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湘籍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2020年到2022年间，云南野生象群大规模的异地迁移，曾牵动无数人的心。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不仅全景记录了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的迁徙之旅，更是通过象群的足迹深入探寻了人与自然、生命与文明之间深邃而复杂的关系，兼具纪实与哲思的双重特征。

陈启文生于岳阳临湘，长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河床上。故乡是他行囊里“看不见的行李”，而那片水域曾经的变化，终于将这位职业虚构者推向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现场。近日，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专访了陈启文。

科学话语的文学转化

新湖南：​ 您也许是作家中最懂大象的人，为了这部作品沿象群足迹跑遍云南十余个县市，访谈上百人。这种跨界进入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的写作，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您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专业坐标系”，做到既“写得像”又“写得深”的?

陈启文：​ 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我从诗歌写作跨入文学之门，继而涉猎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却拥有宽阔的文学表达空间，任何一种文体的优长皆可为其所用。这一文体对知识面和专业化要求极高——写水利就要搞懂水利科学，写袁隆平就要搞懂杂交水稻，写大象就必须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和物种特性。若不跨界进入动物学、植物学和生态学领域，采访专家时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进行。每次动笔前，我都会花大量时间做案头工作，建立起初步的专业认知坐标系，然后再带着问题去采访，且同一问题至少要交叉采访三人以上。唯有直面笔下的人物与事物才能“写得像”，唯有反复追问、不断逼近真相才能“写得深”。

新湖南：《穿越人间的象群》里有大量科考数据和生态分析。在处理这类知识性写作时，您是如何拿捏分寸，既保证科学性，又保持文学的趣味性和故事张力的?

陈启文：​ 本书既是一部生态报告文学，也是一部具有科普性的作品。从采访实情看，人类对于自然、大象及相关历史的了解依然有限，即便是面对同一群大象，专家们也各有说法，甚至存在激烈争议。对此，我始终保持谦卑，在采写中从不大胆假设，只有小心求证——每一个科考数据或生态分析皆有明确出处与交代。许多问题尚无标准答案，我便在文本中援引不同观点供读者参照，绝不武断指摘。我觉得，这种严谨求真、敬畏科学的态度，是我贯穿文本的基本原则。

对于科学话语尤其是专业术语，唯有经过文学的转化与升华，才能变得妙趣横生并保有张力。比如我在书中写与大象的对视：“当我与那头面向前方的大象对视，那雄壮的威仪一下震撼了我，镇住了我。大象之大，人身之小，这个反差太大，一下就把我打回了原形，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小猿猴。弗兰克·赫伯特在《沙丘》中说过一句话：‘人类每一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这就是文学对科学话语最自然的转化。

新湖南：​ 象群北上的新闻中，公众常把大象的形象“萌化”传播，您怎么看待这种传播方式?

陈启文：​ 这种传播方式在科普和公众参与层面是成功的，但难免出现过度演绎甚至浪漫化现象。事实上，象群迁徙途中一路险象环生、悬念迭起，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次长时间、大跨度的北移绝非一场“史诗般的浪漫奇幻之旅”，整个过程对象群是严峻挑战，对人类的生存智慧与生态治理能力也是一次漫长考验。

新湖南：​ 当时很多评论将象群北迁简单归因于“人与自然冲突”或“栖息地破坏”，但您提出了“大象必须保护，但不能过度保护”的观点，听起来有些“反直觉”。在实地调查中，有哪些认知被刷新了?

陈启文：​ 我深耕生态写作多年，应该说对“人象共生”的复杂性是有所了解的。在普洱市采访专业护象队队长郑璇时，他向我讲述了诸多对大象过度保护带来的反作用，我后来又集纳其他专家的观点，从而提出了“大象必须保护，但不能过度保护”的观点。

陈启文。​

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

新湖南：​ 您的写作一直关注生态，也很关注人的生存与命运，这与故乡记忆有关吗？沈从文说水和他的生命不可分，那么故乡洞庭湖的水系，给了您什么样的启蒙？

陈启文：​ 我生长于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一片河床上，从小水性很好，这是我命里的东西。我对水充满了血脉般的亲近，又充满了本能的敬畏，在长篇小说《河床》中，一开篇就描述了我三岁时落水后被救的经历：“从这个黄昏开始，我的崭新身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那就是，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此后，我又有多次卷入漩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感谢长江一次次放过了我，我才能活到今天。必须承认，在很长时间我一直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我也更愿意生活在虚构之中。但在我从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有越来越多的东西，逼着我去直面绝对不能虚构的现实，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离我最近的一条大河正在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这就是我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命脉》的缘起，从那以后我就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报告文学。

新湖南：​ 随着对国情和自然的不断书写，您的生态观是否发生过变化?

陈启文：​ 从我早期的生态文学作品看，大多是热爱自然、讴歌自然、侧重自然景观描写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这样的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和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走进自然，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然而这种“最温柔的方式”却如同幻觉，当我开始追踪采写报告文学，我的生态书写已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开始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转型，逐渐形成兼具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自此之后，我一边书写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穿越人间的象群》堪称我本人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从物种命运与人类文明的交织的角度，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提出了“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并在书写中确立了“人与象双主体”的视角。

报告文学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体

新湖南：​ 现在AI写作盛行，有人说报告文学比虚构文学更难被替代，您怎么看?

陈启文：​ 对于AI我确实仔细琢磨过，还在国防科技大学做过题为“AI时代：人类何为，文学何解”的讲座，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即将刊发。必须正视，AI在知识集成和程序化方面正在全面超越人脑，而报告文学的原创性则是AI不可替代的核心根基。

新湖南：​ 我们注意到评奖中常把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纪实”等混用，您觉得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在哪里?支持市场细分吗?

陈启文：​ 报告文学的边界或底线就是真实性，首先必须保证客观事实的真实，如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这是新闻五要素，也是保证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五个基本要素。至于“非虚构写作”不是文体，而是文类，换言之就是纪实类，而报告文学是“非虚构写作”中的一种文体。任何文体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年，茅盾先生对“报告文学”的命名，不只是为这一文体确立了正式的中文名称，其核心意义是从理论上明确了这一文体具有“报告”和“文学”的双重本质，其定义是精确的，边界是清晰的。这一命名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和长时间的检验，已成为一个经典的、充满持久生命力的文体名称。相比之下，无论是“纪实文学”，还是“非虚构”，只能说是笼统的文类，迄今，我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文体可以取代报告文学，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体。至于图书市场怎么细分，那是市场行为，只要卖得好叫什么都可以。

新湖南：​ 离开故乡多年，每次回去必然会做些什么?在老友眼中，您的形象有变化吗?

陈启文：​ 我的故乡如我一篇散文——是无家可归的故乡。每次回去，最高兴的是和还在同一频道上的老友谈天，“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也会采写故乡的生态散文，如《故乡的眼睛》，这不是单纯的生态，而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大生态。我觉得，只有大文学观才能支撑起大生态的书写。至于形象，年纪大了自然与时俱老；而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一直活得真实通透，一照相就立马原形毕露(笑)。

新湖南：​ 如果让您选一个意象来代表您心中的当代中国，您会选什么?

陈启文：​ 太平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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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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