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缺技术，也不缺资金。我们缺的是把公共利益置于既得利益之上的政治选择。”刚刚在上海参加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丹尼尔·M·卡门（Daniel M. Kammen）谈到全球能源转型迟滞的原因时，将矛头直指“贪婪”、化石能源补贴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

丹尼尔·M·卡门（Daniel M. Kammen）

卡门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公共政策及核工程教授，也是可再生与适用能源实验室创始主任，长期研究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气候政策和能源公平。他曾任美国国务院科学特使，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相关工作，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6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卡门愤然辞去科学特使职务。他在辞职信中将各段首字母连缀成“IMPEACH”（弹劾）。谈及这段经历，他说：“合作永远优于对抗，但当政府犯下原则性错误时，对抗是必要的。”

日前，在上海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卡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谈及极端天气、全球气候治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与资金支持，也重点讨论了他所期待的“清洁的AI”。

卡门认为，气候变化早已不是一个等待“正反双方”继续争论的问题，真正的障碍在于政治意愿、化石能源补贴和既得利益。太阳能、风能和储能已经具备较强的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也不应被压制，关键是让其获得清洁、可靠且可负担的能源。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要不仅服务私人利益，更成为公共利益的工具，关键取决于制度如何引导。尽管对现实多有批评，卡门仍对中美气候合作保持乐观。他认为，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排放国，也是重要的创新力量。在政治关系紧张之际，科学家和企业更应保留合作渠道，为未来政策转向准备可落地的方案。

欢迎AI，但欢迎“清洁的AI”

澎湃新闻：在这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们都在热议，人工智能（AI）究竟能解决哪些现实问题。那么在能源转型方面，AI能否帮助人类建立更清洁、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能源体系？

卡门：现在还没人知道，我们最终会更多利用AI向善，还是作恶。目前，AI的许多应用主要服务私人利润，而非公共利益。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只是AI具有什么能力，更在于我们希望用它实现什么样的公共目标。

一个重要方向是“全民基本服务”，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维持生活所需的清洁、低成本能源和便捷交通，而不是让这些资源只服务于富人。为此，我们可以设计数字化激励或资源分配机制，对绿色出行进行计量和奖励，把收入、出行需求、公共交通使用情况以及不同社群的能源可及性都考虑进来。目前已有企业开展过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并设计了一种可交易的数字通证，让乘客、司机和城市政府都能受益。

在具体治理上，可以由政府交通部门负责监管和制定规则，明确公共目标、市场边界、数据使用规则以及利益分配原则以确保这一机制服务于减排、交通效率和社会公平，由大数据平台承担系统的实际建设与运营，包括绿色出行数据的汇集与核验、数字权益的计量、奖励发放、供需匹配和市场结算。

这种机制之所以需要AI，是因为它本质上涉及一个实时运行的动态市场。人不可能每半秒钟完成一次市场出清和资源结算，但AI可以持续处理出行需求、道路使用、能源供应和激励分配等信息，并按照预先确定的公共规则进行快速匹配。

未来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会完全依赖财政补贴和行政调度，也可以通过更精细的算法，把时间、道路、电力等分散资源按照市场机制重新组织起来，激励每一位市民根据自身需求参与其中。财政和行政手段仍然负责保障基本公平、设定公共底线；市场机制与数字化工具则负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天气预测、智慧建筑、动态能源市场和智能家居都可以使用AI。例如，根据可再生能源供应变化，自动安排充电、制冷和工业负荷；根据人员活动自动调节照明和空调；利用天气预测优化风电、光伏和储能调度。许多相关技术已经投入使用，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继续等待这些技术成熟，而是把已经存在的实践推广到更多城市和更多领域。

澎湃新闻：这将需要更大规模的AI算力的支持，而当下，AI数据中心对水、电等能源的消耗及其延伸问题，已经在全球多地带来一些质疑和挑战。在AI成为气候解决方案之前，如何防止它本身成为问题？

卡门：我认为，数据中心新增用能并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路径其实很直接：地方政府应把新增清洁电力作为数据中心获得许可的前置条件。无论是市、县、州还是国家，都可以规定，企业如果要建设数据中心，就必须同步带来相当于其一定比例峰值需求的新增发电能力，而且这些新增电力必须是清洁的。

这个比例可以因地而异。我希望美国加州最终把要求设为峰值需求的100%，一些相对保守的地区可能先从50%开始。但原则必须明确：如果企业没有带来规定规模的新增清洁电力，就不能获得数据中心建设或运营许可。我们不是说不要AI，而是要求AI企业同时成为清洁电力的生产者。

