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钢铁公司，位于英格兰北部斯肯索普，拥有英国最后两座能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对英国而言，这家钢铁公司的意义确实已经超出经济范畴，其存续直接关系本国基建、国防、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的钢材供给。可以说，是这个老牌工业国家最后的“钢铁尊严”。

（英国钢铁公司。图片来源于央视新闻）

但尊严不能当饭吃。2019年5月，英国钢铁公司因连年亏损、债务高达8.8亿英镑，正式宣告破产，进入强制清盘程序。于是，英国政府四处寻找买家，但是，本土无人接盘，欧美无人问津。

这时候，中国敬业集团出现了。

敬业集团是中国最大民营钢企之一，年营收超3000亿元人民币。它看中的当然不是英国钢铁的技术，因为那两座高炉比敬业在国内的设备落后至少一代；其看中的是英国钢铁在欧洲市场的渠道、品牌和客户关系。

因此，这是一笔再正常不过的、符合商业逻辑的收购。

2020年3月，敬业以约5300万至7000万英镑完成收购。交割当天，时任英国商业大臣安德里亚·利德索姆亲自发表声明表示欢迎。敬业承诺：未来十年追加投资12亿英镑，保留3200个直接就业岗位，维持高炉运转。

敬业说到做到。五年间，12亿英镑真金白银投了进去，用于债务清偿、设备技改、产能修复与就业保障等。但欧洲能源危机、碳边境税、市场低迷……这些多重外部压力让英国钢铁依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敬业提出了一套符合产业规律的转型方案：关停那两座高炉，建设更先进、更环保的电弧炉。为此，敬业向英国政府申请约10亿英镑的转型补贴。但是，英国政府仅承诺5亿。

于是谈判破裂。

2025年3月，敬业宣布计划关停高炉。仅仅半个月后，英国议会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紧急召回正处于复活节休会期的议员，在星期六开会。从下院到上院再到国王御准，全部流程走完，只用了大约六个半小时，一部名为《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的专项法律就此诞生。这部法律专门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强行剥夺了敬业集团对英国钢铁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与重大决策权。

（英方立法强行将英钢收归国有。图片来源于央视新闻）

这是自1982年马岛战争以来，英国议会首次在休会期于周六召开会议。

英国商业和贸易大臣雷诺兹对此直言不讳：“允许钢铁行业落入中国人之手过于天真。”

临时接管只是第一步。2026年5月，英国政府公布《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草案，计划将临时接管变为永久国有化。7月15日，法案获得王室御准，正式成为法律。7月16日，法案正式生效，英国钢铁公司被正式收归国有。

至于赔偿，敬业集团此前曾诉求，若出让所有权，至少要补偿10亿英镑以清偿债务并收回投资。而英国政府仅出价不足1亿英镑。谈判破裂后，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官方表态是：“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

“若有”……

一个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自己的法定义务，用一句“若有”来回应。征收行为已经发生，补偿便是法定义务，何来“若有”之说？

全程不区分经营过错、不遵循商业惯例、不恪守契约约定，仅凭针对性立法完成对合规外资的定向收割……这已经不是商业问题，而是信用问题。

面对英国政府这一违背市场常理、突破国际惯例的操作，我国政府的回应克制但有分量。

2026年7月16日法案生效当天，我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率先表态，敦促英国政府“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企业意愿，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有关中国企业积极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次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正式答记者问，措辞明显升级：“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同时，发言人表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而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商务部同时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7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先将商务部回应作为既定立场予以确认，随后提出了一个更具分量的判断：“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事件的性质从“一家企业的商业纠纷”提升到了“一个国家投资环境和政府信誉”的高度。外交部同时重申，“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表示“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图片来源于外交部官网）

把这三轮回应放在一起，核心意思有三层：

第一，敬业收购合法合规。敬业是在英钢破产、无人接盘的情况下入场的，收购后持续注入巨额资金、保住就业、依法纳税等等，从头到尾都是正儿八经的市场行为，没有任何违规操作。

