“写得深”。

与此同时，科学话语经由文学的“转化”而变得妙趣横生。他在书中写道：“当我与那头面向前方的大象对视时，那雄壮的威仪一下震撼了我，镇住了我。大象之大，人身之小，这个反差太大，一下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小猿猴。弗兰克·赫伯特在《沙丘》中说过一句话：‘人类每一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

陈启文也直言，公众和媒体将大象“萌化”的传播方式虽有科普之功，却难掩象群迁徙途中的险象环生。这场漫长北上的旅程绝非浪漫奇幻之旅，而是对生态系统与治理智慧的双重考验。基于在普洱市对护象员的深入采访，他提出了“大象必须保护，但不能过度保护”的辩证思考，刷新了许多人对于“人象共生”的简单想象。“如果让您选一个意象来代表您心中的当代中国，您会选什么?”面对这个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太平有象。”

此前，陈启文的很多写作都与水有关。他生于岳阳临湘，长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河床上。洞庭湖与长江赋予了他血脉般的亲近，也让他对水有着本能的敬畏。离开故乡后，对故乡的记忆是他行囊里“看不见的行李”，而那片水域曾经的干涸与变化，终于将这位曾经的“职业虚构者”推向了非虚构的现场。身边的江河散发异味、湖泊干涸，让他有切肤之痛，促使他写下了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此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向了报告文学。

直面现实后，他的笔锋转向了严峻的生态危机与深刻的自省：“我一边书写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到了《穿越人间的象群》，他更是完成了一次集大成的跃升——从物种命运与人类文明交织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并在书写中确立了人与象的“双主体”视角。

报告文学的底线是真实性。陈启文坚定地说，茅盾先生当年对“报告文学”的命名，不只是为这一文体确立了正式的中文名称，其核心意义是从理论上明确了这一文体具有“报告”和“文学”的双重本质，“其定义是精确的，边界是清晰的，历经时间检验。迄今，我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文体可以取代报告文学，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体。”

卓今：群体精神是挖不完的矿藏

卓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刘瀚潞 通讯员 刘岑兮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以理论评论著作《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书名中的“劳者歌其事”典出《诗经》，内含一种朴素的文学发生论：文学从不专属于书斋，而是从人们具体的生存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以此为切口，卓今通过研究素人写作实践以及AI、算法对创作现场的介入，精准剖析了数字时代创作主体的位移，以及这一变化对文学精神重构的深远影响。

谈及为何会从研究残雪、先锋文学与乡土文脉，转而将目光投向素人写作，卓今直言这并非一百八十度的刻意转型，而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

事实上，她早期的先锋文学研究早已埋下了伏笔。为了研究残雪，她曾采访其兄、哲学家邓晓芒，由此深入研读了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尤其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些哲学积累，成了她日后打量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坐标。

卓今举例，康德将审美分为“快适、美、善、崇高”四个层次。当带着这套理论前见去观察素人写作时，就具备了极强的解释力：许多素人作者起步时多停留在宣泄情绪、追求即时共鸣的“快适”层面，但随着写作深入，一些作者会不自觉地向“美”与“善”甚至“崇高”开掘。正是因为有哲学基底在，卓今才能准确判断一个作者处在审美的哪个层级，从而完成有理论坐标的“专业打量”。

与此同时，身为省社科院的研究者，她很早就触达了田野现场。从素人写作到各类网络文艺现象，关注和书写这种正在发生的现实是她的职责所在，“高校偏重经典，而社科院的优势恰在于介入鲜活的文学生态。”她说。

在卓今的观察中，新大众文艺现场向来不乏湖湘底色。当下新大众文艺有四大高地，其中东莞打工文学有大批湖南籍作家深度参与，而周立波《山乡巨变》的诞生地清溪村如今成了农民写作的全国样板。湖南的写作者自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湖湘文化基因，让素人写作有一种关注社会价值层面的自觉。

