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在抗战时期

文/杨艳华

一

1937年11月初，淞沪战场的硝烟混合着江南的第一场寒雾，沉沉地压在裸露的田埂与水面上，每一寸清冷都似锋刃。杭州湾的潮水裹挟着日军的铁蹄声，一场关乎退路与存亡的阻击战，在嘉善悄然打响。硝烟弥漫的深处，一支脚穿草鞋、肩扛土枪的“土著部队”正死守阵地，他们以极其低劣的武器装备和血肉之躯，血战七天七夜，令号称“不可战胜”、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付出伤亡7000余人的代价，仅仅推进了11公里，成功掩护了淞沪会战参战部队的撤退，为南京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蒋介石亲自签发嘉奖令：“第10集团军指挥部：欣闻所部之128师坚守嘉善，百折不挠，忠勇之气，益骇敌胆，今特电嘉奖，并着发奖金4万元，以兹鼓励。蒋中正。”

这支令日军心惊胆裂的队伍，就是由湘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新编128师。而这支队伍的缔造者，耗尽半生心血培育新军队，却在勇士们出征前被迫交出兵权，离开故土，在省城担任着有名无实的闲职。他就是人称“湘西王”的陈渠珍。

陈渠珍，字玉鍪，湖南凤凰县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早年加入同盟会，清末参与援藏西征，抗英平叛，辛亥革命后回到湘西，民国期间先后主政湘西近二十年。抗日战争时期，他亲手培养的劲旅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128师，血战嘉善七天七夜，一战成名，成就了“筸军”的高光时刻；他受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委托，出任湖南省沅陵行署主任，协助完成湘西革屯抗日起义军整编，迅速稳定湘西局面,让既是抗战前沿又是后方屏障的湘西保持了稳定和战时繁荣；他接受进步人士指引，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开展抗战宣传，为中共湘西工委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他在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中维护湘西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让湘西人民在乱世中得以安居，又在国民党派系林立的纷争中被排挤、碾压，政途几起几落，最后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走向和平起义的道路。

沈从文先回忆在他身边作司书的时光里写道“使我感动的，影响到一生工作的，却是当时他那种稀有的精神和人格。”黄永玉先生亲自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先生治军仁，为政宽，工作务实，教子有方，生活简朴，博学渊雅，见解宏阔，无愧人称山水精英。”

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128师764团团长沈荃参加嘉善抗战负伤荣誉证书​

二

1913年，陈渠珍历经九死一生，自西藏辗转回到凤凰。时任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闻其归来，亲邀他加入镇守署。陈渠珍感其知遇，献上四策：“清明政治，整军经武，奖励农耕，兴办实业。”这四条方略中，“整军经武”成了他半生功业的起点。彼时湘西绿营，暮气沉沉，器械朽钝，兵无战心。陈渠珍力主改练新军，更襄助田应诏创办湘西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的创办，不仅为湘西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湘西培养了大量的本土将领，血战嘉善、一战成名的顾家齐、戴季韬、沈荃诸将，皆出于此。湘西“筸军”，自此有了新气象。

1920年，陈渠珍被任命为湘西巡防军统领，兼永保龙桑绥古乾泸凤麻十县剿匪总指挥，从此正式主政湘西。上任后，他主张“保境息民”，全力推行十县自治，推进乡村改革，兴办教育，发展经济。为巩固统治，他加速扩充武装，整编整训。经他苦心经营，湘西气象一新，地方军队的面貌彻底改变。1922年，沈从文从旧军队回乡，目睹这支队伍后大为感动，他这样记述所看到的军队：“枪械，纪律，完全不同过去那么马虎，每个兵士都仿佛十分自重，每个军官皆服装整齐凸着胸脯在街上走路……军队印象使我十分感动。”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麾下谋得司书一职，回忆那段时光时写道：“由于他那分稀奇精力，筸军在湘西二十年来博取了最好的名誉，内部团结得如一片坚硬的铁，一束不可分离的丝。”

