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唐作藩于2026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唐作藩祖籍邵东，1927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黄桥镇（今属邵阳市洞口县）。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工会主席。

唐作藩致力于汉语史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汉语语音史、古音学和古代汉语、汉语方言、词典编纂、语文教育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撰有《汉语音韵学常识》《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普通话语音史话》等著作多种，主编《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合作编写《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等辞书与教材。唐作藩建立了汉语音韵学由普及读物到专业教材、由通论到专史、由教学到工具书的学术体系，为学科知识的系统化整理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嘉惠学林。

我眼中的唐作藩先生

文/胡克森

唐作藩先生与我是小同乡，都是黄桥镇人。不过，唐先生家住镇上，我家在乡下，二者相距大约十来里地；师母姓袁，其娘家离我家更近，只需翻一个山梁就到了，不过五六里地。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听父亲说起，镇上有位先生在北京大学教书，学问很高，幼小的心灵里充满对唐先生的仰慕和敬意。

我第一次见到唐先生是在1979年，那时我已在邵阳师专中文科学习，学校请唐先生来讲学，先生在台上，我在台下，无缘与之交谈。

邵阳师专毕业后，由于历史老师奇缺，我被洞口七中要回作历史教师，教高中毕业班和复课班的历史课程。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进行通讯联系是1983年12月，因为，我想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想通过唐先生获得一些有关招生的信息。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很不便利，信息也不发达。而我又是由中文改报历史专业的，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究竟要考哪些课程，报名前一无所知。

接到唐先生第一封信的时间是1984年12月23日。唐先生在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说：“倏然读到一位故乡人的来信，特别高兴。”然后就是对我在中学两年多以来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及立志报考研究生的举动给以勉励，最后就是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先生招考研究生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告诉我在复习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唐先生的信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后来就不断给唐先生去信。

在连续三年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的期间里，我总共与唐先生有着五、六封信件来往。唐先生给我提供的信息内容最有价值的是北京大学每年的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情况，而唐先生恰好又与祝总斌先生（我后来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两位导师中的一位，另一位是田余庆先生）同住一楼：中关园43楼。唐先生住一楼，祝先生住四楼。

当时北京大学研究生考试的分数通知规定是：如果初试成绩达到学校复试线，就发复试通知，不告知具体分数；如果未达到复试分数线，就将初试分数寄给考生。这样，落考生因无法知道具体分数线，也就不知道自己离录取的标准还有多远。

唐先生给我提供的北大每年录取分数线的信息是我三年一直报考北大的重要动力源泉。因为我在对照录取分数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中看到了考取北大研究生的希望。我84年初试成绩离录取线有较大距离，这，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唐先生告诉我：北大研究生院硬性规定有两点：一是平均分数必须超过60分，再就是外语超过40分（84年英语试题太难，考生普遍考得不好，据说湖南有些学校将分数线划到25分），专业课必须60分以上。我有两门课达到了要求，一是专业课我考了61分，外语考了43分。接到唐先生给我提供的信息后，我不是沮丧，而是信心大增，因为，我竟然有两门课达到了北大的录取标准，而且那一年北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这个研究方向，由于考生成绩不理想，最后一人也没有录取，于是我决定第二年继续报考北大，专业方向还是魏晋南北朝史，直到考上北大为止。

唐先生不但写信与我沟通相关信息，在紧急情况下还给我打电话。当时唐先生家里还未安装电话，打电话还需到外面较远的公用电话亭去打。记得是1985年，我的考试分数已经达到了北大历史系的录取线：政治：54；英语：56；中国古代史：61；魏晋南北朝史：61；古代汉语：83。但由于招考人数有限，我被涮下来了。祝先生告诉唐先生，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北大不录取，是否可以考虑来北京一趟，去北师大问一问是否还有剩余名额。

唐先生是在一个星期天上午打的电话，电话打到洞口七中办公室，我当时正在洞口县人民医院的家里休假，电话内容是事后一个老师告诉我的。我听到后很是高兴，同时又十分感动。高兴的是，我毕竟已经上了北大的分数线；感动的是：唐先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通报这一消息。但我后来没有去北京，打消了去北师大打听情况的想法，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去一趟北京极不容易，我一个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块，上一趟北京至少要一百多块，至少要消耗我两个月工资，而且北师大有没有剩余指标，愿不愿意录取我完全是未知数。

