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青医怀梓”“三下乡”社会实践队的三十多名师生到达桑植县罗峪村。30多个人，带了血压计、三伏贴、推拿床，还有两块背景布：一块印学校名字，一块则印天安门。

上午，在村委会一楼摆摊。三伏贴、推拿、量血压、发药，各占一角。来的人不算少，老人们一个接一个，排着队去义诊，量完血压的拿着药，推拿完的慢慢活动肩膀。与此同时，二楼一个房间的一面墙上，我们贴上了天安门背景布。没有大张旗鼓，只是有人量完血压后，我们就到村委会门口跟老人们聊几句，问问要不要上楼拍张照，免费的，背景是天安门。

天安门背景图环境展示。​

果然，一经宣传，队伍很快就排起来了。原本以为老人家会害羞、会推辞，结果没过多久门口里就排上了队。有刚量完血压的，有本来只是路过瞧热闹的，还有隔壁屋纳凉的，都过来了。我们几个同学分工，有几个人专门蹲在旁边举相机，我则负责维持秩序。

我们在旁边招呼，老人们互相整衣领，用手拢头发。没有太多客套话，就是互相聊着天儿，但每个站上去的人，动作都带着郑重。一个爷爷站上去，腰板一下子就挺直了，同学举着相机蹲在旁边说：“爷爷看这里，笑一下。”快门响了，他脸上绷着的线条松开，笑了出来。

有个奶奶拍完，盯着看了很久，抬头问我们：“这个天安门是真的吗？”同学说：“奶奶，这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你们去不了北京，我们就让北京过来。”奶奶没说话，又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嘴角也翘着。

爷爷笑着看拍摄的照片。​

下午去敬老院，同样的背景布在院子里撑开。院里的老人们被护工搀着、推着，陆续从屋里出来。我们又拍了一轮。敬老院的条件比村里更简朴，但那天下午，房里边中央那块红墙金瓦的背景布格外显眼。有个爷爷拍完盯着照片看，指着相机问：“这个是我？”然后，他笑了。敬老院的阿姨在旁边说，他很久没这么笑过了。他平时不太说话，吃饭也慢，那天拍完照，回屋时脚步好像轻快了一些。

敬老院老人与师生代表在罗峪村敬老院共同合影。​

下午在敬老院的拍摄结束后，我们回到村委会，把另一块印着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校大门的背景布撑起来——这是专门给村里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三三两两跑过来，被我们招呼进“摄影棚”时还有些腼腆，站到背景布前却一下子认真起来。有小男孩拍完盯着照片看了半天，指着背后的校门问我们这个学校在哪里，我们说在长沙，他点点头，没再说话，但走的时候把照片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这些照片和老人的天安门一起打印出来——都是他们第一次站在“想去的地方”前面。

志愿者给罗峪村孩童拍摄照片。​

村里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桑植。别说北京天安门了，很多人连张家界市区都没去过。天安门对他们来说，是电视里才有的画面。他们这一代人，对天安门的感情和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对于他们而言那不是景点，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所以当我们把背景布撑起来时，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拍照的道具，是一扇微小而又巨大的突然打开的窗。

当天回到住处时已经天黑。我们把三组照片分开打印，共50余张，装入相框。这些照片整整齐齐地摆在整个桌面上。打印机的光映着那些面孔，红墙金瓦和罗峪村老墙在一张相纸上碰在一起，中间的爷爷笑得踏实。我们把每张照片背后都标记对应的人，生怕送错。再晚些时间，这些照片就会被送到那些老人手中。

照片都装进了相框。​

在罗峪村，我们看到的是脊背、皱纹和快门按下时的笑。不同于凝固的历史，今天面对的是还在呼吸的土地。我们背着药箱来，问诊、量血压、贴伏贴、发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但最后我们意识到，相框里的那些笑，可能比三伏贴留得更久。三伏贴几个小时就揭掉了，而那张照片，会被他们放在堂屋的桌上，或者压在玻璃板底下，每次看到，都能想起那天坐在“天安门”前面的自己。

我们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只是撑开了一块布，按下几十次快门，打印了五十多张照片。但对罗峪村的老人来说，那天下午，北京真的来过。

作者：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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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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