此后，陈渠珍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师长、新编第34师师长。到1929年，新编34师麾下已有6旅、10余团，加上屯务大队和各县保安队，实际兵力达2.5万余人枪。为把这支队伍训练成战无不胜的劲旅，陈渠珍钻研历代军事典籍，结合自身行伍经验，撰成《军人良心论》。他提出，军队的政治修养在于有“道”，因为“道源于天”，“良心之为天所赋”，“探索良心之本原，以立致知笃行之准则”。他反复告诫：“有良心的人拿枪才是军人，没有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他还订立“六要”——要早起、谨言、整齐、有节、安业、守分；“九尚”——尚公、勇、信、让、勤、节、耻、恒；“七忌”——忌骄、忿、嫉、躁、贪、怠、吝。这些理念，为这支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筸不成湘”之称的地方部队，注入了崭新的精神内核。日后在抗日战场上荡寇杀贼的骨干，大多由此淬炼而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震怒，抗战呼声日益高涨。陈渠珍深受震动，为应对时局，他决定将军官教育团与国术训练所合并为经武学校，以“经文振武，效忠党国，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为办校宗旨，他亲任校长，聘请著名武术大师朱国福任副校长。学校成立后，陈渠珍常去视察、亲自授课，对师生训话：“而今日寇深入，国难当前，要奋发学习、矢勤矢勇，为民前锋，准备驱逐日寇，报效中华”。为提高部队素质，他又建起处处堪称标兵的模范营，专攻轻重机枪、火炮技术的特火大队，负责军风军纪的督查大队以及一支极富传奇色彩的黑旗大队。

黑旗大队专选身强力壮、吃苦耐劳、机警灵活的苗族青年，除军官外一律着黑色便服，黑头帕、黑腰带、黑绑腿，每人一杆长矛、一把大刀，腰插四颗手榴弹，专攻近战、夜战、肉搏战，每战必胜，威震八方。1935年新编34师改编为128师时，黑旗大队番号撤销，官兵整编为一营，随顾家齐师长奔赴嘉善前线，关键时刻成为令日寇魂飞魄散的“黑煞星”。

陈渠珍统辖湘西十余县，整军经武，办学兴教，扶持农商，湘西经济社会因此得到较快发展。然而，湘西的崛起，也引来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忌惮与不安，他提出“欲靖川黔、先靖湘西”的计划，处心积虑要“解决”陈渠珍及其所部。1935年6月，何键以追剿红军为名，调集各部压境，对新编34师形成包围，并乘势将其改编。陈渠珍不忍湘西生灵涂炭，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基业毁于一旦，最终选择忍痛交出兵权，于1936年9月被迫离开湘西。而他倾注心血打造的部队、那些朝夕相伴亲如手足的弟兄，则于同年2月先行调离故土。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编34师改编为128师，由顾家齐、戴季韬、赵季平等人率领，足蹬草鞋，肩扛土枪，踏上了抗日征程。他们血战嘉善、阻击棣溪、浴血牯塘，九死一生。然而当局却以“九江失守，128师增援不力”为由，将师长顾家齐送交武汉行辕军事法庭。幸而师参谋长赵季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呈上详细的战斗详报、电话记录，力证128师系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奉命撤退，顾家齐才得以改任70军副军长。而128师的番号，早在判决前就被撤销，士兵就近拨补到其他部队，连以上军官全部遣散回籍。顾家齐悲愤交加，拒不到职。陈范、吴光烈、田兴超等军官，因不满部队流血又流泪的不公待遇，密谋率部起义投奔共产党，事泄后惨遭杀害。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国民党派系争斗的挤压中，以湘西人“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不屈姿态，践行了当年陈老统领所教诲的“探索良心之本原，以立致知笃行之准则”。

陈渠珍为湘西国术训练所毕业同学录所作的序（部分）​

三

陈渠珍离开湘西后，各方势力为维护各自利益，置百姓于水火，地方日趋糜烂，百姓苦不堪言，吴恒良、隆子雍、石维珍等领导的苗民“革屯”起义日趋激烈，而何健在湖南省早已恶名昭著、民怨沸腾。1937年全面抗战拉开战幕。湘西苗民革屯起义军打出“革屯、抗日、倒何”旗号，连陷乾城、麻阳，围攻永绥、保靖、凤凰，川湘黔边一呼百应，蒋介石以此为由撤换了本不受其待见的何健。1937年11月，为人正直、处事严谨的张治中接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临行前专门向贺耀祖请教治湘之策，贺耀祖言之，湖南当前最棘手的是解决苗民“革屯”运动，而有“湘西王”之称的陈渠珍治理湘西颇有建树，在湘西有极高威望，可兵不血刃解决湘西问题。

张治中认为随着战事发展，湘西因地理位置特殊必将变得日益重要，建议设立湖南省沅陵行署。他到湘后对陈渠珍以诚相待，通过一段时间共事，对陈逐步了解，颇为赏识，为请陈渠珍就任沅陵行署主任，他甚至“三顾茅庐”。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同意设立沅陵行署，委任陈渠珍为沅陵行署主任。沅陵行署下辖第三、第四、第七三个专员公署，辖沅陵、大庸、桑植、永顺、泸溪、乾城、龙山、保靖、古丈、永绥、凤凰等21县，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一。