1986年，我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先生三人，后正式入学，周先生已不愿再带硕士生，因此实际导师是田先生和祝先生。）去北大复试时，我拜访了唐先生，得到了先生和袁师母的热情款待。

后来在北大学习的三年，均受到唐先生和师母各方面的照顾，不但星期天多次到先生家里改善伙食，吃家乡菜，每当有什么小灾小病，先生总是很快知道，并派师母来探望。记得有一次我尿路结石发作，不知怎么就被唐先生知道了，要袁师母买来香蕉、苹果来宿舍看我，使我倍受感动。

在唐先生家里，我也结识一些语言界的学人，如杨荣祥先生，就是我在唐先生家里的饭桌上认识的。杨荣祥是唐先生的高足，当时他是唐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杨是湖南长沙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荆州师专教书，1989年北大硕士毕业后又回到荆州师专，几年之后又考回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我们还在北大他的宿舍里见过一面，现在他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知名的语言学家了，学术成果丰硕。这已是后话。

1989年北大研究生毕业时，我找工作遭遇重重困难，处处碰壁。唐先生又给我写推荐信，给我介绍工作，尽管最后都因各种客观原因未能如愿，但先生帮助后辈的古道热肠令我终身难忘。经过层层曲折，我又回到了洞口县，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后来又辗转到了洞口县委党校，一度还下海经商办公司，甚至开过饭店，1998年调往邵阳学院（当时我调往的学校叫邵阳师专，2002年邵阳师专与邵阳高专合并，升格为邵阳学院）从事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但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从未中断与唐先生的联系，原来主要以书信，或电话联系，有互联网之后，我们更多的交流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先生如果回湖南，一定要与我见上一面。特别令人感动的是：1995年，唐先生回洞口，特意从他妹妹家步行到人民医院来与我见面。当时我处于事业的低潮，下海失败，县里一时没有安排工作，在家无所事事，心情很不好。唐先生的到来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唐先生同时嘱咐我，要注意寻找机会调往高校，重回学术单位搞研究。

1998年我调到邵阳学院后，唐先生又来过学院两次。第一次是2004年，湖南师大中文系请他讲学，顺便回邵阳、洞口探亲。还有一次是2007年，我邀请他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讲学，也是因为他要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顺便回邵阳探亲而被我们请到的。

而我去北京，无论时间怎样紧迫，一定要去看望唐先生和袁师母。93年、97年两次到北京，唐先生还住在中关园，2005年再到北京时，他已搬到蓝旗营小区了，袁师母也已经逝世，现在的师母是唐先生在洞庭中学（现在的武冈二中）低一个年级的同学。师母是知识女性，知书达理，慈祥善良，对唐先生的身体照顾得很好，从唐先生硬朗健康的体魄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每到北京，去拜访唐先生前，总要先打电话，每听到先生洪亮而爽朗的声音时，就感到一种由衷的高兴。有两次，先生接到我的电话，就亲自到蓝旗营的小区侧门口来迎接我，使我顿生暖意。

我尽管与唐先生在学术界不是同行，但在学术上仍然受惠于先生不少，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有时会涉及一些古代字词意义的考证，遇到疑难时，总会求教于先生。唐先生还一直关注着我的学术事业。由于毕业后长时间一直在基层从事琐碎的行政工作，学术事业未能走向正轨，唐先生也很着急，后听闻我调往邵阳学院，先生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赶忙将这一消息告诉祝先生。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以及学术职称的晋升，先生也总是很快就知道。我学术上取得一点小成绩也总要向唐先生汇报，我出版的学术专著，都要送给唐先生指正，唐先生也将他的著作惠赠于我。

