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刘瀚潞 通讯员 刘岑兮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以评论著作《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获文学理论评论奖。

著作标题中的“劳者歌其事”典出《诗经》，内含一种朴素的文学发生论逻辑——文学不是从书斋里凭空诞生的，而是从人们具体的生存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每一次民间文艺与俗文艺的形式变革，都必然带来新大众文艺的勃兴。”她以此为切口，通过研究素人写作实践，以及AI、算法对创作现场的介入，精准剖析了数字时代创作主体的转变，以及这一变化对文学精神重构的深远影响。

7月20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专访了卓今。

有理论坐标的“专业打量”

新湖南：您早期研究残雪、先锋文学与乡土文脉，为何学术视野会转向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这是一种学术转型吗？

卓今：其实谈不上一百八十度的转向，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大家看我的新书就知道，内容与前期研究是有连贯性的。我早期研究残雪，她是非常晦涩、先锋的现代派，涉及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理论。为了研究她，我采访了其兄邓晓芒先生，由此深入研读了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判断力批判》和《精神现象学》。这些理论积累，恰恰为后来研究新大众文艺、尤其是其中的“算法诗学”打下了坚实的底色。

此外，我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有大量调研职能。我们在做湖南作家和湖湘文化调研、进行田野调查时，必然会直面清溪村农民写作等大量鲜活的文学现实。关注和书写这种现实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高校研究者可能更偏重经典，而我们社科院的职责与优势，就是更早、更自然地介入这些正在发生的文学生态。

新湖南：早期这些研究理论对您后来俯下身去研究底层的素人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卓今：这些理论积累为后来研究新大众文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底色，它直接影响了我看待素人写作的眼光和标尺。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把审美分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快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感官刺激、追求“爽”感；第二个层次是“美”；第三个是“善”；第四个是“崇高”。这四个层次构成了他完整的审美批判体系。

当我们带着这个理论去打量今天的素人写作时，就会发现极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很多素人作者刚起步时，往往是凭着生命本能和生活痛感在写，他们最初的表达大多停留在“快适”这个层面——宣泄情绪、记录粗糙的日常、追求即时的共鸣。这无可厚非，是写作的起点。

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们会看到，真正有天赋的写作者在潜意识里是往“美”和“善”，甚至向“崇高”开掘的。

正是因为有黑格尔、康德这些哲学基底在，我才能在面对算法制造的喧嚣时，准确判断出一个素人作者到底处在审美的哪个层级，他的作品还有多大的精神掘进空间。这是一种有理论坐标的“专业打量”。这也是我前面说的，从先锋文学研究到新大众文艺，表面看是跨越，实际上是同一套学术积累在不同文学现场的落地。

卓今。刘瀚潞 摄​

新大众文艺现场的“湖南元素”很重

新湖南：您立足湖南对接数字化、大众化的时代命题，觉得有哪些独特的地缘文化精神可以被调用？

卓今：首先是新大众文艺现场的“湖南元素”很重。现在新大众文艺有四大高地：东莞、清溪村、西海固、北京皮村。东莞是最早的打工文学高地，那里有大量湖南籍工人出身的作家；清溪村是周立波《山乡巨变》的诞生地，现在的农民写作群体也引起了全国关注。湖南本身就是打工大省，深度参与了这场书写。

其次是精神底色。湖南人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文化基因，哪怕是底层劳动者，也有一种关注社会价值层面的自觉。比如湘籍清洁工王柳云，边在北京做保洁边画画，她说“白天打工养活肉体，晚上画画养活灵魂”。这种表达背后，就是湖湘文化赋予的精气神。

新湖南：乡土文学曾有“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经典流派，您认为新大众文艺会形成类似的流派吗？会产生经典作家吗？

卓今：过去的流派命名，是在精英写作的理论框架下产生的，比如湖南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多以个体经验出发，各有分野，目前命名流派为时尚早，但他们确实在形成某种群体自觉。

至于经典化，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早有先例。李娟最早在博客写作，是典型的互联网素人，如今《我的阿勒泰》已经典化，甚至带动地方文旅经济；余秀华从素人变成广受认可的诗人。他们的写作素材用完后，会向更深处精进，逐渐脱离“素人”身份。

素人本就是在无专业训练前提下起步，随着业务精进与主流认可，他们会自然完成从“素人”到“精英/经典作家”的成长。新大众文艺的经典性，往往还带有超出文学范畴的文化与经济辐射力，这是它与传统经典不同的地方。

不做粗暴的“收编”，也不做冷漠的旁观

新湖南：您用阿多诺的“星丛”概念形容素人群体，说他们既独立又关联、不被强行纳入框架。您怎么看这种写作状态？

卓今：“星丛”就是借用来描述这种状态的：每个创作个体是独立的，但为了评论和叙述的方便，我们试图把他们纳入一个框架。可他们自己往往不承认这种“收编”。事实上，他们基于相似的生活经验和精神诉求，彼此之间又有深层的关联性。独立与关联并存，不被定义却又相互映照，这正是新大众文艺鲜活的生命力所在。

新湖南：现在算法接管了定义权、生产权和阐释权，会对严肃文学创作造成冲击吗？专业文学批评该如何自处？

卓今：冲击肯定有。算法往往指向流量和“爽感”，偏好制造梗和悬念，这会导致有深度的严肃探索被边缘化。但人的审美和精神需求是分层次的，总有一部分读者要探求卡夫卡式的深层精神表达，严肃文学不会完全丧失读者。

专业批评家必须做出调整。不能无视算法，也不能被算法绑架。我们需要深度了解算法逻辑，在跨学科的视野下与之形成一种合作与对话。同时，严肃文学刊物编辑和奖项的专业筛选依然重要——它们能把握精神走向、抵御低俗化。

批评家要做的，则是建立一种更宽容也更专业的评价体系，既接纳新大众文艺的粗粝真实，又不放弃对审美高度的坚守。

新湖南：对于刚起步、还没建立自信的素人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面对网上的“梗”文化和即时评价，如何相处？当素人写作“低处的果子被摘完了”，又该如何面对这种困境？

卓今：素人写作者其实是懂网络的，他们对互动有预判，不必过于担心他们被带偏。我的建议是，希望他们能广泛接纳网络建议，但要有选择地吸纳。对于善意的、能提升作品精神层次的反馈，可以借鉴；对于纯粹为了流量或带有恶意的评价，大可不必理会。

不要把初期的经验书写当成“困境”，群体精神是挖不完的矿藏。写作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向更高处精进，这个过程保持定力最重要。

新湖南：最后，结合您在基层的调研，您对湖南发现和培养素人写作者还有进一步的规划或建议吗？

卓今：素人写作大多是自发的，但也需要阳光雨露。现在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作协已经在做很多扶持工作，比如对清溪村等群体的关注。未来我们需要把这种地缘优势和精神资源转化好，既不做粗暴的“收编”，也不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供一种专业的、制度性的引导，让“文学湘军”的底色在新时代的大众写作中继续发光。

责编：廖慧文

一审：廖慧文

二审：易禹琳

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