1938年4月初，陈渠珍到任沅陵行署主任，立即着手收编革屯抗日起义军。张治中曾在湘西各县屯务代表会上讲过：“湘西的治安治本的办法是在清明政治，改造社会，使政治上不再存留‘官逼民反’的因素......”这与陈渠珍“保境息民”主张完全一致，加之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起义军首领很多是陈渠珍的旧部，因此实施起来非常顺利。1938年4月12日，湘西地方武装整编大会召开，会上陈渠珍作了《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建设新湘西》的报告，并代表政府提出改编原则。此次改编共收编大小武装2万余人枪，编为1个新编旅，5个新编团，湘西局面得以迅速安定。

陈渠珍不费一兵一卒迅速平息了湘西局面，这令张治中十分满意。但作为川黔孔道和屏障的湘西，在抗战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在陈渠珍的治下真实社会状况如何，是张治中迫切想要了解的，因此，他决定亲自去实地一看。1938年5月31日至6月15日，张治中用整整半个月在湘西巡视，他将在湘西所见所闻逐日写入其回忆录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湘西秀丽山水的喜爱、对湘西淳朴民风的感叹、对湘西百姓生活艰难的悲悯及对陈渠珍治理成效的肯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巡视归来，就我所看到的各方面的情形，我的结论可绝不是悲观的”“在腐败老大的环境中，湘西是有一个新的气象表露出来了，古老的湘西是渐渐地转变过来了，湘西是向着新生的路上走了！”后来，他离任湖南省主席致辞时又特别提到湘西民训工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尤其在乾城看到保长训练班，我们深深地感动。那样严寒的天气，他们还穿着单衣，赤着脚穿草鞋，站在大风中，数小时没有丝毫移动。他们住的是四面通风的房子，睡的是白天授课的桌子。这些青年大概百分之四十是中学生，百分之三十是当地绅士，百分之三十是原来的保长。有这种苦干的精神，我们国家民族能够不复兴吗？”从这些字词行间我们看到这位立志“建设一个新时代的湖南”并将“廉正勇勤”作为省训的湘省最高长官对陈渠珍的工作是非常肯定的。

张治中巡视湘西期间，召集随行的省教育厅厅朱经农、省财政厅厅长尹任先等审查通过了陈渠珍代表行署提出的《安定及开发湘西各项方案》，这给陈渠珍以极大的鼓舞。张治中离开沅陵后，陈渠珍即着手开始部署安定湘西、开发湘西各项事宜。工业方面，开办会同、沅陵金矿，凤凰、晃县贡矿，凤凰、永绥铝锌矿；沅陵、溆浦选办锑矿，沅陵、溆浦、泸溪选办铝矿，还在辰溪县选办硫磺矿、在桑植办硝矿，以备军用，还有纺织厂、造纸厂、水泥厂等。农业方面，创办麻阳、凤凰、乾城良种示范区，以乾城“湘西农事试验场”为中心，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创办农业合作社，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等。交通通讯方面，修筑交通路网，架通电话线路，设沅陵广播电台，各县增设电报局，组织防空哨所等。民政方面，废区扩乡，整理保甲组织，增强抗战基础，优待军人家属，怃恤抗日阵亡遗孤，以保障社会安定。1938年7月7日，沅陵广场召开抗战周年民众大会，5000余人参加，陈渠珍发表了《湘西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的长篇演讲，论述了湘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安定湘西、开发湘西的若干重要措施，号召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他在讲话中说：“随着战事的发展，我们的责任将更大，必负起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之重任。我们一方面要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还要支援抗战，为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脚踏实地地，埋头苦干地开发和建设湘西，俾使湘西在抗战中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地，丰衣足食繁荣富庶之邦。”后来他的这篇演讲词在《国民日报》《西北导报》上分别发表，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湘西巡视期间，湘西人民的淳朴善良给张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里封闭和落后也深深刺痛着他的心。在全省教育会议召开之前，张治中专门邀请陈渠珍到南岳共商教育问题，并将苏皖地区迁入沅陵行署辖区的学校进行了安排。陈渠珍意识到，大量学校迁入，势必增加行署负担，但这不仅是战时所需，更可为地方带来文化和知识，为地方培养人才，是开发湘西重要契机。他当即表态同意西迁学校的方案，并建议整理扩大沅郡中学，在沅陵设立完全中学和油漆中学，在乾城、永顺、芷江设立师范学校。陈渠珍的建议得到了张治中的首肯。南岳归来后，陈渠珍即行组建“湘西教育促进委员会”，专门负责西迁学校和各学校创建、扩建事宜。1938年8月开始，苏皖地区学校陆续迁入湘西，中央政治学院迁入芷江，江苏省立医学院迁入沅陵，国立安徽中学（后改为国立八中）分别迁入乾城、永绥、保靖等县，还有教育部第九中学教师服务团、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江苏省立医学院、江苏省立银行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等纷纷迁入，另外，汉口、长沙的纺纱厂、湖北大冶华中水泥厂、汉阳兵工厂也陆续迁入乾城、辰溪、沅陵、洪江、芷江、溆浦等县，古老的湘西一时间机器轰鸣、书声朗朗，呈现出了战时繁荣的景象。