第二，英国立法剥夺中资控制权，违背了国际规则和双边协定。中英1986年签署的《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写得清清楚楚：征收必须补偿，补偿必须“及时、充分、有效”。英方以一句“若有”来打发自己的法定义务，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

第三，中国企业不会吃哑巴亏。从“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到“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再到“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措辞层层递进，信号清晰明确。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英钢国有化事件绝非个案。

早在2008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以22亿美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公司3Com，便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而告终。此后十余年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频频以类似理由阻挠中资正常商业投资：2009年，美国迫使我西色国际放弃对美国优金公司的收购；2012年，奥巴马总统签发行政令叫停三一重工关联公司在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2016年，澳大利亚否决中国国家电网对澳电网公司的收购；2018年，加拿大、德国首次动用否决权阻止中资收购，澳大利亚则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国家。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那些年，手段集中在行政审查和投资否决层面。

而进入2020年，这一趋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加速升级，手段更是从行政审查扩展到立法剥夺。

2020年，澳大利亚通过《外商投资改革法》，赋予联邦政府对外资的“一票否决”权，可随时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撤资。

2021年12月，中国半导体投资机构建广资产完成对英国芯片设计企业FTDI80.2%股权的收购，交易额约4.14亿美元。该笔交易发生在英国《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强制申报制度生效之前，建广资产在收购时已主动向英方申报。但到了2024年11月，英国却依据《2021年国家安全与投资法》中的“回溯审查”条款，对建广资产收购FTDI的交易发起追溯调查。2025年，英国高等法院维持政府强制出售令，中资面临强制剥离。

2022年，墨西哥批准锂矿国有化法案，宣布所有锂资源归国家所有。法案落地后，墨方冻结外资锂矿新项目审批、严格限制存量项目扩产，对包括中国赣锋锂业在内的外资锂黏土存量项目启动重新谈判，大幅压缩外资经营扩张空间。

2023年意大利首次动用“黄金权力”机制启动针对倍耐力的战略审查、限制中化治理权限；2026年4月梅洛尼政府出台更严苛处置规则，强制要求中资在倍耐力的控股股权治理权限大幅压缩、董事会提名名额降至3席以内，架空中资第一大股东合法权益。该机制赋予意大利政府对涉及“战略产业”的外资并购拥有否决权，而“战略产业”的定义完全由意政府单方面决定，随时可以扩大解释。

2025年9月，荷兰以“安全风险”为由，冻结中资企业闻泰科技旗下的安世半导体全球资产、人事与经营调整权限；同年10月荷兰企业法庭作出裁决，限制闻泰科技作为控股股东的经营决策权、托管对应股权，即便11月荷兰政府暂停行政冻结令，法庭限制性裁决仍持续生效。该企业同样是在完成合规交割、正常经营多年后被“秋后算账”。

2026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六名股东在14天内出清合计持有北方矿业约17.58%的股份。而其中五名注册地位于中国大陆或香港。北方矿业是澳大利亚重要的稀土开发商，其资源被澳政府视为“关键矿产”。

2026年7月，英钢国有化法案生效后，澳方进一步剥夺中资在北方矿业的全部投票权与股东治理权利，仅保留股份出售通道，变相逼迫中资低价退出核心资源领域。

以上案例横跨通信、金融、能源、制造、基础设施、高端芯片、战略资源、高端装备等多个领域，涉及美、澳、加、德、墨、英、荷、意等多国。从2008年华为收购3Com受阻，到2012年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叫停三一风电项目，从2016年澳大利亚否决电网收购，到2018年德、加首次动用否决权，再到2020年后澳大利亚修法、墨西哥锂矿国有化、英国“回溯审查”与专项立法……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手段从行政审查到司法冻结，从限制股权到强制清退，从“秋后算账”到立法剥夺，层层升级，步步紧逼。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不愿看到，但必须面对的结论：这不是孤立事件，不是个别国家的偶然之举，而是部分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且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一整套“制度化围猎中资”的操作手册。

