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梁

从政、施政者，总有自己的政绩观，并融入其从政、施政实践之中。那么，晚清重臣、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885）是如何看待“当官”从政和具体施政的呢？

左宗棠一生，一任巡抚（浙江巡抚，从二品）、三任总督（闽浙、陕甘、两江总督，正二品），并以东阁大学士（正一品）入值军机处（1881年2月至10月任军机大臣），在总理衙门行走（1881年2月至10月任总理衙门大臣），参与清廷最高决策。他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在朝廷衙署参政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即便如此，左宗棠仍有着鲜明的“政绩观”和扎实的施政实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位于湖南湘阴的左宗棠雕塑 湘阴县文旅广体局供图

一、左宗棠的“政绩观”

所谓“政绩”，顾名思义是指官员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而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为谁执政、为谁做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官员，必然会有不同的政绩观。那么，左宗棠的“政绩观”是什么？

（一）以民为本，排难解忧

左宗棠的从政理念是爱民、利民，为百姓排难解忧。这一理念来源于传统的“重民”思想，特别是兴起于18世纪的经世思潮。经世思潮的核心是“民本”思想，即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宗棠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左宗棠全集》）。他认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又说：“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左宗棠“为政先求利民”的“政绩观”，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

（二）崇尚实干，反对浮夸

左宗棠从政强调实干，反对浮夸。他在一份批札中写道：“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补，则亦不足贵。”“政绩”的表现是什么？用左宗棠的话来说，就是“兴利除弊”，有利于国计民生。此外，他还致力于整顿官场文风，倡导“崇实黜华”，摒弃繁文缛节。对下级官员呈报的公文、禀帖，要求写得简明扼要，实话实说，不许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同治七年（1868年），他严厉批评陕西耀州（今陕西铜川耀州区）知州在禀文中不报告“地方事宜”，“乃仅以书启套话上渎”，怒将“原禀掷还”。同治十年（1871年），对宁夏知府的谢禀，他斥为“官气懒残，所谓为他人拾涕者也，于实事何益”！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署哈密协副将魏忠义的禀帖中批道：“凡有禀牍，尽可据实直陈，如写家信，不必装点隐饰，切切。”

（三）知人善任，选贤任能

考察一个官员政绩的优劣，要看其是否识人，敢于用人，善于用人。如魏源所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默觚下·治篇七》）衡量官员的政绩，要看他在用人时是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还是用人唯亲，徇私蔽贤。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在给护理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责其成功，加以保擢。其不肖如靖边萧启基之类，当重法绳之。”这种用人之道是颇有见地的。

二、左宗棠的施政实践

（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清朝中叶以后，官场黑暗加剧，吏治颓废，贪污盛行。仅以甘肃为例，曾任甘肃布政使的张集馨，评论当时的甘肃官场是“一堂鬼魊，暗无天日”；后调任福建，又说“吏治之坏，至闽极矣”（《道咸宦海见闻录》）。左宗棠对当时官场的黑暗、腐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左宗棠是怎样整饬吏治的呢？他提出三项措施，即“察吏”“训吏”和“恤吏”。“察吏”是指考察官吏，辨明良莠；“训吏”是指教育官员，培养官员的操守；“恤吏”是指在精神、生活、制度层面切实关心官员。

察吏的关键是惩治贪官。左宗棠强调“察吏必先惩贪”，对贪赃枉法者，一经发现，决不姑息。甘肃总兵周东兴冒销赈粮，被查实后，左宗棠立即奏请军前正法。署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一意营私”，受到严厉处罚。不但他本人被撤职查办，连包庇他的道台、县令、委员也受到“记大过”“永停差遣”的处分。对那些巧立名目“需索规费”的官吏也毫不手软，在办理甘肃茶务时，他采取“以票带引”之法，不准另立名目，“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为了纾解民困，要求派驻新疆各地官员严格规束当地伯克，“去其壅蔽，杜其扰累”。他发现库车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勒索维吾尔族百姓白银千两，经查实后即就地正法。

当然，除惩办贪官外，左宗棠更重视“训吏”和“恤吏”。所谓“训吏”，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重视法律、法规、为官之道的教育。他刊印发放了一批如何从政为官的书籍，如把清初名臣汪辉祖著《佐治药言》、陈宏谋著《在官法戒录》刻印分发给各级官员阅读。同时，他还自编了一部《学治要言》，其中选录了18篇专讲吏治的文章，目的在于“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二是针对僚属的报告、请示，他以批答的方式提出表彰、批评、要求等，劝勉、督促辖下各级官员恪尽职守、廉洁自律。

“训吏”之外，左宗棠并没有忽视“恤吏”，即要求官员清廉、勤政的同时，还切实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和实际困难。陕西绥德知州成定康是个勤于职守的官员，左宗棠在写给他的批札中慰勉道：“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甘肃凉州知府刘思询禀报，该府每月亏欠178两办公费，左宗棠核实后，批示在畜税项下每月津贴200两。对生活有难处的僚属，左宗棠更是格外关心。署西宁道张宗翰、署肃州镇总兵陈万春生活不宽裕，左宗棠分别筹给津贴100两和50两；知府林发深因病回籍调治，川资不足，左宗棠特意赠500两助行。