时任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1938年8月22日签发的关于抗日救国宣传的训令​

四

1938年的湘西大地风起云涌、瞬息万变。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湖南正从抗战后方变为前沿阵地，国民政府内迁后大量人、财、物经湘西周转，各方人员在湘西云集、停留、发展，湘西各县城镇人口迅猛增至近30万。同时，湘西作为通往川黔的要道，亦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焦点。为安抚陈渠珍，让他死心塌地地为其守住川黔屏障，蒋介石专门在武汉召见陈渠珍，并亲自与陈共进午餐，以视厚爱。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把战略目光看向了湘西，曾与贺龙结拜并随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秦光远因在贺龙部下工作时与陈渠珍有过交集，受周恩来和贺龙的委派到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秦光远到湘西后迅速赢得了陈渠珍的信任，受聘为行署参议。

为恢复我党在湘西的组织建设，加强党对湘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委在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内成立，工委机关设在沅陵。秦光远与中共湘西工委取得联系后，在中共湘西工委与陈渠珍之间架起了一座秘密的沟通桥梁。中共湘西工委在辖区里的活动得到了陈渠珍的默许，开进步书店，办报纸，排演文明戏，唱抗日歌曲，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很多抗日救亡组织、党员、干部以及各方面爱国人士先后进入湘西，廖沫沙、周立波主编的《抗战日报》、翦伯赞主编的《中苏半月刊》等由我党领导的进步报刊在沅陵复刊，乾城垦荒书店、泸溪战时书店、沅陵新路、乐群、生活书店，辰溪新知书店、溆浦生力书店等由我党地下组织创办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湘西各县街头，由我党领导的“一致剧社”也迁到了沅陵，一时间，湘西地区的党组织蓬勃发展，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开展如火如荼。《共产党宣言》《列宁传》等我党的理论书籍在湘西大地上传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关于我党的抗日主张在湘西的街头巷尾回响，《放下你的鞭子》《送郎上前线》《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敌人头上》《松花江上》抗日戏剧、歌曲点燃了湘西儿女的抗日激情。

陈渠珍为了表达支持抗日的意愿，在《国民日报》上刊发《告湘西民众书》，号召湘西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国家民族‘立奇勋’为湘西‘添光荣’”，他还通过秦光远向中共湘西工委表达了欲出资组建抗日宣传队的意愿。经过秦光远的联络协调，由湘西绥靖公署（沅陵行署已于1938年11月改为湘西绥靖公署）出资，中共湘西工委派出李谊之、金汉虚等党员组成“湘西绥靖公署抗敌流动话剧队”，共有队员20多人，他们与“一致剧社”组成流动宣传队沿湘川公路、湘黔公路到各县巡回演出。他们每到一处，除演抗日剧目、唱抗日歌曲外，沿途张贴宣传标语，散发抗日传单，组织讲演会、报告会、游行等，并帮助当地组织宣传抗日，发展党员队伍。

这块自古深植着忠勇爱国基因的土地，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而变得热血沸腾。凤凰县城300余名丫环勇敢地冲上街头参加社会活动，乾城县抗日晨呼队的抗日呼声每日清晨在万溶江畔响起，凤凰县苗汉杂居的长宜哨、黄罗寨、廖家桥、阿拉营等地苗民兄弟受到感召加入党组织，他们组织垦荒队开荒种粮，积蓄钱粮支援前线，他们在红色作家周立波深入苗乡调查时全程护卫他的安全......据史料记载，到1939年11月底，中共湘西工委已发展党员289人。在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引导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成为湘西各界和各族人民普遍共识。

1949年11月21日陈渠珍签发的关于凤凰县和平解放后相关事宜移交的代电​

五

陈渠珍因得到张治中的信任得以重返湘西政坛，两人因政见相同而彼此成就，这一时期湘西呈现出政通人和的新气象。而这一切，随着1938年11月长沙那场大火戛然而止。为落实国民政府实施“焦土抗战”策略，张治中受命拟定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因负责军警误信流言，慌张失误，导致古城长沙被焚，受此影响，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主席，由薛岳接任。

