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贺仲明是湖南衡阳人，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延续了他对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的长期关注，并融入其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新思考。‌‌近日，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专访了贺仲明。

贺仲明。​

文学的专业筛选依然必不可少

新湖南：热烈祝贺您获得鲁迅文学奖。您的书名《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蕴含着您对文学怎样的基本理解?

贺仲明：“风景”侧重于审美维度，意在强调文学首先应当具备美感，能够以感性形式展现世界的丰富性;“风致”则指向思想维度，要求文学作品保有精神的深刻性与启迪性，拒绝粗鄙与庸常。

这个书名其实代表了我个人对文学最为基础的原则性认知——文学应当是审美呈现与思想风骨的有机统一。

新湖南：您获得以“鲁迅”冠名的鲁迅文学奖，是否让您对批评工作有了新的自省?当下文学批评时有“表扬化”倾向，您如何看待专业伦理?

贺仲明：鲁迅文学奖以鲁迅为名，对批评家的思想深度与人格立场提出了更高期许，即我们常说的“批评的风骨”。就个人而言，我自觉做得还很不够，尚有极大的完善空间。

当前批评界存在的“表扬化”现象，确实需要警惕。人处世间，难免有人情羁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底线。我始终认为，真正的批评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明知作品不够好，却违心捧得很高，这是专业伦理的失守。我们可以讲求表达的策略，但不应违背学术良知；可以间接委婉，但不能完全丧失说真话的勇气。

新湖南：当代文学尚处“前经典化”阶段，但如今流量算法接管了初选权，数据似乎正在替代审美。加上“去权威化”浪潮，您认为专业筛选还有必要吗?

贺仲明：当代文学时间距离短，严格来说尚未构成定评经典，但这一阶段恰恰是经典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代人的专业眼光与审美体认，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必须承认，算法与网络的介入打破了以往专业读者垄断评价权的局面，更多人得以参与发声，这对揭露抄袭、破除圈子化确有“自我清洁”的舆论监督之功。但网络意见常伴随情绪化甚至暴力，绝非天然正确，更不能将其视作唯一标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历来是专家品鉴与读者认同的综合结果。因此，经典化是多维度的，专业筛选依然不可或缺。理想的状态，是将专家眼光、大众反馈与时间沉淀有机结合，在开放中守住审美的底线。

新湖南：现在不少作品刻意“造梗”，追求故事性和悬念，您担心这会损害文学性吗?

贺仲明：对“梗”与悬念的追求，实则暗合了中国文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叙事传统与民族审美心理，它本身并非低俗，能让文学更具可读性，作家在此方面探索亦无可厚非，文学本就该是多元共生的。

但需警惕的是，若将制造“梗”和情节刺激作为写作的唯一目的，便是本末倒置。文学评价标准不应窄化为对故事性的单一推崇，更不能由此轻视那些看似质朴、却饱含生活重量的写实书写。多元并存、不唯潮流，才是健康的文学生态。

作家不能只盯着表面的方言或习俗

新湖南：您长期深耕乡土文学，也一直关注湖南作家群体。当下乡村伦理与社会结构剧变，乡土文学是否还有书写的价值与可能?

贺仲明：我少年时代在湖南农村长大，对乡土有天然的感情，这也是我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原因。从沈从文到周立波、韩少功，湖南乡土写作传统深厚，成就斐然。

当下的乡村确乎发生了巨变，年轻人涉足较少是自然现象，但乡土文学远未终结，而是亟需转型。乡土不仅指涉地理与社会层面的“乡”，更指向精神文化层面的“土”——即人与土地的伦理情感与精神原乡。在后工业时代，这种乡愁与文化归属感不会消亡，它完全可以从题材限制中解放出来，在新的精神维度上获得长久生命力。

新湖南：现在很多乡土书写流于短视频式的符号化，而《阿嫲的情书》《流俗地》等作品却让人耳目一新。您怎么看“地方性”书写的真正出路?

贺仲明：我曾在文章中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当下生活趋同，作家追求“地方性”实则是在寻求写作的个性，这本身很有意义。但许多书写仅停留在方言、习俗等表层符号上，并未触及灵魂。

像前述两部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挖掘到了“深层地方性”。一个人即便说普通话、融入城市，其性格深处依然存有原乡的烙印。文学要做的，正是剥开表面的同质化，深入到特定地域独有的伦理结构与精神内核中去。只有具备深度的地方性，才能通向普遍的审美共鸣。

新湖南：作为离开湖南多年的学人，您觉得自己身上还有很明显的湖湘性格吗?您对“文学湘军”有何寄语?

贺仲明：肯定是有的。湖南人普遍比较“倔”，不那么圆融“活络”，笨拙之中自有执拗。这种性格跟随我们到了异乡，或许表现形式会有交融，但底色不会改变——它往往隐藏在日常行为背后，成为一种不易抹掉的文化基因。

近些年，从韩少功回归引领，到王跃文及一批青年作家发力，湖南文学势头很好，我非常看好。希望湖南作家继续保持这种“拙”与“倔”的定力，不随波逐流，不满足于消费乡土符号，而是向下扎根，完成对现实与传统的双重转化，为“文学湘军”写出新的篇章。

贺仲明。​

不能被拿奖绑住，不能在量化中迷失

新湖南：您做过许多文学奖项的评委，是否存在某种“拿奖偏好”?年轻作家该如何看待奖项?

贺仲明：每位评委的审美标准都有其局限性，因此评奖本身需要多方协调、凝聚共识，而非固执己见。但我想强调的是，作家的成就与是否拿奖并无必然的正相关。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有遗珠之憾。如果将写作的目标窄化为“获奖”，本质上是格局的矮化。好的创作者应当凝视现实与人心，而非汲汲于奖项资源，不能被任何评奖机制绑住手脚。

新湖南：您早前批评过高校学术“虚假繁荣”，近年来管理部门力推“破五唯”，您觉得有实质性改观了吗?

贺仲明：这始终是学界的痛点。尽管“破五唯”等举措已体现出治理意愿，但因文学等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难以实现“1+1=2”式的绝对量化，其天然具有多元属性，导致改革异常复杂，目前来看总体改善仍然有限。现有的粗放式量化导向，依旧在侵蚀学术风气，对青年学者的成长路径产生了不小的负面诱导，真正建立科学的人文评价生态依然任重道远。

新湖南：您接触很多青年学人和作家，不少人生活阅历较浅、写作有技术化倾向，他们该如何自处?

贺仲明：当下青年写作容易陷入技术娴熟而生活积淀不足的困境，甚至出现自我重复。我的建议是不要急躁，要学会沉淀。

必须澄清一种误解：丰富的生活经历并非造就作家的唯一条件。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作家终身活动范围极窄，却凭借深邃的思想开掘与向内转的生命体验，写出了极为厚重的作品。可见，比“经历”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提炼能力与向传统、向内心掘进的思考力。青年创作者不必妄自菲薄，应当在属于自己的时空中寻找独特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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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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