（二）兴利除弊，安定民生

在晚清的官吏中，左宗棠确实是一个具有政治远见的历史人物。他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明白要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用兵浙江时，左宗棠令军士就地耕垦，解决军粮奇缺的难题，同时还采购种籽，购买耕牛，招募农民耕垦。到西北后，他又大力推行屯田，并刊刻《种棉十要》《棉书》等书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基于“西北之利，畜牧为大”的特点，他指示地方官员“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发展畜牧业。收复新疆后，他利用当地宜于种植桑树的条件，“移浙之桑，种于西域”，并招募工匠，把植桑、养蚕、缫丝、丝织等技术传至新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在干旱的西北地区，不解决灌溉问题，根本谈不上发展农业生产。左宗棠深谙此道，所以特别重视兴修水利，他指示地方官：“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在宁夏，他组织修复了汉渠，在狄道州（今甘肃临洮），他支持部将王德榜完成了抹邦河灌溉工程。他还指示地方官在西宁、河西走廊修复水渠，并在陕甘大力推广凿井灌田。收复新疆后，又分别在天山南北修复坎儿井和渠道。

对于植树造林，左宗棠更为重视。他在陕甘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绿化”活动，先后植树近44万株。有记载称：经过左宗棠的大力督导，自泾州（今甘肃泾川）以西至玉门关“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隆无誉《西笑日觚》），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左公柳”。

为抵御外侮、振兴中华，就必须“师夷长技”，求富求强，发展本土近代工业。为此，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建船政局），自造近代军舰和民用轮船，以“防海之害而收其利”；同时，他还着眼发展民用工业，在兰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开发大西北的先声。此外，他还从德国订购采金机器，聘请德国技师，准备在肃州（今甘肃酒泉）附近勘测、试采金矿。此后又在新疆库尔勒尝试采金，在库木什采铅，并创办了几处铁矿。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方式，左宗棠提出“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即官办示范，再推广民办。

在除弊方面，首先是严禁鸦片。左宗棠发布命令，广为劝诫，同时严令地方官员四处查禁，甚至派专人至重点地区密访，一旦发现种植罂粟者，即严惩不贷。又派兵到宁夏盘查，发现种有罂粟，一律拔除，地亩充公。对于查禁鸦片不力的宁夏知府和五个州县长官，均革职撤任。这种雷厉风行的禁烟举动，自林则徐以后实为罕见。

除弊的第二点是革除陋规。田赋是清朝国库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也是弊害渊薮。左宗棠主政浙江时，就大力裁减田赋，将浙江三府的田赋减去1/3；调任闽浙总督后，又革除上官过境、到任开销取之于民的陋规。甘肃田赋旧额每年约48万余石，经兵燹之后户口骤减，左宗棠将田赋减去14万石，以纾民困。南疆地区，战乱前田赋由各城阿奇木伯克“总收总纳”，这些地方权贵乘机鱼肉百姓，“上征其十，下征其倍”。阿古柏占领期间，赋税更是多如牛毛，且无定额，税种、税额任意而为。收复新疆后，为了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左宗棠指示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张曜核定田赋，根据土地肥瘠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仿古之“什一税”（收粮一斗，暂征一升）征收。后又规定，北疆每亩征粮三至八升不等；南疆定为上地每亩征粮五升，中地三升，下地一升五合或一升，从而大大减轻了各族农民的负担。

（三）以身作则，清廉为本

左宗棠虽身居高位，却洁身自好，一生清廉，从不收取份外财物。任职陕甘时，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墉（即胡雪岩）送来金座珊瑚顶一架、大参两件，被左宗棠完璧退还。他离任陕甘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怕他进京后资金不足，难于应付各种额外开销，就送他一笔捐输尾款，被左宗棠坚决拒绝，他在回信中写道：“近时于别敬（一种礼仪式的贿赂）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弟已去任，不能指为可取之数。若因一时匮乏遽议及之，将人知己知之谓何？断有不可！”左宗棠把廉洁自律视为自己为官从政的底线，无论如何是不能触碰的。

左宗棠的清廉还表现在他的生活节俭、热心公益上。每逢地方遭受重灾，他不仅关注赈务，积极救灾，而且慷慨解囊，带头认捐。同治末年（1874年），浙人陈其元称赞左宗棠“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大水，左宗棠“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大旱，左宗棠一面指示从西征军费中提取协饷银十万两救荒，一面又率先认捐白银一万三千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弟存廉尚有四万余两，弟之归计可敷衍，当用之灾区，于心始安。”

左宗棠位高爵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生的积蓄估算不超过十万两（包括动产、不动产），而李鸿章的遗产约有一千万两，两者相差百倍。在那“上下交征利”的晚清官场上，尤为难能可贵。左宗棠爱说的一句话是：“拮据戎马间，未尝以馀粟馀财自污素节。”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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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