唐先生不仅关注我个人的成长，他作为从洞口走出的全国知名学者，更时刻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注重对家乡人才的培养。凡属考入北大的洞口籍学生，都得到他的关怀，到他家吃过师母作的饭菜，聆听过他的教诲。最能体现唐先生对家乡教育事业关心的是他在洞口三中设立的“唐作藩教育基金会”。2014年，唐先生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50万元，在洞口三中设立了“唐作藩教育基金会”，基金会设“励志成才奖”、“展翅高飞奖”，每学年举行一次颁奖活动，主要奖励洞口三中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黄桥籍学生。

唐先生高尚的学术品格还体现在对其恩师王力先生的尊重上。唐先生1948年考入中山大学时，师从岑麒祥先生，当时王力先生已离开中山大学，来到岭南大学。直到1952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他又成为王力先生的学生。1953年唐先生中山大学毕业后，就被王力先生选为助手、秘书。1954年，王力先生调往北大，唐先生也跟着来到北大，而后一直在王先生身边工作。唐先生与其恩师王力先生的关系非常深厚，王力先生在生时，他不时去其家中问安，时刻注意恩师的身体状况。

记得1986年4月下旬，我去北大参加研究生复试，到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拜访唐先生时，唐先生不在办公室，因为王力先生生病住院，唐先生去北医三院陪护王先生去了，那天唐先生很晚才回家。后来每天下班后，都要赶往医院探望王力先生。我复试结束，回到家的第二天，即5月3日，中央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王力先生逝世的消息。语言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王力先生逝世后，他与师兄弟们又一起筹划了王力先生学术著作的出版。极力弘扬王力先生的学术事业。

唐先生是全国知名语言学家，尤其是在音韵学上造诣极高，其专著《音韵学教程》是高等学校中文系学生的指定教材，在学术界影响极大，曾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和北京市高教精品教材奖。其他著作如《汉语音韵学常识》《上古音手册》《汉语语音史教程》以及他参与编写的《古代汉语》《王力古汉语字典》等都是影响非常广泛的语言学著作和古代汉语字典。为此，唐先生长期担任音韵学会会长和副会长。尽管唐先生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但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学术成就，总是极力推介王力先生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和学术品格。王力先生逝世后，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试谈王力先生的治学》的文章，2007年，我们请他来讲学，主要内容也是以这一题目为基础的。

回想第一次与唐先生见面，已快40年了，从1984年与唐先生的正式交往也有30多年了，那时唐先生只有50多岁，现在已是90高龄，还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记得2010年元月23日，我参加恩师祝总斌先生的八十寿诞座谈会，在会上，田余庆师说：我这几天正在翻阅周有光先生的《朝闻道集》。周有光先生104周岁了，还出版专著，写文章，我身体不好，是做不到这一点了，但祝先生的身体，是可以达到周有光先生的长寿境界的。是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学术界像周有光先生那样长寿的学者将会越来越多，在这里，我以一个晚辈后学的身份祝唐先生健康长寿！

2017年作者（左）同唐作藩先生（中）摄于徐州。

悼唐作藩先生

文/胡扬丁

燕园晨色落尘寰，忽传星陨蓟门关。

湘音旧脉留薪火，一代宗师已远攀。

赧水滩头耕野土，黄桥乡语出层峦。

乡音曾被旁人讶，隔岭方知异调难。

坐拥杏坛承厚学，精研声韵定官宽。

千邦汉语寻圭臬，万里文声仰玉盘。

白首犹怀桑梓意，偏怜故土老乡言。

山高水远魂归处，长使乡邦慰九原。

2026年7月15日

悼念唐作藩先生

文/张声仁

上午，在北京大学

我听到了噩耗

音韵学家唐作藩先生

走了

吃麦粑的人

说的是赧水江边的方言

走出黄桥地界

外边的人

都说我们讲的话

听不懂

而您，北大教授

一辈子在为普通话

定音准

让全世界讲汉语的人

把您的研究成果

奉为圭臬

谦逊的音韵大师

您平生最喜欢听自己家乡人

土得掉渣的黄桥话

这让我们为拥有您这样的乡贤

永远骄傲和自豪

（2026年7月15日，于北京。）

责编：刘瀚潞

一审：刘瀚潞

二审：曹辉

三审：文凤雏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