国民党高层惯用打压与利用交织的手段对待地方势力，陈渠珍多年深耕湘西，逐渐成为雄霸湘西的军政团体，是国民党各派系不时拉拢、又时时防范的对象，故国民党内部有“陈渠珍就是湖南动乱的根子”一说，薛岳赴湘前即对陈渠珍抱有成见。薛岳上任后，陈渠珍耿直无畏、不愿逢迎的个性与薛岳年轻气盛、刚愎自用的作派形成鲜明对比。薛岳担心陈渠珍拥兵自重，欲除之而后快。

历史，总在看似不经意的瞬间重演惊人相似的剧目，四年前新编34师的遭遇再次上演。1939年春节后，薛岳以加强抗战为名，建议将国民党嫡系部队刘峙的湘鄂川黔剿匪司令部、谷正伦的宪兵司令部及康泽的别动队调入湘西，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很快，这三支部队占领湘鄂川黔四省边区40多个县以及湘黔、湘川公路沿线，对湘西形成穿插包围之势。一切就绪后，薛岳建议改编湘西部队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1939年5月，湘西革屯起义军和地方武装被集中到桃源整编，编为新编第6军，军长陈渠珍，副军长沈久诚，参谋长柳潄风，下辖暂编第5、第6师。陈渠珍看到副军长沈久诚、参谋长柳潄风均为薛岳的心腹，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国民党清除异己的惯用手法，但事关抗战全局，陈渠珍再次选择隐忍，“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以湘西父老为重，服从抗战！”。他以“年事已高，不适军旅”为由，拒不就任新6军军长以表达心中的怨恨。后经张治中在重庆调停，蒋介石遂同意由薛岳兼任军长，沈久诚代行。

沅水的风轻轻地抚过脸庞，恰似家中老母那温柔中略带着一点粗糙的手。那些带着自备枪支、自备粮食和炊具的看起来土气十足的湘西汉子，怀着被歧视、被排挤的悲愤和幽怨，仍把民族大义和共御外侮放在首位，就这样悲壮又热烈地一头扎进战火纷飞的战场，这其中很多都是经历嘉善血战劫后余生的将士。第一次长沙会战，暂6师龙云飞部多次重创敌军，获得嘉奖。第二次长沙会战，暂6师隆子雍部从常德驰援长沙，与早渊支队激战长沙街巷七昼夜，击退早渊支队三千余人，后再率部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终因积劳成积、医治无效而去世。华容之战，暂5师吴恒良率部血战墨山铺，因“亲属及长子侄辈等伤亡甚众”，被誉为“杀敌致果一门忠义”，获蒋介石亲自签发的“陆海空军褒状”；暂5师第9连攻入华容城内，后因正面部队按兵不动而失去后援，全部牺牲在城内；七女峰上暂5师13团1营鏖战七昼夜，活着回来的仅不足一连，华容之战，暂5师损失一个半团、数千人，战死的连排长多达7人。石门阻击战暂5师再如128师般扛起掩护主力撤退的重任，8000余名将士仅重伤昏迷的副师长吴恒良和朱际凯团冲出重围，以数千名将士的血肉换来布防常德保卫战的10天时间。眼看着同卷一支旱烟、同睡一张草席的兄弟一个个离去，眼看着曾经亲切的官长一个个被调离、撤换，眼看着部队被一次次整合、撤编，但随之而来的一场场血战他们却从未缺席，常德会战、第四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这些带着自备枪支、自备粮食和炊具的看起来土气十足的湘西土著部队，最后用伤亡殆尽的代价回应了他们的陈老统在他们整编出发前的咽泪交待---“以抗战为重，莫丢湘西人的丑”。

而就在他们在战场上与敌拼死搏杀之时，他们年近花甲的陈老统在旧部的保护下躲过阻拦追杀，投靠重庆南川的舅父，在国民党特务的层层监视下以研制纺织机械、自办纺纱厂解决一家老小的生计。期间周佛海曾登门游说拉拢其“曲线救国”出任伪职，被陈渠珍怒斥，并表示自己虽身居险境，但绝不卖国求荣。

“羁身迢迢千里外，藏剑夜夜匣中鸣。”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湘西王”用这样忧郁与愤懑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怨恨，但并没有得到当局重视，直至抗战结束他才得以重返家乡。

1949年3月，以国民党嫡系部队李默庵部与湘西地方武装的权力之争为导火索引发震惊全国的“湘西事变”，陈渠珍受时任湖南省主席陈潜的委托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湘西解放前，陈渠珍接受我党建议，果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为湘西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最终与湘西人民一道迎来了崭新的、持久的光明。

（作者单位：湘西州档案馆）

作者：杨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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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