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立在门边，里面塞着花露水、防晒霜，和一摞改了又改的活动方案。我坐在桌前，看窗外天色从墨蓝慢慢洇成浅灰，再染上一丝橘的边。墙上的日历，7月20日那一格被人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墨迹浓得快要透到背面去了——笔尖反复划过那个数字的时候，大概是太用力了。今天，那个红圈终于亮了。我终于要出发了。

（图为出发前团队大合影。陈曦摄）

大一上册，社会实践部的例会上，我第一次听见“三下乡”三个字。那时候我在笔记本上匆匆记下这个名词，并不真正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学长学姐翻着往年的照片给我们看——稻田里被晒红的脸，孩子们高高举起的手，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的傍晚。那些画面安安静静地躺在屏幕里，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腾腾的烟火气。我当时坐在会议桌的末端，心想，明年夏天我也要去。

那时觉得“明年”是很远的事。

可时间是个狡黠的东西，它不声不响地走，等你回过神，“明年”已经摊开在面前，变成了“明天”。而我，从彼时坐在会议室角落的大一新生，变成了要随队出发的社会实践部副部长。身份换了，行李箱重了，心里那份期盼却还是当初的模样——被一张张照片点燃的、对那片田野和那群孩子的模糊想象。

前一天晚上，书桌前的灯亮到很晚。我和朋友不断确认：防溺水手册够不够？给孩子们准备的游戏奖品还缺什么？横幅和队旗都装好了吗？朋友把去年有关三下乡的推文翻出来让我看，说“第一次随队三下乡，心里有底就行”。我点头，其实心里哪有什么底，不过是一腔热气撑着。

收拾完一切已经过了十一点。室友们大多回家了，走廊里安安静静。我把行李箱拉开来又合上，合上又拉开。带了两本书——一本《乡土中国》，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我不确定会不会有时间翻书，但那本笔记本是一定要带的。第一次走进乡野，总有什么值得写下来。

躺下的时候，窗帘缝隙漏进来一线月光，我盯着那一线光看了很久。想到明天要面对的孩子，想到下午要讲的那堂防溺水课，想到自己准备的那些游戏孩子们会不会笑——越想越清醒。索性不睡了，翻手机里存的活动照片，看学长学姐去年站在村口的合影，一张张笑脸，背后的稻田绿得晃眼。

（图为破冰游戏互动现场。唐乐乐摄）

明天，我也要站到那片绿里去了。

七点的大巴从衡阳师范学院东北门出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侧面斜斜地打进来，在膝盖上铺开一小片暖。车缓缓驶过衡州大道，这个城市刚醒的模样从窗外一帧帧滑过去——早餐摊的白汽、红灯路口停着的电动车、牵狗慢跑的老人。这些我看了快一年的街景，突然变得有些不一样，好像隔着什么，又轻又远。

然后楼群矮下去，视野豁然开朗。

我被那片绿色撞了一下。

稻田就那么铺天盖地地涌进来，一大片接着一大片，风吹过的时候像整块绿绸子起了褶皱。偶尔闪过一方荷塘，白的粉的荷花隐在叶间，蜻蜓悬在水面上不动。白杨树齐刷刷地立在路边，叶子翻动的时候闪着细碎的亮光。我把窗打开一条缝，热风灌进来，裹着草叶被太阳晒透的气味，和城市里那种混着尾气和空调外机的风截然不同。

后排的伙伴在轻声哼歌，调子含含糊糊的。带队的学姐对着手机念物资清单，念着念着打了个哈欠。我靠着椅背，看田埂上有人弯腰劳作，看村口树下老人摇着蒲扇，看一只黄狗趴在路边懒洋洋地目送我们过去。

这些画面像被谁慢放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从去年秋天第一次听说“三下乡”到现在，所有的期待都沉淀了下来，变成一种笃定的安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讲好那堂课，不确定孩子们会不会喜欢我，但某种声音在心里说——没关系，去就好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仿佛很长，又仿佛一眨眼。

村口的牌坊从田埂尽头浮现出来，阳光正好越过云层，在牌坊上镀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幸福村”三个字被照得清清楚楚。车子减速，拐进村道。

（图为前往幸福村路上。李霄摄）

我站起身，拉过行李箱，手心有一点潮。

幸福村，我来了。

带着去年秋天写下的那句“明年夏天我也要去”，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带着所有不确定却无比真诚的热望。

（图为幸福村的孩子们。廖梓怡摄）

作者：彭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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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