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将“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自由竞争、契约至上”奉为普世准则，并频繁以此为标尺审判他国经贸政策、要求他国全面开放市场、保障外资权益。可一旦面对中国资本、中国企业，所有的普世规则即刻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把流氓当得冠冕堂皇”的双重标准。

其一，纾困与排挤的利益双标。当本土产业深陷危机、无人施救时，主动敞开大门欢迎中资入局，承接风险、盘活资产、稳定就业，享受中资带来的实打实红利；一旦产业复苏、资产增值、技术稳住，便立刻炒作安全风险，将雪中送炭的中资视作威胁，急于逐之门外、收割成果。英国钢铁的五年沉浮便是最完整的标本，从“白衣骑士”到“国家安全威胁”，同一家企业、同一座工厂，身份的变化只取决于政治叙事的需要。

其二，产权保护的规则双标。对本国海外资本、盟友资本，全力保障产权稳定、履约守信、预期清晰；对中资海外资产，则可随时临时修法、专项立法、追溯追责，用国家公权力随意剥夺合法产权，“交易交割即确权”这一全球商业基本惯例，在中资面前随时可以作废。

其三，市场开放的标准双标。持续要求他国全面放开战略产业、降低准入门槛、弱化政府监管，推行绝对自由化；自身却不断收紧核心产业壁垒，把钢铁、稀土、芯片、基建等领域划为排他性禁区，将正常商业投资异化为地缘博弈工具。

三重双标看似各自独立，实则指向同一个根源：规则正在被工具化。

当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中的“回溯审查”条款允许对法案生效前已完成的交易事后重开审查时，“法”便不再是固定的行为准则，而是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重新定义的工具。从“回溯审查”到六个半小时专项立法，手段越来越快、越来越粗暴……规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唯一不变的是利己的终点。这种“规则可编程化”，从根本上摧毁了跨境投资最核心的信任基础：可预期性。

依靠国际法调解？

幼稚，依靠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从立案到裁决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更长，即便胜诉，裁决执行又面临东道国主权豁免等障碍。国际法律救济通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及时有效的正义。当程序正义需要以年为计量单位时，它实际上已经输给了政治掠夺的效率。

更危险的后果在于“示范效应”。当一个国家用六个半小时撕毁契约而没有付出即时代价时，其他政治决策者会得出一个危险结论：撕毁与中国企业的合同，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种“先占后赔、能拖就拖”的模式一旦固化，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安全将面临系统性威胁。

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利则留、弊则逐”的利己规则，早已背离经济全球化的共赢初心，严重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持续透支全球跨境投资的信任根基。如果各国纷纷效仿这种单边操作，全球投资秩序将彻底失序，最终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反观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外资法治保障。《外商投资法》明确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外资企业在华产权、经营权益长期稳定。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开工到投产仅用不到一年，宝马在沈阳持续增资扩产……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谁才是真正尊重契约、保护投资的市场。

英国钢铁案的本质，不是一次产业政策的正常调整，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工具、有步骤的制度化剥夺。它撕开的不是一家企业的伤口，而是整个国际的投资秩序。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走出去？

英钢案以及这一长串案例，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退意：外面环境如此险恶，与其被人收割，不如关起门来自产自销、自娱自乐。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选择是错误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供应链是嵌入全球体系的。

走出去，不是选项之一，而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虽然遭遇逆流，但人类经济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资源需要高效配置，技术需要交流，市场需要互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建成现代化强国，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放弃外部世界而保持竞争力。

外面是狂风暴雨也好，是险恶丛林也罢，我们必须在场。

因为只有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上，才有资格参与规则的定义；只有持续融入全球产业链，才不会被排除在未来的游戏之外。