现实中，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确实在建设自己的发电设施，但如果它们使用天然气供电，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也恰恰是政策不应该允许的做法。既然一个国家或地区已经提出清洁能源目标，就必须落实和执行：可以欢迎AI，但应该欢迎清洁的AI，而不是依赖新增天然气或煤电的“肮脏AI”。

具体而言，企业可以在数据中心附近建设太阳能、风能等清洁电源，并配置相应的储能设施。它们甚至可以不只建设满足自身需求的容量，还可以多10%，把多余电力卖给电网。由于清洁能源比化石能源便宜，这样做不仅能够覆盖数据中心自身的需求，还有可能增加整个电力系统的供给，进而降低而不是抬高电价。

因此，我不认为AI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本身一定会成为问题，问题在于政策是否足够有力。当AI企业被要求为其新增负荷建设新增清洁电源，普通居民就不用替数据中心承担新增发电和电网成本，电价也不应该因为数据中心而上涨。据我了解，加州正在推动相关规定，要求AI数据中心生产或配套其所需要的清洁电力，其他地区也应该采取类似做法。

澎湃新闻：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能否为数据中心供电？

卡门：有些人可能从建设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中获利，但我不认为它是解决长期能源问题的最佳方案。它本质上仍是缩小版的传统核裂变技术，仅依靠20世纪70年代的核技术，很难解决今天的能源和气候挑战。

当前，AI已经在核聚变领域发挥作用。今天全球之所以会出现50多家核聚变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AI让我们能够完成一些过去无法完成的事情。以托卡马克装置为例，AI能够分析传感器数据、预测等离子体不稳定性并快速调整磁场，从而提升控制能力；它还可用于材料发现、反应堆设计、故障预测和实验模拟。在我看来，我们也许能在大约十年内看到核聚变技术取得成果，但即便如此，它也可能来得太晚。我们需要的不是少数示范项目，而是吉瓦级乃至更大规模的部署能力。

事实上，技术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共利益，未来资金和AI资源的配置极为重要，只有停止补贴化石燃料，把这些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核聚变以及保护地球的公共项目，聚变技术才可能在气候行动需要的时间尺度内得到大规模应用。

澎湃新闻：未来应建立怎样的能源系统来支撑AI驱动的社会？

卡门：只要能源是清洁的，我们应鼓励提高人均能源使用量，尤其应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均能源消费。

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逐渐扩大对“清洁”的定义，它不仅意味着能源不来自化石燃料，也意味着制造能源设备的工厂和机器应逐步使用清洁能源。如果太阳能板是在煤电驱动的工厂里制造的，整个系统仍包含化石能源。

锂、钴等关键矿产也要以更环保的方式获得，重点是加强回收、减少材料使用并探索新的材料和技术路径。我们购买的不应只是使用阶段“零排放”的产品，而应是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较低的产品。企业不会自动实现这一目标，公共部门必须制定规则和标准。

化石能源补贴or清洁能源投资，政治选择很关键

澎湃新闻：过去数十年，你曾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合作，你如何评价当前的局势？

卡门：我们已经举行了30次全球气候大会，巴黎气候大会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但各方行动仍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仍在建设新的煤电项目；美国气候政策出现严重倒退；欧洲谈论气候行动，却仍依赖进口化石能源。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需要反思自身政策。

澎湃新闻：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需扩大能源供给。国际社会应如何公平分担减排责任和转型成本？

卡门：发展中国家最缺的不是技术。太阳能、风能、储能和电动交通等技术已经存在，也在不断变得更便宜。

乌拉圭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埃塞俄比亚也在推动电动交通，这说明技术并非主要障碍，资金、政策和政治选择才是。

如果把支持化石燃料的部分资金转向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建设，就有足够资源启动大规模转型。发展中国家多年来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但这一承诺长期未得到充分落实。与全球化石能源补贴相比，1000亿美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将部分化石能源补贴转为清洁能源投资，完全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完成第一阶段能源转型。

澎湃新闻：今年2月底的美以伊战争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之争引发的许多地区的能源危机，是否可能成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契机？

卡门：所谓能源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化石燃料战争带来的后果。围绕石油资源展开的冲突说明，依赖化石燃料本身就会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化石能源危机反而可能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例如电动车不依赖传统石油运输通道，不易受到运输中断影响。即使一些政府采取不利于清洁能源的政策，清洁能源仍会继续发展，因为它更便宜、创造更多就业，也更容易按时、按预算建设。

澎湃新闻：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你对全球气候与能源转型的判断，会怎么说？

卡门：我们不缺技术，也不缺资金。我们缺的是把公共利益置于既得利益之上的政治选择。

责编：李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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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