乡土文学曾有“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经典流派，新大众文艺是否会形成类似的流派?卓今认为，过去的文学流派是精英写作框架下的产物，而今的素人写作者多以个体经验出发，各有分野，“但他们确实在形成某种群体自觉。”她在书中借用了阿多诺的“星丛”概念来形容这一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发光体，为了叙述方便才被纳入框架，但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被定义。新大众文艺群体独立与关联并存，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她也笃定地认为，素人写作绝不会止步于“素人”。从李娟到余秀华，无数先例证明，当写作者素材用尽、向精神高处精进时，会自然完成经典化过程。她举例，李娟最早在博客写作，是典型的互联网素人，如今《我的阿勒泰》已经典化，甚至带动地方文旅经济。“新大众文艺的经典性，往往还带有超出文学范畴的文化与经济辐射力，这是它与传统经典不同的地方。”

对于刚起步的素人作者，卓今的建议是群体精神是挖不完的矿藏，写作者不要害怕“低处的果子被摘完”的困境。“当写作进入一定阶段，写作便自然会向更高处精进。而这个过程中，保持定力最重要。”

卓今表示，未来将继续配合相关部门，把清溪村等地缘优势转化为制度性的专业引导，“不做粗暴的收编，也不做冷漠的旁观者”，让文学湘军在数字化的大众写作中继续保有光芒。

贺仲明：文学追求故事性不是坏事

贺仲明。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贺仲明现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延续了他对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的长期关注，并融入其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新思考。

贺仲明表示，书名中的“风景”侧重于审美维度，意在强调文学首先应当具备美感，能以感性形式展现世界的丰富性;而“风致”则指向思想维度，要求作品保有精神的深刻性与启迪性，拒绝粗鄙与庸常。在贺仲明看来，文学应当是审美呈现与思想风骨的有机统一，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学信念。

获得以“鲁迅”冠名的奖项，贺仲明很欣喜，但马上坦言这对他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自省要求。鲁迅文学奖对批评家有思想深度与人格立场的考量，即“批评的风骨”。面对当下文学批评出现的“表扬化”现象，他直言真正的批评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可以讲求表达策略，但不应违背学术良知，不能在人情羁绊中放弃专业底线。

贺仲明认为，当代文学尚处“前经典化”的阶段，并不否认流量算法与网络介入打破了专业读者垄断文学评价权的局面，甚至对揭露抄袭、破除圈子化有功。但他也提出，网络意见常伴随情绪化，绝不能将其视作唯一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历来是专家品鉴与读者认同的综合结果，因此文学的专业筛选依然必不可少。他主张将专家眼光、大众反馈与时间沉淀结合，在开放中守住审美的底线。

针对当下不少作品刻意“造梗”、追求故事性和悬念的风气，贺仲明表现出辩证的包容与警惕。“文学追求故事性不是坏事。”贺仲明称，这暗合了中国文学“欲知后事如何”的叙事传统，本身并非低俗，但绝不能将其作为写作的唯一目的。文学评价若窄化为对“爽感”的单一推崇，便会轻视那些质朴却饱含生活重量的写实书写。健康文学生态当是多元并存、不唯潮流。

作为从衡阳农村走出来的学者，贺仲明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曾长期深耕乡土文学。在他看来，随着乡村伦理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乡土文学远未终结，而是亟需从地理题材向社会精神维度转型。乡土不仅指涉物理空间的“乡”，更指向文化情感的“土”——在后工业时代，这种精神原乡不会消亡，它将获得新的生命力。

当下，小说《流俗地》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受到大众的喜爱。他认为，这些作品的成功在于挖掘到了“深层地方性”：“一个人即便说普通话、融入城市，性格深处依然存有原乡的烙印。作家不能只盯着表面的方言或习俗，而应剥开同质化，深入特定地域独有的伦理结构与精神内核。”

离开湖南到广东工作多年，贺仲明笑称，自己以及身边的在粤湘人身上依然留有湖南人“倔”且不够圆融的底色。这种“拙”与执拗，往往隐藏在日常行为背后，成为一种不易抹掉的文化基因。他寄语，希望湖南作家继续保持这种“拙”与“倔”的定力，不随波逐流，不满足于消费乡土符号，而是向下扎根，完成对现实与传统的双重转化，为“文学湘军”写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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