退出，就等于把全球市场拱手让人，就等于把规则制定权交给别人。这个代价，比任何一次投资损失都大。

既然不能退，那就必须改变走法。或许，我们应该把“粗放出海”升级为“精准出海”，应该把“单打独斗”升级为“体系作战”。

其一，放弃幻想，把政治风险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变量。

过去中国企业出海有一个朴素信念：只要我合法合规、价格公道、创造就业、缴纳税款，就能被公平对待。英钢案以及这一长串案例证明，这个信念已经破产。合法合规挡不住临时修法，创造就业挡不住政治定性。当对方把你定义为“战略对手”时，商业理性无法对冲政治非理性。

今后，任何一个出海决策，都必须把“政治风险”放在与市场机会同等甚至更高的权重上评估。对审查机制模糊、立法频繁变动、政客热衷炒作“中国威胁”的市场，要慎之又慎；对法治相对稳定、对华合作意愿较强的地区，则继续深耕。这不是“选边站”，是“选风险可控的那边站”。

其二，调整策略，从重资产控股转向灵活进入。

控股意味着显性控制，显性控制意味着显性靶子。当对方手里握有“一票否决”“黄金权力”“回溯审查”这些随时可以启用的工具时，重资产控股模式就变成了一种高风险暴露。技术合作、少数股权、联合研发、授权许可……更轻的进入方式，意味着更低的退出成本、更小的被瞄准面积。

这不是放弃控制权，而是用更灵活的方式实现对等价值。在合作中保持进退自如的空间，在利益绑定中降低政治干预的动机。当资产越重、退出越难时，你被拿捏的筹码就越多；当资产结构足够多元、进入方式足够灵活时，对方反而无处发力。

其三，权益保障前置，把“事后补救”变成“事前防御”。

在合同设计阶段就把政治风险条款写进去，把争端解决机制约定清楚，把政府违约的成本设计到对方难以承受。一旦事出反常，第一时间启动法律反击，不拖延、不犹豫。

敬业已经启动了中英投资协定磋商程序。这个官司打到底，意义是远远超出一家企业的得失的。因为，它向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或许，我们应在国家层面，建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对重点国别的政治干预历史、法律变动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建立国别风险分级制度。一旦出现针对中资的歧视性事件，政府、商会、企业三方联动的快速反应机制要能在最短时间内启动维权程序。

其四，国家护航，让掠夺者付出代价。

《反外国制裁法》已经颁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已经施行。这些法律不是摆设。你国有化我的钢厂，我就可以让你相关产业在华利益付出对等代价。这不是报复，是对等威慑……我们必须让对方知道，单方面破坏规则有后果，而且后果它承受不起。

与此同时，推动多双边投资协定升级。现有协定中对“国家安全例外”的界定过于模糊，给了东道国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要在后续谈判中明确“国家安全”援引的程序约束和实质性边界，防止这一条款被滥用为变相征收的合法外衣。

其五，也是根本的一条：做好自己的事，让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

所有对外行动的基础，是国内产业的厚度。当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时，政治操弄的空间就会被压缩。你可以政治正确，但你绕不开我的技术。钢铁、芯片、稀土、高端制造……越是卡脖子的领域，越要自主可控。这不是封闭，而是底牌，是实力。只有国内产业链足够强、关键环节足够独立，中国企业在国际谈判桌上才有足够的筹码。你越是离不开我，我的资产就越安全。

说到底，最高级别的“持剑经商”，不是扛着枪炮去做生意，而是让每一个想对中国企业下手的国家，在动手之前就算清楚账：代价是什么，后果是什么，值不值得。

当违约的成本远高于违约的收益时，契约精神才会被真正尊重。这套“剑”，是法律武器、外交施压、经济反制和规则重构的集合体，让每一次剥夺都变成对手付不起的代价。

这才是对英钢案、对近二十年来所有“围猎”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