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湖南工商大学“窑窑领先”实践团走进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老街，围绕“非遗数字化传播中传承人主体性”开展实地调研访谈。实践团与一位在铜官从事陶瓷行业几十年的手艺人谭曙光进行深度对话，记录下这位扎根老街的师傅对“大师”称号的朴素回应，以及他对手艺传承的真实看法。

铜官老街是唐代长沙窑的重要窑区所在地，至今保留着作坊式制陶的传统生态。街巷两侧分布着数十家由手艺人自主经营的陶艺门店，是观察非遗活态传承的天然样本。当前，AI生成内容与数字传播技术深刻影响着非遗的呈现方式，但技术如何与手艺结合、传播中谁为主体，是实践团此行关注的核心问题。正因老街汇聚了多位直接从事实践的手艺人，团队将此处定为调研首站，旨在从传承人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浪潮下“人”的位置。

铜官窑老街街景。（肖艳云 摄）

门店里的对话——“大师是后人给的尊称”

实践团成员穿过铜官老街的青石板路，在一间堆满半成品茶盏和釉料罐的门店里，找到了正坐在拉坯机前的谭曙光师傅。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围裙上沾着干涸的泥点，手上一把修坯刀正贴着湿润的泥壁缓缓游走。听闻来意，他关掉拉坯机，在围裙上拍了拍手上的泥，招呼大家围着一张堆着坯体的木桌坐下。

两个小时的访谈里，谭师傅聊入行、聊手艺、聊釉料配方，语气始终平淡。直到实践团成员问起该如何称呼他时，他顿了顿，语气认真起来：“我姓谭，谭曙光。但是不要老把自己想成什么大师，大师是后人给已经过世的人的一种尊称，师傅就好。”

手艺观的展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谈及制陶技艺，谭师傅直言没有玄妙诀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你别把它光鲜化。它不是高大上，是一种生存技能。”他把自己入行的原因归结为“生活所迫”，而坚持下来的动力，则是在周而复始的制作中“慢慢融入到生活里”。“我们就是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最后就能得心应手。没有捷径，就是不断地练手练过来的。”

实践团成员注意到架子上有一只带裂纹的茶杯，谭师傅解释那并非创新而是瑕疵品，并打了一个比方——釉的膨胀系数大于泥巴时，“就像胖子把皮肤绷起来了”。把瑕疵的原理讲得明明白白，不粉饰不拔高。这种对技艺的诚实态度，让成员们印象深刻。

谭曙光师傅制作的铜官窑陶瓷作品，表面呈现典型的开片纹理。（肖艳云 摄）

面对数字化——“做不到9块9包邮”

当话题转向电商平台时，谭师傅的态度依旧实在：“电商平台都是低价位，9块9包邮。我们手工做的东西不可能，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都有版权证书，但放到平台上，“人家也就看一乐呵，没有人愿意掏钱买。我做不到9块9包邮，也达不到规模化的效应。”

说到铜官窑的传承现状，他直言目前是“作坊式制作，属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专业学校输入新生力量。不过谈及铜官窑的历史，他语气中透出骄傲：“铜官窑的鹤雀彩，就是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从唐代传下来，出口了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窑窑领先”实践团成员与铜官窑手艺人谭曙光师傅（中）在其工作坊内合影。（胥雯 摄）

此次访谈让实践团在认知层面形成三点核心收获：第一，传承人对手艺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是任何数字化传播不可逾越的前提——“大师”还是“师傅”，称呼的选择本身即是一种主体性表达；第二，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研究框架应从“技术能做什么”转向“传承人需要什么”，评价标准不应是播放量和流量数据，而应是传承人是否真正拥有选择权和掌控感；第三，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传承人适应流量逻辑，而是让传播手段服务于手艺逻辑——不追风口、不降价格、不戴高帽，守住“师傅”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被尊重的主体姿态。

“窑窑领先”实践团在铜官街合影留恋。（肖艳云 摄）

基于本次访谈成果，实践团将采取“以传承人出镜讲述为主线，由传承人审定内容、决定呈现方式”的原则，制作系列化短视频。具体而言：每期视频以谭师傅本人的口述为脚本核心，不做过度渲染，保留他说话时的停顿、手势和方言腔调；拍摄前将分镜头脚本交由谭师傅审核，他有权删改或拒绝任何他认为“不真实”的呈现；视频发布前须经传承人最终确认，确保每一帧画面、每一句解说都符合他对自身手艺的理解。团队计划在8月底完成首批3条短视频，分别围绕“入行与坚持”“手艺的本质”“面对数字化”三个主题，尝试在数字平台中建立以手艺人的真实声音为中心的传播路径，而非以流量逻辑为中心的“非遗秀场”。

作者：陈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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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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